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提起“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人們首先想到的自然會是陸游。不錯，在楊萬里、陸游、范成大、尤袤這“四大家”中，最受后世推崇的無疑要數(shù)陸游了。但是，許多人也許想象不到，在南宋當年，中國詩壇最負盛名的卻是楊萬里。陸游就曾拿他自己與楊萬里做過比較說：“文章有定價，議論有至公。我不如誠齋，此評天下同�！保ㄒ姟秳δ显姼濉肪砣�十五《謝王子林判院惠詩編》）

自然，不能排除陸游有自謙的可能，正如楊萬里在評價陸游的詩才時也曾自謙說：“我老詩全退，君才句總宜�！钡珡年懺娭刑岬降摹白h論有至公”和“此評天下同”的說法來看，他在這里所說的主要還是天下的公論，而不完全是表達謙虛之意。與此相應的是，在當時的“天下”詩壇，事實也確實如此。當時的著名詩人姜特立就曾寫道：“今日詩壇誰是主，誠齋詩律正施行�！蓖瑫r另一著名詩人王邁也在他的《山中讀誠齋詩》中說：“萬首七言千絕句，九州四海一誠齋�！碑敃r的宰相詩人周必大也稱贊他“執(zhí)詩壇之牛耳”，并說：“誠齋詩名斗牛寒�！倍�當時的著名經(jīng)史學家項安世更盛贊他“雄吞詩界前無古，新創(chuàng)文機獨有今”……

當年中國文苑詩壇對楊萬里諸如此類的贊譽，可謂不勝枚舉，而且毫無異議。這就充分表明了楊萬里當時確實是舉國一致公認的詩壇“盟主”。

這就難免令人產(chǎn)生一個疑問——為什么在后世受到人們更多贊頌的陸游，當年聲名反而會屈居于楊萬里之后呢？

其實，這個問題，當年著名的詩詞評論家，后被歷代學界譽為“宋、元、明、清四朝詩話第一人”的嚴羽在他的《滄浪詩話·詩體》中就已揭示出來。嚴羽總括宋代詩歌的體例共舉出了七大家，即：“東坡體、山谷體、后山體、王荊公體、邵康節(jié)體、陳簡齋體、楊誠齋體”。人們從中可以看到，其中有“楊誠齋體”，而沒有“陸放翁體”；而且七家中的前六家都是北宋時期的（陳簡齋雖歿于南宋，但其詩體仍是成型于北宋時代），唯獨楊萬里是南宋的。可見在嚴羽看來，在整個南宋時期，就只有楊萬里一家的詩可以稱之為“體”。所謂“詩體”者，乃詩人之獨特創(chuàng)造和其詩作獨具之特色也。

平心而論，陸游的詩無論從數(shù)量還是就質(zhì)量而言，應該說都可與楊萬里比肩。他們兩人詩歌創(chuàng)作的總體成就可以說難分伯仲，而風格韻味則各有千秋。這一點，錢鍾書先生在他的《談藝錄》中曾有一段公允的評價：“以入畫之景作畫，宜詩之事賦詩，如鋪錦增華，事半而功則倍，雖然非拓境宇、啟山林手也；誠齋放翁正當以此軒輊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與古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誠齋之化生為熟也。放翁善寫景，而誠齋擅寫生。放翁如畫圖之工筆；誠齋則如攝影之快鏡，兔起鶻落，鳶飛魚躍，稍縱即逝而及其未逝，轉瞬即改而當其未改，眼明手捷，蹤矢躡風，此誠齋之所獨也。”

自古以來，書貴一體，文貴一家。詩歌創(chuàng)作自然也不例外。楊萬里的詩能夠突破前人的藩籬，大膽創(chuàng)新，開拓進取，以致自成一家，達到明顯的與人不同而為自身“之所獨”的高超境界，這正是他能夠被譽為一代詩壇“盟主”的根本原因。而陸游雖然創(chuàng)作成就并不亞于楊萬里，甚至后世還有很多人認為他的成就遠在楊萬里之上，但非常顯然的是，從詩歌藝術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而言，則楊萬里的貢獻又確實要比陸游高出一籌。

