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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去的人 
定 價：28 元 叢書名：微閱讀大系·林賢治人文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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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間有如逝水一去無跡，所以，過往的記憶總是令人珍惜。正如普希金詩里所寫，哪怕日子充滿苦痛，在記憶之中，也將變成親切的懷戀。
這個集子，所選多是作者對已故人物的回憶，其中又多是自己的親人和師友。集子中多出兩位“公眾人物”：王實味和遇羅克。一個是前革命時代的人，一個是同齡人，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但他們都同樣以文字罹難，仿佛是歷史峽谷中的一個意味深長的呼應似的。他們之于作者，并不像其他的人那樣有著實際生活中的聯系；所謂“文字緣同骨肉深”，閱讀他們的文字，卻使作者切實地“有著一種親緣的感覺，而不曾間斷精神上的往來”。 在作者看來，遠別的小屋，油燈，松鼠，也都是值得懷念的。在個人的情感世界里，無所謂偉大與平凡的絕對限界；最卑微的事物也可以成為圣物，一樣有著恒久的炫目的光輝.
編后記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時間有如逝水一去無跡，所以，過往的記憶總是令人 珍惜。正如普希金詩里所寫，哪怕日子充滿苦痛，在記憶 之中，也將變成親切的懷戀。 記憶有兩種：集體記憶和私人記憶。前者指社會事 件，社會生活，構成為個體生存的外部環(huán)境，后者關于個 人的人際關系及日常生活，有許多不為人知的隱秘的內 容。與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記憶是親近的、細密的、深入 的，往往刻骨銘心。社會上的事情要為個人所銘記，大抵 與個人命運相關聯，故能喚起切身的感受，從而使生動的 細節(jié)得以保留。 這個集子，所選多是對已故人物的回憶，其中又多是 自己的親人和師友。母親故去已逾十年，至今未曾為她寫 下一點記念的文字，是我最感愧疚的事。對于記憶深長的 部分，本意等候一段安靜的日子到來之后慢慢地寫 ，然 而累月經年，一直生活在蕪雜和焦躁之中，結果只好延宕 著不曾著筆。 集子中多出兩位“公眾人物”：王實味和遇羅克。一 個是前革命時代的人，一個是同齡人，經歷過文化大革 命，但都同樣以文字罹難，仿佛是歷史峽谷中的一個意味 深長的呼應似的。他們于我，并不像其他的人那樣有著實 際生活中的聯系；所謂“文字緣同骨肉深”，閱讀他們的 文字，卻使我切實地有著一種親緣的感覺，而不曾間斷精 神上的往來。 遠別的小屋，油燈，松鼠，也都是我所懷念的。在 此，我不由得想起莊子的“齊物論”。在個人的情感世界 里，無所謂偉大與平凡的絕對限界；最卑微的事物也可以 成為圣物，一樣有著恒久的炫目的光輝。 2014年5月3日
林賢治，著名作家，學者。著有《五四之魂》、《人間魯迅》、《中國新詩五十年》等，主編叢書叢刊多種。
目 錄
《圣地野百合》引言 重印《中國文字獄》，兼懷王業(yè)霖先生 懷念耿庸先生 紀念何滿子先生 詩人的工作 紀念李慎之先生 只有董樂山一人而已 為陳實先生作 追憶與懷想 夜讀遇羅克 悼一禾 黃河之外還有一個黃河 父 親 哀 歌 為一個有雨的冬夜而作 清 明 小 屋 油 燈 灰 灰 編后記
《圣地野百合》引言
一個記憶喚起千百個記 憶。 ——〔俄〕赫爾岑 七八年來，我常常懷想一個人。 這個人的消失使我不勝震駭。暗暗的死：不知時日， 不知地點，不知死法。一個人的生命，就像一星水漬，只 要用指頭輕輕一拭，便全然不見了痕跡。 他是誰？ 一個標本式的人物，但是，并不具備物質生命的確定 形式，如福爾馬林溶液浸泡過的野兔，琥珀中的蠅子， 《圣地野百合》引言 | 3 拳卷于化石表層的蕨類那樣。所謂標本，不過是一個名 字，一個標簽，一個可以任意充填各種不同意義的符號而 已。沒有人說過關于他被關押、被處決的情形，他所遭逢 的命運的秘密，永遠無人知曉。至于置他于死地的文字， 僅寥寥的幾篇短文，此外，再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容他 存放信仰、思想、人性，掘進的大腦和火焰般跳動不寧的 心臟�？