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出現(xiàn)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文藝復興時期”，也即東西方文化大交匯的一個極其奇異的歷史時期。世界上很難找到像魯迅這樣對東西方文化都十分熟悉的作家，襟懷博       魯迅出現(xiàn)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文藝復興時期”，也即東西方文化大交匯的一個極其奇異的歷史時期。世界上很難找到像魯迅這樣對東西方文化都十分熟悉的作家，襟懷博大，視野開闊，目光犀利；更難找到像他這樣以異質(zhì)性的文化觀念，猛烈地抨擊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作家。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個天生的叛逆者，革新家，一個與政治霸權(quán)和文化霸權(quán)誓不兩立、不妥協(xié)不屈服的斗士。在文人社會中，他孤身奮戰(zhàn)，那么勇敢而傲岸。同時，魯迅又是一個極富同情心和道義感的平民作家。他可以放棄學者教授的頭銜，放棄世俗社會所珍視的一切，但是決不放棄作為一個寫作者的責任。就像他筆下的那個復仇的黑色人那樣，他唯以兒子般的忠誠和俠士般慷慨赴難的熱忱，始終不渝地護衛(wèi)著苦難的大地，廣大的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們。
在魯迅那里，人格、思想、藝術(shù)，是一個極其健全而又充滿內(nèi)在矛盾張力的統(tǒng)一體。不但在中國，他是唯一的；即使在世界范圍內(nèi)，也是罕有的特異者。魯迅的所有一切，可以說，都包容在《魯迅全集》里，包容在他的全部的文字遺產(chǎn)中。要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知識分子，了解魯迅本人以及我們自己，正如郁達夫說的，閱讀《魯迅全集》是唯一捷徑。實際上，能夠通讀《全集》的人畢竟很有限，作為一般讀者，大約只能讀選本。至于讀文摘本或語錄本，無疑是更簡捷的，而流弊，也正好出在這簡捷上面�！拔母铩逼陂g，以油印或鉛印方式出版的魯迅語錄當不在少數(shù)，但都一律使用單一的論斗爭的文字，這些文字一旦被抽離專制統(tǒng)治的背景，魯迅便立刻化成了一個仇恨成性、無端挑釁、面目猙獰的“英雄”。魯迅本人曾經(jīng)打過一個調(diào)皮的比方，說：“譬如勇士，也戰(zhàn)斗，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里，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jù)的，然而，豈不冤哉！”
所以，魯迅是反對“摘句”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容易流于片面。在后來寫的一篇文章中，魯迅以陶淵明為例說，世人多摘引其“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以完成一個“飄逸”的詩人形象，殊不知還有“金剛怒目”的一面，因為他確實寫過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一樣的文字，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可見，倘要摘句，就得極力避免以偏概全。
目下的這個摘句式選本，就是基于這種考慮編選的。編者并非那類研究魯迅的通人，自然，本書也不敢自詡為模范的選本，但是，力求顯示魯迅思想和人格中的實質(zhì)性和豐富性，確是著手的初衷。
在此，編者需要說明的是：
一、魯迅是一個十分關(guān)注中國現(xiàn)實問題的知識分子。他所以從事寫作，本意就是為了改造“國民性”，改造中國社會。因此，回到魯迅當時的語境——一個專制、腐敗、黑暗的中國社會環(huán)境中進行理解，才是有效的閱讀。
二、魯迅常�？畤@說中國的戰(zhàn)士太少。作為“精神界戰(zhàn)士”，批判的人文主義者，反抗強權(quán)與強勢的需要，決定了魯迅的思維是否定性思維、反向的思維、批判的思維。譬如自由、民主、人權(quán)等問題，在魯迅那里，往往沒有現(xiàn)成的定義和結(jié)論，只能通過對專制政治、對暴君與奴才、對愚民政策等具體的社會歷史現(xiàn)象的暴露與批判，才能理解其真正的意涵。魯迅是慣于以“否”說“是”的，而這，正是他與聰明的學者及次學者大不一樣的地方。正因為如此，魯迅也就常常被加以“仇恨政治學”“偏激”“刻毒”“不寬容”“有破壞而無建設”之類的惡名。
三、有條件者，當然最好能閱讀原著；在發(fā)生疑義時，尤當顧及語錄的上下文，顧及全篇，乃至所有相關(guān)的文字，以確保思想的完整性。譬如最后論現(xiàn)代人物的部分，所錄未必是完全的，且不能視作定論，因為更多的，只是作為社會成見的一種反證而已。
以上所說，并非什么“臨時約法”，編者也沒有如許權(quán)力。據(jù)說，自由閱讀是沒有邊界的。——讀或不讀，又或如何讀，概由讀者作主。正如魯迅說的，“自己裁判，自己執(zhí)行”，其實這不也很好嗎？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