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詩人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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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傳主莊周老先生，按照名人辭典的界定，應該是“戰(zhàn)國時期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這種定位，無疑是很完整、很規(guī)范、很標準的。不過，如果再個性化一點兒，也可以說，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詩人哲學家”。
　　哲學與詩，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都是創(chuàng)造力的產物，它們以不同形式，共同詮釋生命、彰顯個性、演繹人生。歷史上，真正偉大的哲學家，無不重視對藝術中的美的體驗，其本體往往是詩性化的，而且，他們的哲學著作大都富于直覺的體悟，具有想象性、形象化與鮮明的個性色彩，有的還頗具浪漫的激情和狂恣的幻想。
　　哲學，不僅是理性思維的果實，它也常常是詩性思維的產物。也正是為此吧，所以，西方哲人甚至認為，只有詩人或者藝術家，才能成為真正的哲人。我國現代著名學者、文學家聞一多先生對此有深切的體驗，他說：“向來一切偉大的文學和偉大的哲學是不分彼此的”，“文學是要和哲學不分彼此，才莊嚴，才偉大。哲學的起點便是文學的核心”。莊子的哲學“不像尋常那一種矜嚴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皺眉頭、絞腦子的東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絕妙的詩”；他所表現的感情既簡單，又神秘，“他那嬰兒哭著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悵，圣睿的憧憬，無邊際的企慕，無涯岸的艷羨，便使他成為最真實的詩人”�！八�以，莊子是開辟以來最古怪最偉大的一個情種；若講莊子是詩人，還不僅是泛泛的一個詩人”。在這里，詩，既是一個文學概念，也是一個哲學概念。
　　莊子接受感官的呼喚，放射出激情火花，又能隨時運用理性的抽象，營造出幽思玄覽。如果說，他從詩那里找到了靈感的源頭；那么，哲學則使他獲得了悟解的梯航。在他的身上，詩與哲學實現了有機統(tǒng)一，統(tǒng)一于對宇宙人生終極問題的思考與追問，統(tǒng)一于對龐大的外在的社會價值體系的棄置，而著眼于對生命、對命運、對人性的形上思索和詩性表達�？梢哉f，莊子的不朽杰作，是在一個詩性最匱乏的時代，卻以其熠熠的詩性光輝，托載著思想洞見、人生感悟、生命體驗，而澤被生民，垂范后世。
　　“詩人哲學家”之外，如果我們再推演一步，亦即普泛一點說，莊子又是一位“時代巨人”。這就引出了德國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的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的話題。
　　在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上，曾經出現過這樣一個神奇的現象：幾乎在同一時期——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世界范圍內幾大文明古國，在相互隔絕、獨立發(fā)展的情況下，都分別出現了一批偉大的思想家：中國有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等，古希臘有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印度有釋迦牟尼，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他們對于人類所關切的宇宙、社會、人生等最高層次的根本問題，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進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作為東西方文明的共同精神財富，在兩千余年的漫漫征途中，潤澤著人類饑渴的心靈。
　　雅斯貝爾斯認為，這是標志著人類意識覺醒、人類文明精神重大飛躍的時期。他突破了長期以來的西方中心論，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指出：“對我們來說，軸心期成了一種尺度。在它的幫助下，我們衡量各種民族對整個人類歷史的意義”；“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思考和創(chuàng)造的一切而生存。此后的每一次新的飛躍，都會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原動力�！庇捎谶@幾百年間成批出現了世界級的思想、文化巨人，所以，學者們又把它稱作“巨人時代”。
　　在中國，最先關注這一奇特現象，并從文學方面予以闡釋的是聞一多先生。1943年，也就是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的理念六年之前，他就憑借其天才的直覺，敏銳地指出：“人類在進化的途程中蹣跚了多少萬年，忽然這對近世文明影響最大最深的四個古老民族——中國、印度、以色列、希臘，都在差不多同時猛抬頭，邁開了大步�！�
　　這個“巨人時代”，在中國恰值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一時期，無疑是典型的衰世、亂世與濁世，但它又是以“百家爭鳴”為標志的中華文明史上第一個群星燦爛、光焰四射的文化昌盛期。現代著名學者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歷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亂世衰世。所謂大人物，他不僅在當世，還要在身后，對歷史有影響、有作用”。比如，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孟子，道家的創(chuàng)始人老子、莊子，“其影響后代中國，實在大極了”。