傊�，關于他，沒有人確切地描述過；就連他的名 字，在死后多年也無人提及，直至領袖的著作出版，才作 為一條注釋，被摁進莊嚴而深奧的漢字的夾縫里。過了若 干年，他又被摳了出來，重新鑄造為另一種文字： 王實味，男，1906年生，河南潢川縣人。1926年 在北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失掉關系。1937 年在開封重新入黨，同年赴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 藝研究室任研究員。1942年整風時，發(fā)表了《野百 合花》、《硬骨頭和軟骨頭》等文章，受到幫助和 批判。1942年10月被開除黨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 等問題被關押。1946年結論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 子”。1947年7月，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被處決。 ……在現在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托派 組織一事反反復復，在復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 王實味 4 逝 者《圣地野百合》引言 | 5 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為“反革命托派 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被錯誤 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指紋清晰，依然是同一只手。 無處不在的手。強有力的手。翻云覆雨的手。 二十世紀黑暗而漫長。 在這個死亡的世紀里，我們中間每個人都可以從延綿 不斷的戰(zhàn)爭、亞戰(zhàn)爭、大饑荒、流行病、監(jiān)禁、流放、各 種運動和斗爭中找到斃命的親屬、朋友、同事、相關者， 負擔累累，如何可能顧及一個陌生的人？況且，在合法性 暴力面前，我們所有的感官都已凋萎，不但不敢發(fā)出抗議 的聲音，而且得強令自己閉上眼睛，呼吸迫促，害怕他人 的苦痛進入內心。冷漠彌漫開來，和恐怖纏繞在一起，濃 霧般包圍著我們；我們看不清彼此的面相，如何可能在集 體的外緣發(fā)現并同情于一個異類？看看世紀末吧，紛飛的 血雨之后，鴿群棲定，誰還為廣場上空的亡魂祈禱？誰曾 經想到那些為失去兒子而暗暗哭泣的母親？昨天的一場轟 轟烈烈的死亡，尚且隨即被遺忘如同疾風過耳，如何可能 期望人們記住一個逝去已久的死者？ 然而，王實味之死始終使我感到震駭。我甚至覺得， 在他身后出現的所有大面積的死亡，都與他的死亡有關。 在紅色政權之下，王實味不是唯一的一個，但卻是第 一個因言論獲罪的人。嚴格地說，他不是一個持不同政見 者。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一個誠實的人，正直的 人，血氣充沛的人。在我們必須為自己說話的時候，他代 替我們說了，因此必須代替我們去死。 言論這東西，何以有如此大的威懾力，居然可以使中 外的權勢者必欲除之而后快？喜歡引經據典的學者回答時 離不開語言邏各斯中心，但是，他們遺棄了一個最基本的 事實，就是：自由言論是個人權利的實現。它意涵的個 人性妨礙了統(tǒng)一，而威權，正好建立在這統(tǒng)一上面。一位 羅馬皇帝說，他希望人類只有一個脖子。理由很簡單，就 是便于控制，一旦要掐斷它容易多了。統(tǒng)一意味著權力壟 斷，有了統(tǒng)一，就有了服從、集合、支配與犧牲。自由是 反統(tǒng)一的。自由在權力之外。自由到底屬于差異個體，平 等也是，愛也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是解放個人的過 程，而不是解放“全人類”。全人類是一個虛擬的大詞，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根本無從發(fā)現它的蹤影，只看見一個又 一個活動著的個人。革命作為文明的一道特殊程序，目的 6 逝 者《圣地野百合》引言 | 7 在于保衛(wèi)個人的權利，首先是言論自由的權利，而不是設 法加以扼殺。至于個人生命的價值，那是至高無上的，任 何機構、政黨、團體和他人，都無權以任何名義褫奪它。 然而，對王實味來說，所有這一切都被褫奪了！ 