《文藝報》編輯部要我談?wù)劮�譯問題，把我難住了，多少年來多少人要我談，我都婉詞謝絕，因為有顧慮。談翻譯界現(xiàn)狀吧，怕估計形勢不足，倒反犯了自高自大的嫌疑；五四年翻譯會議前，向領(lǐng)導(dǎo)提過一份意見書，也是奉領(lǐng)導(dǎo)之命寫的，曾經(jīng)引起不少人的情緒，一之為甚，豈可再乎？談理論吧，淺的大家都知道，不必浪費筆墨；談得深入一些吧，個個人敝帚自珍，即使展開論戰(zhàn)，最后也很容易抬出見仁見智的話，不了了之。而且翻譯重在實踐，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為苦。文藝理論家不大能兼作詩人或小說家，翻譯工作也不例外；曾經(jīng)見過一些人寫翻譯理論，頭頭是道，非常中肯，譯的東西卻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為戒。不得已，談一些點點滴滴的經(jīng)驗吧。
　　我有個缺點：把什么事看得千難萬難，保守思想很重，不必說出版社指定的書，我不敢擔(dān)承，便是自己喜愛的作品也要躊躇再三。一九三八年譯《嘉爾曼》，事先畏縮了很久，一九五四年譯《老實人》，足足考慮了一年不敢動筆，直到試譯了萬把字，才通知出版社。至于巴爾扎克，更是遠在一九三八年就開始打主意的。
　　我這樣的躊躇當(dāng)然有思想根源。第一，由于我熱愛文藝，視文藝工作為崇高神圣的事業(yè)，不但把損害藝術(shù)品看做像歪曲真理一樣嚴重，并且介紹一件藝術(shù)品不能還它一件藝術(shù)品，就覺得不能容忍，所以態(tài)度不知不覺的變得特別鄭重，思想變得很保守。譯者不深刻的理解、體會與感受原作，決不可能叫讀者理解、體會與感受。而朋友：有的人始終與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強；有的人與我一見如故，甚至相見恨晚。但即使對一見如故的朋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真切了解。想譯一部喜歡的作品要讀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節(jié)、故事記得爛熟，分析徹底，人物歷歷如在目前，隱藏在字里行間的微言大義也能慢慢咂摸出來。但做了這些功夫是不是翻譯的條件就具備了呢？不。因為翻譯作品不僅僅在于了解與體會，還需要進一步把我所了解的，體會的，又忠實又動人地表達出來。兩個性格相反的人成為知己的例子并不少，古語所謂剛?cè)嵯酀�，相反相成；喜愛一部與自己的氣質(zhì)迥不相侔的作品也很可能，但要表達這樣的作品等于要脫胎換骨，變做與我性情脾氣差別很大，或竟相反的另一個人。倘若明知原作者的氣質(zhì)與我的各走極端，那倒好辦，不譯就是了。奈大多數(shù)的情形是雙方的精神距離并不很明確，我的風(fēng)格能否適應(yīng)原作的風(fēng)格，一時也摸不清。了解對方固然難，了解自己也不容易。比如我有幽默感而沒寫過幽默文章，有正義感而沒寫過匕首一般的雜文；面對著服爾德那種句句辛辣，字字尖刻，而又筆致清淡，干凈素雅的寓言體小說，叫我怎能不逡巡畏縮，試過方知呢？《老實人》的譯文前后改過八道，原作的精神究竟傳出多少還是沒有把握。
　　因此，我深深地感到：（一）從文學(xué)的類別來說，譯書要認清自己的所短所長，不善于說理的人不必勉強譯理論書，不會做詩的人千萬不要譯詩，弄得不僅詩意全，連散文都不像，用哈哈鏡介紹作品，異自甘做文藝的罪人。（二）從文學(xué)的派別來說，我們得弄清楚自己最適宜于哪一派：浪漫派還是古典派？寫實派還是現(xiàn)代派？每一派中又是哪幾個作家？同一作家又是哪幾部作品？我們的界限與適應(yīng)力（幅度）只能在實踐中見分曉。勉強不來的，即是試譯了幾萬字，也得“報廢”，毫不可惜；能適應(yīng)的還須格外加工。測驗“適應(yīng)”與否的第一個尺度是對原作是否熱愛，因為感情與了解是互為因果的；第二個尺度是我們的藝術(shù)眼光，沒有相當(dāng)?shù)淖R見，很可能自以為適應(yīng)，而實際只是一廂情愿。
　　使我鄭重將事的第二個原因，是學(xué)識不足，修養(yǎng)不夠。雖然我趣味比較廣，治學(xué)比較雜，但雜而不精，什么都是一知半解，不派正用。文學(xué)既以整個社會整個人為對象，自然牽涉到政治、經(jīng)濟、哲學(xué)、科學(xué)、歷史、繪畫、雕塑、建筑、音樂，以至天文地理，醫(yī)卜星相，所不包。有些疑難，便是馳書國外找到了專家說明，因為國情不同，習(xí)俗不同，日常生活的用具不同，自己懂了仍不能使讀者懂（像巴爾扎克那種工筆畫，主人翁住的屋子，不是先畫一張草圖，情節(jié)就不容易理解清楚）。
　　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長年感到苦悶。
　　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離多么遠。他們喜歡抽象，長于分析；我們喜歡具體，長于綜合。要不在精神上徹底融化，光是硬生生的照字面搬過來，不但原文完全喪失了美感，連意義都晦澀難解，叫讀者莫名其妙。這不過是求其達意，還沒有談到風(fēng)格呢。原文的風(fēng)格不論怎么樣，總是統(tǒng)一的，完整的；譯文當(dāng)然不能支離破碎。可是我們的語言還在成長的階段，沒有定形，沒有準(zhǔn)則；另一方面，規(guī)范化是文藝的大敵。我們有時需要用文言，但文言在譯文中是否水乳交融便是問題；我重譯《克利斯朵夫》的動機，除了改正錯誤，主要是因為初譯本運用文言的方式，使譯文的風(fēng)格駁雜不純。方言有時也得用，但太濃厚的中國地方色彩會妨礙原作的地方色彩。純粹用普通話吧，淡而味，生趣索然，不能作為藝術(shù)工具。多讀中國的古典作品，熟悉各地的方言，急切之間也未必能收效，而且只能對譯文的語匯與句法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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