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記

徽州文化的歷史，從萌芽、發(fā)展、鼎盛到轉型，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只有對這一完整的過程進行系統的研究，才能真正認識徽州文化的發(fā)展規(guī)律，體現徽州文化的價值與意義。當安徽省徽學學會決定編撰《徽州文化史》，并邀請我擔任先秦至元代卷的主編時，我感到既榮幸又有壓力。榮幸的是我對宋以前的徽州文化史很有興趣，也曾發(fā)表過諸如《徽州先秦史初探》《徽州古史二題》之類的文章，如今有一個系統梳理徽州文化源流的機會，確實很高興。壓力是目前學術界對徽州文化的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明清徽州文化發(fā)展的鼎盛時期，對它的萌芽、形成的過程研究不足。尤其是宋以前的徽州資料極其缺乏，從文化史的角度來寫，既要寫出特色，又要寫出徽州文化的發(fā)展規(guī)律，有一定的難度。

接受任務后，我首先考慮如何擬大綱。張海鵬先生曾指出，形成徽州文化的原因主要有兩條：中原文化是“基因”，徽州商幫是“催化劑”。我這一卷主要是記載徽州文化的源流，那么徽州文化中的“中原文化”是怎么來的？它又是如何同徽州土著文化相融合的？這點必須要論述清楚。同時，徽州這個“山限壤隔”“地狹人稠”的偏僻山區(qū)，又是如何從農業(yè)經濟向商業(yè)經濟轉型，形成引領中國商業(yè)經濟潮流的徽州商幫，也是必須要交代的。元以前徽州經濟的發(fā)展，是形成明清徽商鼎盛的基礎，沒有元以前徽州經濟的發(fā)展，就沒有明清徽商的鼎盛。

我很快就擬出了大綱，并幾經編委會開會斟酌、修改、確定�？墒窃诰唧w的資料搜集過程中，發(fā)現原來想寫的內容的相關資料極少，成不了章節(jié)。有些章節(jié)的資料又過于豐富，完全可以擴充。同時，在閱讀資料時，不斷有新的想法涌現。于是，提綱在撰寫過程中不斷得以修改，以致等書稿完成，與原來擬定的大綱已經大不相同，這也是我始料不及的。遺憾的是，徽州人的風俗禮儀、衣食住行、語言是文化史的重要內容，但在元代以前的資料中，幾乎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記載，無法作系統的論述，這也是本卷的最大缺失，只能留待以后新資料的發(fā)掘、發(fā)現，再予以修改補充。

在具體撰寫過程中還有不少困惑，如遷徽中原士族的始遷祖等資料，很多都不可靠。但在明清徽州文獻中，往往記載了不少這些始遷祖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徽州經濟開發(fā)中的貢獻，如鮑弘建鮑南堨、呂文達建呂堨等。如果不寫，這些事跡都明明白白地記載于府志、縣志；如寫實在是勉強。另外，關于徽州汪氏，從文獻和民間信仰的角度來考察，應該是土著。是將其作為土著來寫？還是作為中原士族來寫？也頗傷腦筋。目前已經完成的書稿，是本著“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原則，可信的，就作為信史流傳下去；可疑的，在記述中加以辨證，留待讀者自己思考。

陶淵明、李白、張志和與徽州的關系，是徽州文人津津樂道和史志經常記載的一種文化現象，但陶淵明所寫的“桃花源”是不是以黟縣為原型，李白究竟來過徽州沒有，張志和是不是祁門人，這都是沒有定論的歷史公案。武斷下結論稱陶淵明所寫的“桃花源”是或不是以黟縣為原型，李白來過或沒有來過徽州，張志和是或不是祁門人，都不是一種嚴謹的學術態(tài)度。但這三個人與徽州的關系，又是徽州歷史上的一種文化現象，并一直影響著徽州文化。所以我在寫三人與徽州的關系時，也是本著“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原則，只寫各方意見，不下定論，只記述這一文化現象，讓讀者自己去思考。

在寫徽州宗教信仰的過程中間，也遇到一些困難。按理寫徽州人的宗教信仰，應重點突出徽州宗教人物的宗教理論和老百姓的宗教活動。但是由于缺乏徽州地方宗教人物有關宗教理論和老百姓具體的宗教活動資料，只能從宗教人物隱逸修煉、拜神尋仙、祈福禳災的宗教行為中來加以記述。但這也是記載地方宗教文化的一種不得已的方式，能夠反映徽州人南宋以前宗教信仰的實際狀況。通過記載徽州南宋以前宗教信仰的實際狀況和南宋以后宗教的世俗化，反映徽州人思想信仰的轉變，突出新安理學作為徽州文化思想基礎的存在。

由于文化史涉及面廣，我約請了徽州師范學校方光祿教授撰寫中原三次人口遷徙和徽州宗族制度形成的內容，黃山學院吳兆民教授撰寫徽州文學史方面的內容，歙縣地方志辦公室張愷先生撰寫徽州文房四寶方面的內容。開始約稿時，擔心元代以前的資料難找，也就沒有限定他們的字數，讓他們放開來寫，越詳細越好。誰知道方光祿、吳兆民都寫了將近10萬字，張愷也有2萬多字。為了這方面的內容能夠同整卷的風格一致，我進行了大刀闊斧地刪削和改寫，特向他們表示歉意。編寫過程中參考了一些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都在相關章節(jié)中予以注明，謹在此表示感謝！圖片由張建平、李俊協助提供，一并表示感謝！該卷書稿雖由我一手總編完成，實際上是學術界共同研究成果的結晶。

翟屯建

2014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