革命吞噬了它的孩子。 本雅明說自己是在土星之兆下來到世間的，一生走不 出憂郁；顯然，王實味命隨火星，才特別地富于挑戰(zhàn)性和 抗擊力。星占學把土星和火星并稱為大小兇星，結果一個 自殺，一個他殺，兩顆不同方位的星辰幾乎同時在同一道 深淵中隕落。難道這就叫命運嗎？ 事實上，王實味無法抵御血與火的蠱惑，正如他無法 除掉身上的可燃性物質一樣。當夜氣如磐，烽煙突起，大 地垂危，這個天生的反抗者，他不能不皈依一個龐大的紅 色族群，從此陷身于悖論式生存而無力自拔。 太陽高懸的地方是看不見星芒的。發(fā)亮的天體都是太 陽的反光。如果遁著規(guī)定的軌道運行，王實味有可能平穩(wěn) 地走完一生，而不致出現后來的悲劇性轉折。然而，他根 本無視太陽的存在。在他那里，革命本來便是個體的事， 因此他只管拼命地燃燒自己，直到燒完。 現在看來，理想必定含有一種類似大麻的性質。它使 王實味在持久的自我迷幻中成為俠義英雄，像發(fā)瘋的老騎 士唐吉訶德那樣：鏟除不公的現象，解放卑屈的靈魂…… 但是，他不知道，革命在不斷生成新秩序，一面瓦解傳統(tǒng) 一面復制傳統(tǒng)；革命既是功能，同時又是實體，是組織本 身。革命是不容許內部存在更為革命的事物的。沖突發(fā)生 了。革命要求每個人成為齒輪和螺絲釘，工具和武器，王 實味拒絕這樣做，他要做一個人。革命要求聽從同一個號 令，王實味聽從的，惟是內心的聲音。革命要求摧毀個人 的獨立王國，而王實味護衛(wèi)自我的尊嚴如同生命，把靈魂 高揚起來當作旗幟揮舞，至死不肯放棄腳下的城堡�！妒� 經》說：十個人可以拯救一座城。然而只有一個人，只有 一個，這座城可以因懦怯和僥幸而免于淪陷嗎？當王實味 一個人呼叫著站起來的時候，不但得不到同類的響應， 反而遭到猛烈的詛咒和銳利的嘲笑。他們指著他，推 他，吐他，按他的頭，給他戴荊棘做的帽子：一頂、兩 頂、三頂，就像以色列人對付耶穌那樣。在通往各各他 的路上，猶有一個西門給背沉重的十字架，誰替王實味 背呢？ ——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 王實味沒有上帝。誰也沒有。沒有人與他同在，所有 人都像逃避瘟疫一樣棄他而去…… 8 逝 者《圣地野百合》引言 | 9 總之，王實味死了，而我們活著，——這就是歷史。 把王實味送上祭壇以后，我們的災難并不曾因此得到 禳解。恰恰是，獻祭成了一個惡兆，死亡不是結束而是開 始。 死亡是自由權利的死亡，它使世界上所有屬于人類的 珍貴的東西，隨之委地以盡。當指鹿為馬成為陽光下的事 實，知識和真理有什么意義？當背德者、變節(jié)者、告密者 像蝗蟲一樣繁殖，有哪一個正常的人可以信守自己而無 動于衷？當知識精英早已變得像死魚般地隨波逐流，誰還 敢做一條活魚逆流而上？當一個人的肉體可以隨時消滅于 無形，此后的割喉管之類，還算得上什么特別新奇的玩藝 呢！ 一代又一代的死者淤積起來，猶如腐敗的水草，時間 呼嘯著流過，遺忘將深深地淹沒他們…… 假如沒有紐倫堡審判，奧斯威辛，這個小地方很可能 不為人知。當它一旦變得跟波蘭首府一樣聞名遐邇時，上 百萬被現代化系統(tǒng)處理掉的猶太人，已經能夠歸家一般 地，從死寂和虛空中一個個來到紀念館里、墓園里、銀幕 里、教科書里，來到傳統(tǒng)節(jié)日中間，而為幸存者和他們的 子孫所銘記。一個偉大的民族，記憶是如此頑強。死者因 生者的記憶而恢復了尊嚴，生者因對死者的記憶而喚起未 泯的良知、信念和殘存的勇氣。對人類來說，記憶跟現實 生存一樣重要。惟有個體的記憶，才能使許多流行在宮廷 和經院里的概念浮現出可憎的形相，才能使過去和未來經 由生者與死者的日常性對話而生動地連接起來，才能把歷 史從暴君、獨裁者、僭主、權勢集團那里拯救出來，像面 包一樣成為可分享的歷史，真實的歷史，活的歷史。 可是，我們一直為那只熟悉的大手所擺布。掌紋就是 道路。攥緊的拳頭松開，所有關節(jié)的地方一樣無懈可擊， 漏光的縫隙全都堵死，甚至成為組織中最為堅固的部分。 我們無法穿越歷史。沒有審判日，也沒有紀念日。已有的 審判都是荒誕劇，正義從不在場，罪惡長期缺席；法定的 紀念，也只是把隆重的禮儀獻給偉大的征服者，以及與此 相關的集體性事件而已，跟死難者個體無關。世界上，有 哪一個海盜會拿手中的火槍劫掠自己？ 亡魂的等待是徒然的。浩大的呼喚、哀號和悲泣終于 漸行漸遠，不復使我們動心。禁止和誘惑深入肉身，有如 暗器，使我們深受傷害而渾然無覺，欣欣然追逐時尚的快 樂而自以為幸福。 而我，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一直為時代的陰影 10 逝 者《圣地野百合》引言 | 11 所籠罩。