更重要的是，楊萬里不光自身能夠跳出前人（尤其是江西詩派）的窠臼，使自己的詩作一新世人之耳目，更重要的是他還因此而成了整個南宋詩風轉變的英勇旗手。正如錢鍾書先生在他的《宋詩選注·楊萬里小傳》中所說的，雖然宋以后楊萬里詩的讀者不如陸游的多，甚至比范成大的都少，但“楊萬里卻是（南宋）詩歌轉變的主要樞紐，（他）創(chuàng)辟了一種新鮮潑辣的寫法，襯得陸和范的風格都保守或者穩(wěn)健”。眾所周知，自從北宋黃庭堅的“山谷體”濫觴之后，江西詩派迅速風靡全國，幾乎主宰了整個詩壇。楊萬里身為江西人，而且本身又是學江西詩起步的，可見他要擺脫江西詩派的影響是何等的不易。然而，卻偏偏是他于南宋所謂“中興”之初，第一個斷然燒毀自己的江西體舊作兩千余首，揚棄了江西詩稽古化今、脫胎換骨、窮于工細的傳統(tǒng)家法，轉而師法自然，追求一種天造地設、信手拈來、不事雕琢、生動活潑的新“活法”，從而蔚為大觀，影響所及，不僅是整個南宋詩壇，而且一直延續(xù)至今。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楊萬里因為曾經(jīng)把大量的民間口語寫進自己的詩作，甚至被胡適、錢玄同等一班新潮文學大師推崇為中國現(xiàn)代白話詩的始祖。

也正因為如此，雖然后世也頗有人批評楊萬里的詩“太多太濫”，下筆“過于隨意”，有的甚至流于“粗俗淺薄”，以及“思想性不高”等等，但楊萬里作為獨特一家的地位卻始終不可動搖，而他在藝術創(chuàng)新上對當時乃至后世文學的影響，在整個南宋詩壇更是無人能比。正如后世日本和尚兼學者英肇海所言：“世多謂誠齋南宋一詩人，立乎尤、蕭、范、陸之際，流易淺俗，諧謔自喜，詩道之魔耳。余獨取其詩而潛心讀之，多清空宕往之作，俊快勁健，如鷙鳥之翔空，駿馬之下坡也。奔逸縱橫，灑灑焉，脫脫焉，蓋痛忌致與滑而洗以天河萬斛之水者歟！于是始知其機軸高于范、陸上，而非尋常詩人所敢知也。”

令人遺憾的是，在某個時期，我國文藝界在評價南宋詩人時明顯地存在著一個“抑楊揚陸”的普遍現(xiàn)象。唯有“遺世獨立”的錢鍾書先生能夠剛正不阿地勇述己見，在當時就明確無誤地指出了楊萬里在詩歌藝術上勇敢創(chuàng)新、獨樹一幟、扭轉乾坤的巨大貢獻。而令人欣慰的是，錢鍾書先生對于楊萬里詩歌藝術成就的論斷，在破除了“極左”思潮桎梏的今天，終于漸漸成了學界的共識。

其實，不光是詩歌，楊萬里的散文創(chuàng)作成就和學術研究成就在南宋也堪稱一流。只是由于其詩歌創(chuàng)作成就格外突出，以至于把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和學術研究成就都遮蔽了，因而后世文學評論界很少有人談論到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和學術研究成就。進入現(xiàn)代以來，我國文學界先后出版了多種《中國散文史》，其中竟沒有一部提到過楊萬里的散文成就，甚至連《江西文學史》中也只評述了楊萬里的詩歌，而對其散文只字未提。倒還是那個日本和尚英肇海早就在他的《翻刻千慮策后序》中指出：“因閱其全集，而后又知其志不在于詩，而在于文；不在于文，而在于學也。其學之經(jīng)世，蓋與同時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不可同日而語矣，是其所以有千慮之策也。”這位在中國清朝時代就把楊萬里著作大力引進日本的日本僧人可謂慧眼識珠矣！