　　記得日本當代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在談到契訶夫的《櫻桃園》和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對于當代文學的影響時，曾以“如來佛的掌心”作喻，說：“就是現在，有時也覺得是在他們的掌上似的”。這個說法很形象、很新穎，也很深刻，不過，只就一部劇作就做出如此絕高的評斷，未免稍有過譽之嫌。但是，如果把這個比喻移植過來，用于那幾位“中國歷史上第一等大人物”，說是我們至今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從本源上講，仍然沒有跳出他們的掌心，大概還是恰當、中肯的。
　　相對于東西方的其他文化巨人，莊子的哲學思想、思維取向，有其瑰奇特異、卓爾不群之處。
　　就學術內容看，古希臘哲學家，以求知而談哲理，一般都具有嚴格意義上的博大精深的形而上的哲學體系。其中許多人“上窮碧落三千界”，“不問蒼生問本根”，探索的多是“萬物究竟起源于水還是起源于火”之類的抽象問題。早于莊子二三百年的泰勒斯，一到夜間，就翹首企足，仰觀天象，心神過于集中了，以致不慎墜入旁邊一個水坑里，遭人嘲笑只顧關注天上的星辰，卻忽視了身旁的一切。與古希臘哲人恰成對照，“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①。尤其是儒家學派，很少在純精神領域中耗神費力、馳騁想象；他們所關注的都是人的社會性，世道人心，倫理教化，特別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這一人生鵠的。
　　而集道家思想之大成的莊子，卻能獨辟蹊徑，兼?zhèn)涠�者之長，既關注天道、自然，又重視社會、人生。正是莊子，“在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時空這對范疇，為時空下了定義，明確它在哲學上的意義”②。他說：“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本末）者，宙也。”③莊子認為，道，“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④；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于人之論者謂之冥冥”⑤；道，凌于物際，超乎時空，充塞天地�！�—這些方面全都具有形上品格；而生命哲學，舉凡人性、人生、命運、生命意識、心靈世界的感悟與認知，更是他所著意研索的課題。莊子哲學顯現詩性特征，是充分個性化的，有些方面近于藝術；它重精神、重境界、重感悟；超越政治、現實，超越物質、功利，圍繞著把握生命、張揚個性、崇尚自由而生發(fā)智慧，啟動靈思。
　　就學術品格、精神境界看，莊子思想尤其可貴的是具有鮮明的包容性。在莊子看來，宇宙原自無始，世界沒有絕對，事物皆是“固有所然，固有所可”。這正是交流、對話所應具有的容忍、理解、“進入對方”的那種品格。當代一些學者認為，莊子思想意境寬廣，概念、觀念、命題十分富足，易與異質文化形成多領域、多層次的接觸面，構成交流、對話的語境。莊子思想為中國文化消化吸收異質文化提供了觀念的通道、思想的橋梁。他既質疑一切固有的觀念、模式，又以開放、寬容的態(tài)度對待不同學派的建樹。莊子承認和尊重個體的差異性，以為各種事物、各種歧見“然與可”的判斷，都各有成立的依據。作為中國第一部學術史，《莊子?天下》篇綜述戰(zhàn)國諸子的學說，對其中各家之評斷相當公允，體現出寬容、開放的學術精神。①
　　相形之下，儒家學派就要褊狹得多，對于異質思想具有極大的排斥性。與莊子處于同時代的孟子，力辟楊墨，他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到了后世，宗儒者韓愈更是變本加厲，對于佛老這一“異端”，在批判、制止的同時，還要“人其人（逼令還俗），火其書，廬其居（寺觀改作民房）”，顯現出一副勢同水火、有我無彼、你死我活的純然對立姿態(tài)。
　　莊子具有高遠的精神境界和開闊的胸襟、視野。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莊子不是這樣，什么先王的遺范、現世的禮制，在他的心目中，都缺乏應有的權威；而人身的偶像、神鬼的靈明，他更是不予理睬。至于那些“拘于虛（受空間限制，“虛”同“墟”）、篤于時（受時間限制）、束于教（束縛于仁義、禮教）”②等外在的框限和內在的束縛，對于普通人來說，都是纏夾不清，甚至無法擺脫的；而在他那里，盡數得到了化解——“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他人非議），無鬼責（鬼神責備），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炫耀），信矣而不期（期求）。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疲乏）。虛無恬淡，乃合天德（合乎自然稟性）�！雹鬯�的襟懷曠遠，氣魄絕大，他要“乘云氣，騎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①；他要“登天游霧，撓挑無極（騰躍于無極之境）”②。他的目標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變），以游無窮者”③。當代著名學者陳鼓應先生指出，莊子講“至人無己”，這里的“己”，是指為功名、智巧、形骸、嗜欲所困縛的小我�！盁o己”，并非沒有自我，乃是超越執(zhí)于一偏的小我，揚棄世俗價值所拘系的小我，使自己從狹窄的局限中提升出來，而成為擁有大我的至人。這個大我，非生理我，非家庭我，亦非社會我，乃是達于天地境界的我，與萬物相感通、相融和的我，亦即宇宙的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