只要存留一點自由的渴念，一個人，便無法承受 任何一種形式的奴役；這種屈辱帶給內心的折磨是長久 的，不可能因時間的流逝而消除。雖則，我可以因未曾出 賣他人而稍自寬慰，但是不可原宥的是，我不只一次地出 賣自己，踐踏自己，孤單而卑賤地活著。那時候，所有的 日子都用來計算安全，不測的預感總是使人心跳加劇。每 當壓迫來臨，最大的勇氣惟是辯護自己的無辜，最大的愿 望只待風暴盡快結束；整個過程放棄了抵抗，不必說針鋒 相對的言詞，更不必說過激的行動，連腹誹也沒有。目睹 了他人被無端地推進陷阱，即使不曾扔過一個小石子，難 道便可以因此坦言自己的雙手是潔凈的嗎？當人們的社會 身份最后只剩下害與被害兩類，誰還有資格自命為“逍遙 派”？ 關于德國的浩劫，德國知識分子做了一個簡直帶恐嚇 性的結論：全體國民都是有罪的。理由是，邪惡勢力從開 始抬頭到橫行無阻，從來不曾遭到國內的抵抗。懺悔呢， 還是不懺悔？政府總理勃蘭特在全世界面前做了一個堪稱 經典的下跪動作。我國歷史上沒有這樣的動作圖式，我們 從來是向政府下跪的。 有關懺悔問題，報章似乎一度很認真地吵鬧過。其 實，懺悔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對于自覺有罪的人來 說，它只是一種自我撫慰，目的在獲得靈魂的安寧而已。 當我回首往事的時候，就常常為當年的懦怯感到沮 喪。不正是由于億萬人的奴性的存在，才成就了權力意志 的接連勝利，致使早經形成的敗局愈陷愈深嗎？作為社會 的一個分子，無論如何是逃不掉罪責的。我私下里祈求， 能為自己找到一種合適的救贖方式，糟糕的是直到今天， 仍然無法讓自己變得勇敢起來。假如選擇寫作，如何可 能做出劍氣沖天的檄文，讓魑魅魍魎應聲倒地；惟有平 實地記錄我所經過的人生，一個時代的悲劇性的事實， 為歷史作證。如果這也是一種抵抗的話，就算是抵抗遺 忘罷。 震悚于王實味事件之余，我赫然發(fā)現：我和我的同時 代人，原來都是王實味的復制品，他的故事，已然包含了 我們命運中的全部秘密。這個發(fā)現對我個人來說非比尋 常，它暗示，一部書和一個人相契合的可能性，在我這里 成了一件必須完成的工作。 從此，我的所有關于悔罪與報復的思緒，都奔赴到了 王實味周圍，猶如大風暴前夕的船只紛紛駛入船塢。 從羅布泊的死亡之海中勘測古樓蘭的遺址，從火山灰 12 逝 者《圣地野百合》引言 | 13 堆的深處發(fā)掘并修復一整座龐貝城，這些考古工作者，僅 僅出于從人類童年維持下來的求知的熱情，便如此地全 力以赴，確實是很可佩服的。然而，他們使用的鐵锨、 鶴咀鋤、撈網之類于我毫無用處，就連�？碌摹爸R考 古學”，也并不完全適用于我，——因為我發(fā)掘的是一個 人。對人來說，除了故址、器物，包括文件、檔案、供詞 與證詞等等之外，還有夢想與夢魘，以及看不見的陰謀、 密令和耳語，都是構成存在之鏈的必要環(huán)節(jié)。這中間的許 多斷裂、缺口、大大小小的空洞，不是憑著專業(yè)技術可以 修復的，尤其是精神空間，需要大膽的猜想去填補。學者 是鄙夷猜想的。他們要的是實證，但當實證一旦給拿掉， 便只好老老實實交白卷。 權勢者居然不如我們的學者的自信。他們生殺予奪， 無所忌憚，卻暗暗懷了別一副心思。譬如殺了人，不忘把 相關者給毀掉，變成活啞巴，或者干脆也殺掉，即所謂 “滅口”。再就是制造偽證，這還不放心，還要把謊言意 識形態(tài)化，灌輸，集訓，“洗澡”，毒化天下人的神經， 使之失去懷疑、猜測的能力，失去任何想象力。他們所以 特別忌恨知識分子，就因為知識分子不安分，總是喜歡猜 想。 王實味的消失是必然的。有關王實味的實證的消失， 也是必然的。 我曾到過延安，到過興縣，試圖尋找王實味最后的蹤 跡。當年漫山美麗的野百合花已經不可得見，凡是王實味 呆過的建筑物，也湊巧一處不存，包括傳說中的古怪而幽 深的監(jiān)獄；至于秘密處決的地點，更是無從查考了。延河 兩岸閃閃熠熠的霓虹燈和興縣逶迤千里的灰撲撲的山梁， 以不同的形態(tài)穿過時間，使我從中深味了王實味生前死后 的寂寞。而今，王實味的同時代人亦已陸續(xù)散去，面世的 幾篇回憶性文字，幾乎全是批斗和審訊王實味的人所寫， 留不下一點朋友的記念。可以推斷，他根本沒有堪稱可靠 的朋友。斗爭使世界變得多么明朗呵！于是我被告知：在 中國，要了解現代人，比了解古人要困難得多。 由此，我不禁想起威塞爾對人們熱衷于談論大屠殺歷 史所作的懇求：“無視他們，不要說起他們，給他們一些 安寧吧！” 顯然，這個從奧斯威辛集中營里逃生的幸存者，對廣 大沒有經歷過他們一樣的苦痛的人們表示了極端的不信任 態(tài)度。他有理由拒絕我們。