不過，可喜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nèi)學術界已開始陸續(xù)有一些學者注意到了楊萬里的散文水平之高超，以及學術（尤其是易學）研究法式之獨特；而對于其長期“不顯”之原因，也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探討。例如周汝昌先生就在他所編的《楊萬里選集》引言中評價其《千慮策》“見地警辟，說理周徹，文筆條達，感情痛切”。于北山先生則在他所編著的《楊萬里年譜》前言中指出，楊萬里“為文兼擅眾體，步趨韓柳。其密栗深邃、雅健幽峭處，尤與河東為近。友朋以此相推，誠齋也以此自負”。王琦珍先生也在他所編的《楊萬里詩文集》前言中指出：“楊萬里的文，不僅數(shù)量眾多，體裁齊全，而且文學成就也很突出�！辈⑻貏e推崇他的駢文“俱精妙絕倫，往往屬對出之意外，妙若天成，南宋諸公皆不及”。而張瑞君先生則在他的專著《楊萬里評傳》中，專列了一章評論楊萬里的散文成就。此外，學術界還先后開展了三次專門的楊萬里學術研討活動。而在這些研討活動中，楊萬里的易學研究成就，尤其是他花費十七年的業(yè)余時間撰寫而成的《誠齋易傳》，獨出機杼地采用以史證易的方法，試圖開發(fā)易學之政治功用的努力，也受到了部分學者的重視。

更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楊萬里不僅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經(jīng)學研究上成就突出，而且在政治理論和實踐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完全稱得上出類拔萃。

早在步入仕途不久，人到中年之際，他就利用居家守制的時間寫出了洋洋數(shù)萬言的三十篇政論《千慮策》，從為君之道、鞏固江山社稷之原理、社會治亂之根源、愛惜和正確使用人才、正確選拔任用宰相和將帥、整軍經(jīng)武之道、駕馭官吏之法、改革選舉考試科目、改善刑法、解決冗官問題，以及如何完善民政措施等十幾個方面直言不諱地指出了南宋王朝當年所存在的種種嚴重弊端，并一一相應地提出了解決的策略和措施，一時震驚了當時聲名卓著的陳俊卿、虞允文兩位宰輔。在南宋政治家中，連位及宰執(zhí)的袞袞諸公尚沒有一人如此全面、系統(tǒng)而深刻地論述過治國策略的，而當時的楊萬里才不過是個比芝麻芥子還小的從八品宣教郎。難怪虞允文看到楊萬里的《千慮策》后要驚嘆：“不意東南有此人物！”而后世日本學僧英肇海在其《翻刻千慮策序》中也明確指出：“其言切實懇到，一一中時弊，可謂昏夜之一燈矣�！�

在政治實踐上，盡管楊萬里終生都在當官與退隱的矛盾心理中痛苦地掙扎，而一旦走馬上任，他往往便能拿出不同凡響的舉措，來解決公認的天下難題。他從最低級的地方掾吏當起，繼而知縣、知州、路使者，以及多個中央機關職位，可謂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無不打理過，所到之處，無不聲譽卓著。他不用刑獄，與民約法而順利解決了賦稅征收問題，他處處興教立學而推廣了文明教化，他大力舉薦人才而為賢能之士開辟了晉升之路，他帶兵剿匪而一舉大獲全勝，最后他以掛冠抗旨的堅決態(tài)度，拒絕發(fā)行禍國殃民的鐵錢會子而震驚了朝廷，竟使得這項害民政策不得不胎死腹中。雖然他最終為此而永遠告別了官場，但他仍然是一個勝利者。他雖未能躋身于宰輔高位，但他在朝廷內(nèi)外的影響比許多宰輔級高官還大，弄得孝宗趙昚惱恨他“直不中律”，而光宗趙惇則驚嘆：“楊萬里也有氣性！”

也正因為如此，原本完全有條件和資格出將入相的楊萬里才至于落了個長期仕途困頓，終生得不到充分發(fā)揮其聰明才智和一展其政治抱負的機會。最后只得憤而掛冠，退出政壇，專以詩文創(chuàng)作和思想理論研究來充實自己的人生。

然而，正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今天，我們已經(jīng)清楚地看到，當年許多權傾一時、極盡榮華富貴的勢利之輩，早已經(jīng)腐朽成灰，蹤跡全無；而楊萬里等既注重立德立功又不憚于灑脫立言的一代思想文化巨擘，卻以其超凡脫俗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劃時代的思想文化成果而為后世人所衷心景仰，代代傳承，以至于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