正如他所憂慮的，我們確實永 遠不可能獲得他們聽到死神大聲咆哮時的感覺，永遠無 法穿透他們，幸存者和死難者的幽閉的宇宙。但是，只要 14 逝 者重印《中國文字獄》，兼懷王業(yè)霖先生 | 15 懷著對生命的敬畏，懷著同為人類的情感，懷著羞恥、恐 懼和顫栗去接近他們，我們仍然有可能恢復部分的事實真 相；假如習慣性地繼續(xù)保持緘默，那么，我們失去的將是 全部！ 在一定的意義上說，其實我也是一個幸存者，來自無 名的集中營，雖然所身受的苦難比起別的許多人來要輕微 得多。因此，當王實味透過留在世間的唯一的一張照片 注視我時，我無力承受，但也不愿回避。我所以決意舉 手——我的手是如此單弱——執(zhí)筆如執(zhí)堂吉訶德的長矛， 不自量力地挑戰(zhàn)風車，做無辜的犧牲者的守護人，是因為 我不想背棄我的時代；在這里，不但有王實味的血的腥 氣，也有我的創(chuàng)傷，我的記憶。 2005年7月1日 重印《中國文字獄》，兼懷王業(yè)霖先生 日前想到重印《中國文字獄》，不免聯想起作者王業(yè) 霖先生。王先生精研文史，勤于筆耕，平生著作僅此一 種；出版之際，武俠言情小說湯湯乎如潰堤之水，此書印 數亦僅三千冊罷了。無論書和人，存活在這世間，都寂寥 得很。 1984年夏天，參與編輯的《青年詩壇》雜志已經完 結，我被調至《歷史文學》編輯部，同古人打起交道來。 開首的工作是清理積稿。在大疊大疊的稿件中，偶然間發(fā) 現一個短篇《太白墓鉤沉》，實在教我感到驚喜。小說的 文字堪稱一流，難得有個性，有寄托，富于才思。編輯部 同仁也都公認它為優(yōu)秀之作，雜志出來時上了封面的要 目。正是這不足五千字的小說，讓我記住了王先生的名 重印《中國文字獄》，兼懷王業(yè)霖先生 | 17 《中國文字獄》封面 字。我開始寫信向他約稿，他答允為雜志寫一個中篇；大 約因了我的詢問，回信中相當詳細地介紹了他的境況。 1964年，他在大學中文系畢業(yè)，隨即分配到了安徽省當涂 縣——李白墓所在之地——做中學教師，不久調至縣文化 館當館員。他的妻子在蕪湖市任教職，然而長達十多年一 直分居兩地，多次搞調動都沒有成功。生活的清苦與過分 的壓抑，使他積下一個致命的疾病，就是慢性肝炎。信中 調子低沉，我明白了他寫死去一千多年的李白，何以那般 的情辭悱惻了；展讀時，記起杜甫懷李白的詩：“文章憎 命達，魑魅喜人過”，不禁黯然。 不久中篇也寄來了，寫宋代一樁與大文學家蘇軾相關 的文字獄——“烏臺詩案”，文字果然是好。我把它編作 頭條，然而，由于發(fā)行方面的原因，校樣剛剛出來便接到 通知，說是刊物不印了。我十分沮喪，撿了一份校樣寄給 王先生，內心愧疚無已。 但因此，我對王先生的文史修養(yǎng)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幾年過后，在我可以獨立主持一個編輯室工作的時候，特 別約請王先生為我室編輯的《八方叢書》撰寫了其中一 種，就是這部《中國文字獄》。 書出版后，我離開了出版社，全然絆倒在一個報社的 事務之網里。其間，彼此相忘于泥涂，不復聞問。直到得 18 逝 者重印《中國文字獄》，兼懷王業(yè)霖先生 | 19 到一筆義款，辦起了《散文與人》，我才再次見到王先生 的文章。他先后給我寄過幾次稿子，共發(fā)表三篇；記得其 中一篇，是從人文地理的角度質疑余秋雨先生的。當時， 《文化苦旅》紅極一時，不少名家為之鼓吹，沒有人如此 嚴正地施與批評，由此，我不禁對王先生肅然而起敬意。 無奈凡我辦的刊物和叢書都不長久，《散文與人》做到第 七輯，就又接獲通知不再往下編輯了。這樣，我們之間僅 憑采約文稿而建立的關系，復因文稿的廢棄而中斷了。 人事匆匆。不編書刊，是實在不曾想到過王先生的。 不意在一個雨天，收到他千里迢迢托人從蕪湖給我?guī)淼?br /> 一紙橫幅，始知他已經離開了當涂，在市里的一個叫“政 協(xié)”的地方工作。字幅由隸書寫成，落款用行草，極其脫 俗，使我立刻想起“冉冉孤生竹”、“磊磊澗中石”一類 的古典句子。所書是鄧拓先生的一首七絕，記得其中兩句 是： 天涯何處覓知音？ 一卷離騷到處吟。 可惜我沒有那種名士般的雅興，字沒有裝裱，連同高 爾泰先生出國前寄贈的一幅鐘馗舞劍圖，都被我一并藏入 書柜的某一個角落里。王先生或許想象過我會在廳堂里掛 起它來的罷？前些時候忽然憶及，卻遍找不見，懊惱極 了。莫不是愈是珍希的物事，愈是容易喪失么！ 相隔不久，接到合肥朋友沈小蘭女士的電話，報告 是：王先生病故了。 我長久陷于無語。消息過于突然。我沒有接著查問王 先生生前的病況，以及身后其他種種，因為這一切在我當 時看來都沒有了意義。我曾經關注過的，事實上能夠關注 的，亦不過是他的文字而已！ 前些天，為要重版王先生的書，才輾轉找到并通知了 他的夫人。電話交談間，打聽得王先生是死于肝硬化，死 于肝炎的一種延長，死于抑郁的。王夫人告訴我，王先生 整理了兩部書稿，臨終前托付給她。然而，一個 退休女 教師，有什么能耐可以順利地推出——姑且借用時下出版 界的一個常用詞——一個已故的非名人的文集？七八年過 去，書稿只好這么擱著，而且恐怕還得繼續(xù)這么擱下去， 就當是王先生留給家人，乃致世人的一份關于生活的證詞 罷。 “千古文章未盡才”。我為王先生未能在生前施展 他的抱負和才識深感痛惜。就說眼下的這部《中國文字 獄》，字數不多，卻是提綱挈領，脈絡清楚，歷史上的大 20 逝 者懷念耿庸先生 | 21 關節(jié)都說到了。在這之前，還沒有一部用了現代語言，橫 越兩千年的時間跨度縷述中國文字獄歷史的。黃裳先生的 《筆禍史談叢》，一經出版，即譽滿天下。同為文禍史， 黃著限于清史，且是單篇結集，不像《中國文字獄》這般 系統(tǒng)，貫穿始終。黃著是學者的文字，講究出典，作風謹 嚴；王著刪繁就簡，深入淺出，但也并非演義式的信口開 河，而是淵源有自的。黃著惟以事實說話，王著則是論從 史出，時作褒貶，喜怒形于色，自是別具風味。 王先生的書排版在即，取“劍懸空垅”的古意，寫下 如上一點隨感，就此權當序文罷。 2006年10月23日 懷念耿庸先生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時值歲暮，雪災的消息，有如大雪般覆蓋每天的報 紙。然而，即使冰雪塞途，列車停發(fā)，電力中斷，滿城燭 光，人們仍然忙于營造節(jié)慶氣氛，在黑暗中期望看到熒屏 中的“春晚”。我們的人民是喜劇性的人民，何況遇上春 節(jié)，熱鬧自然是少不了的。 就在這熙熙攘攘預備祝福的時刻，有一個人悄然走 了。 耿庸先生去世的消息，最早是蕭玉英醫(yī)生告訴我的。 1988年春節(jié)前后，正是在人民北路蕭醫(yī)生的家里，我 陪孫鈿先生，一同拜見了偕同路莘女士剛從上海南來的耿 懷念耿庸先生 | 23 耿庸 庸先生。此前，拙著《人間魯迅》出版時，曾給上海方面 寄出三冊，收件人是“胡風反革命分子”，我所敬重的三 位長者，他們是：賈植芳先生、何滿子先生，再就是耿庸 先生。在他們的文字中，我獲得一種確信，認定他們的身 上存留著魯迅的骨頭和血脈。見過耿庸先生，我欣喜于我 的判斷沒有出錯。 欽定“胡風集團案”發(fā)生后，耿庸先生便一直在牢獄 里生活，時間長達十一年之久。夫人王皓，在兩年后的反 右運動中跳江自殺，當時的說法叫“自絕于人民”。遺下 三個孩子，在一個舉目無親、充滿敵意與冷漠的世界里如 何過活呢？可以想見，當時整個家庭所擔受的苦難，以及 加之于耿庸先生的精神上的痛楚。幾十年滄桑，留下一頭 銀發(fā)，滿臉皺褶，可是，他那儒雅的風度卻掩蓋了這所有 一切，乍見之下，絲毫覺察不到災厄的痕跡。他嚴肅，莊 重，說話卻是隨意的，機敏而幽默。說時，他一面抽煙， 一面透過眼鏡片定晴看你，你可以感覺到他對問題的專 注。對于世事，常有犀利的批評，說到激烈的時候，他會 睜圓了眼睛，像是與人爭辯的樣子。但是，更多的時候， 他是常常微笑著的，流露著誠懇、友善、溫厚，有時說著 說著，還會像孩子一樣，被自己的話頭惹得咯咯地大笑起 來…… 24 逝 者懷念耿庸先生 | 25 僅為評說一首詩，就費去了數頁稿紙，關鍵詞就是這 “茍活”。他是一個坐過囚室的人，深感不自由的苦痛， 難怪司馬遷的古魂靈，會讓他這么心意難平。只是，他并 沒有陷沒在歷史的悲劇里，在文中引了“士可殺而不可 辱”一語，指出：“正直、正義、正派的士即知識分子” 即使被不免神經衰弱的帝王式人物置于不是死就是活著受 辱的境地，始終懷著“無可旁貸”的使命感。但因此，生 命也更有光彩。 耿庸先生是我見過的人中最有尊嚴的人。 我們見面無所不談，包括臧否人物。耿庸先生在后來 寫成的著作《未完的人生大雜文》中，記下不少跟他有過 關系的人，當然也有好些未及記，或不能記的。在他談及 的人物中，我印象最深的有兩個人，就是周揚和張中曉。 對于周揚，我們都不抱好感。耿庸先生說了兩件事。 一件發(fā)生在1979年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上，周揚在作大會 報告，當說到“社會主義文藝的春天”時，蕭軍從后排 站了起來，高聲喊道：“周揚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 天！”記得耿庸先生說完，當即開懷大笑。他對蕭軍的這 種近于莽撞的行為，是頗為贊賞的。 還有一件事是，在中國作協(xié)第四次代表大會的開幕式 孫鈿先生和他一樣，同屬“胡風集團案”的要犯，蹲 過監(jiān)獄，干過苦役般的重活，相聚的機會于他們來說是極 為珍貴的。我雖系初識，畢竟有過贈書的前緣，所以，大 家一起談話也就無須太避忌，感覺是愉快的。 此后，我常常一個人去看望耿庸先生。他后來從蕭醫(yī) 生家里搬出，和李晴先生在達道路合租了一幢小洋房，我 仍舊是那里的�？汀� 那時，李晴先生在一家出版社任職，計劃出版我的一 部詩集。我約請耿庸先生為集子作序，一來看重先生的道 德文章，二來，也想給這段往來的日子做個紀念。 序文很快寫好了。 意外的是，我喜歡的幾首抒情詩并不為他所欣賞，倒 是明白表示喜愛《貝多芬》和集中的幾首長詩，說是這些 詩引發(fā)了他的“別樣的感應”。他特別稱引了敘說司馬遷 的《蠶室之一夜》中的兩段，其中一段的開頭是： 一千次思考只為一次選擇 我選擇了茍活 而不是莊周式的永生…… 26 逝 者懷念耿庸先生 | 27 上，主持人宣讀了周揚在醫(yī)院打來的祝賀電話，全場鼓掌 長達數分鐘。隨后，由一班中青年作家起草了一封致周揚 的慰問信，懸掛在會議大廳里，讓眾代表簽名。有站著簽 的，有蹲著簽的，因為人數太多，原信紙又太短，就又找 來白紙續(xù)了上去，以致拖到地上；那結果，弄得后來簽名 的人只好跪著趴著寫字了。耿庸先生說到這里，又咯咯地 笑，到最后，用了很有點驕傲的口氣說：“全會場只有我 一個人沒有簽名！” 至于對張中曉的態(tài)度就大兩樣了。 我曾多次聽他說起張中曉，稱贊張中曉的明敏多思， 以及為常人少有的批判的勇氣。說到張中曉和他在新文藝 出版社同一個編輯室里面對面辦公的情景時，總是極力回 憶著各種細節(jié)，有一種沉湎于其中的深情。贊嘆，惋惜， 緬懷，哀痛，沉默無語，或竟淚花閃爍，神情顯得很復 雜。說到往事，我發(fā)現，耿庸先生的記憶力好得驚人，描 述起來，歷歷如在眼前。引述書本的東西也如此。與其說 這是一種天稟，無寧說是長期的牢獄生活對一個人的自由 意志的鍛煉和考驗。他是看重經驗的。幾十年來，想必他 一直在頑強地對抗遺忘。后來，讀到他的一篇自述文字， 說及他和張中曉分住隔壁的囚室，聽到張中曉吐血之后輕 叫著“報告”的聲音，隔著牢門而無法前去救助的自責的 話，實在教人感動。 他在出獄之后，一直打聽張中曉的下落，曾試寄一張 《解放日報》給在紹興下關郵局的張中曉的父親轉交，希 望張中曉看到筆跡會回應他的無聲的尋喚。這個希望，終 于在文革初期從“外調”人員口中得知張中曉的死訊而徹 底破滅。他寫道：“然而三十多年來依然是二十六歲的中 曉時常地顯現在我的眼面前�！边@樣的患難交情，非是一 般文人的惺惺相惜可以比擬。 在“胡風骨干分子”中，毛澤東最重視的就是最年輕 的張中曉。對此，耿庸先生曾經表示過相同的意見。半個 世紀來，確實還不曾有人像張中曉這樣，反對把《講話》 當作“圖騰”。這個十八九歲就得了肺病，且被切去五 根肋骨的“反革命”，獲釋后仍一面失業(yè)、挨餓、咯血， 一面不停頓地閱讀和思考，堪稱“韌戰(zhàn)”。他把他的反專 制主義的思想斷續(xù)地記錄到拍紙簿上，火柴盒上，廢紙片 上。死后由他的家人送給何滿子先生保存，最終由路莘女 士整理成冊，名《無夢樓隨筆》。我有幸最早讀過稿本， 并對全稿做了摘錄，然后重新編序，發(fā)表在《散文與人》 叢刊第一集上。 張中曉的書信，也是由路莘女士設法出版的。出版 前，在北京曉風家里看到這些書信，借閱了一夜晚，感覺 28 逝 者懷念耿庸先生 | 29 其中的鋒芒，并不稍遜于隨筆。我擬選出幾通，登到《散 文與人》上，曉風的意見是由路莘女士作注后再交我刊 用，只好作罷。這些書信后來印了出來，不過并沒有注 釋；印象中，有個別信件似乎也沒有收進去。也許是言辭 過于鋒利，尤其涉及個人的批評，編者覺得有必要為尊者 諱，或者為死者諱的罷。 耿庸先生是執(zhí)拗的。 這種性格的人，一旦同所追求的真理，或所堅持的信 念結合起來，就變得非常剛硬，堅不可摧。當然，執(zhí)著于 真理和信念，已經成了上一代人的事，到了我們這一代， 幾乎全數淪為實利主義者了。倘若仍舊套用“真理”一類 的詞，那么，也即等同于霸權話語，等同于權力、財富、 聲名，等同于主流、時尚的東西。有誰要是獨行其是，使 用熟習的理論或工具，一定要被譏為保守主義者、落伍 者、等待被拋棄的人。 我曾經同一位上海的青年學者談到過耿庸先生，結論 果然是“老派”。這是無可如何的事。從根本上說，中國 還停留在前現代階段，而后現代的理論已經大行其道了。 對耿庸先生來說，中國是仍然需要“啟蒙”的，這啟蒙 就是前現代話語，當然要被后現代理論家看了笑話。文學 理論也如此。耿庸先生大談其“現實主義”，說得淺顯一 點，即魯迅說的“睜了眼看”，明顯是針對中國文學的 “瞞和騙”的傳統(tǒng)的。他和何滿子先生所作的“文學對 話”，也都重在現實主義的本質的闡發(fā)。然而，這在滿嘴 “現代性”的學者看來，還不是土得掉碴了嗎？ 使用什么樣的理論、概念和語詞，在耿庸先生是作過 嚴密的思考和慎重的選擇的。他的文風，從來不肯隨俗， 喜歡使用長句子，讓不少習慣于抄近路的人看了感到別 扭。只要打量一下就知道，那其中的邏輯是極其邃密的； 而內含的詩意，更不是一般的理論家和批評家所有的了。 究其實，他倒是一個喜歡“咬文嚼字”的人。比如， 他在文章中說的“被做成‘胡風反革命分子’”，這個 “做”字，我就沒有見過第二個人如此用過。對于建國后 的第一起文字獄，用“做”字來表現是極為準確、生動， 而又意味深長的。有一次，他同我討論到拙文《五四之 魂》的部分內容時，電話那頭突然蹦出一個“激退”的 詞，讓我敬服之至。鑒于五四新文化運動被蒙覆 “激進 主義”的謚號而被攻訐，用“激退”形容這些論客的本 質，實在說得上一以當十。后來，我將此文印制成書，即 采用了他的提示，將“激退”一詞加入相關的段落中。 突出的，還有對八十年代的一個流行詞“反思”的態(tài) 30 逝 者懷念耿庸先生 | 31 度。他是拒絕使用“反思”的，說時，還語帶譏諷。當時 聽起來，不免覺得太拘泥了點；后來覺得，對于一個本質 主義者來說，他的反對是有根據的。正如“反理性”一 詞，孤立來看，似無可挑剔，甚至大有先鋒派頭，倘用于 未經理性訓練的民族或人群，則大謬不然了。又如，在沒 有自由，或自由并不充分的國度，“反自由化”也是極其 荒謬而且有害的�！胺此肌笔加凇八肌�，倘若連起碼的政 治常識都不具備，連正常的思考力也喪失掉，“反思”將 從何談起？ 然而，耿庸先生的朋友競相 “反思”起來了，他能 不為所動嗎？ 也許由于長時期地被禁錮和被隔離，他不害怕孤立。 他忠實于自己。他固然不想做魯迅描寫過的那種脖子上掛 著小鈴鐸的領頭羊，但也不想昏昏然混雜在羊群之中。 他不阿世。 1989年初夏，我和耿庸先生、路莘女士一起，赴武漢 參加首屆胡風文藝思想座談會。 與會者中有大批的“胡風分子”。據我所知，他們劫 后的第一次聚會，是在胡風先生的追悼會上，這次座談會 當是第二次了。我發(fā)現：“反革命集團”的莫須有的罪 名，非但不曾使他們互相規(guī)避和疏遠，反倒增進了當年的 “欽犯”之間的一種集體情誼。他們相見時那么熱烈、親 切，真像是一個大家庭；連對文學的認識，以及為之獻身 的熱忱，都是那么相似！ 會議期間，陰云密布，悶雷轟鳴，卻又欲雨不雨。盛 夏未至卻是無比酷熱，這種氣候，我是從來未曾遇到過 的。午間，呆在房間里實在窒息難耐，便一個人遛了出 來。 在大廳里，恰好遇見耿庸先生。 前些天，他和朋友們在一起，顯得那么忙碌而愉快， 奇怪的是，此時神色凝重，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他匆匆 說道，他有事，得去開一個小會。我覺得，他的話間很有 點神秘的意味。后來見到他，人變得沮喪起來，不再如先 前般的活躍了。再后來，我們都已經回到了廣州，他告訴 我說：當時一幫人商議要建一座通天塔的，結果意見不一 致，這塔也就建不成了…… 從此，他對“集團”中人產生了一些新的看法。武漢 之行，在他的乖舛的人生中又當增添了若干未曾經驗的經 驗的罷。 看到了裂痕，又顧惜“同袍之誼”，耿庸先生這種近 于矛盾的心態(tài)，不禁使我聯想起魯迅在“左聯”解散前后 32 逝 者懷念耿庸先生 | 33 的情形。他不滿“左聯”，卻又極力維護“左聯”的存 在。這是一種苦境。他說：“細嚼黃連而不皺眉”，這種 味道，大約是只有一個人自己知道的。 一年多以后，耿庸先生和路莘女士一同返回了上海。 我們仍然保持著多年的通信和電話聯系。自“文革” 開始以后，我一直害怕寫日記和存放朋友的信件，耿庸先 生的來信，僅存1991年1月15日的一封，是因為開頭自白 有關健康的態(tài)度問題，曾經感動過我的緣故。 普通信封，信紙用的是上海市群眾藝術館的稿紙，背 面是印了字的，兩頁紙都用手裁掉了一小截，露出粗糙的 毛邊。耿庸先生是患有慢性支氣管炎的，有一段時間很嚴 重，像是住進醫(yī)院里了�？赡芪以谛胖袆袼湎眢w， 練習氣功，所以他寫信一上來就答復說： 氣功也許比流行歌曲強一些，我也不想學。道教 是“國教”，上海年前成立了協(xié)會而且恢復了沉湮久 矣的道觀（這在全國可能是率先的），于我則毫無吸 引力。懂得中國人獨不憎道士者，懂得中國大半—— 魯迅此語足以令現代中國人感慨系之…… 魯迅說他佩服孫中山，并非因為孫中山革命的緣故， 而是因為作為西醫(yī)出身的他，病重至死也一直堅持不吃中 藥。這里關系到一個信仰問題。信仰講究徹底，講究始終 如一。耿庸先生也是一個有信仰的人。在我看來，他是 中國少有的堅定的西方化知識分子之一。因為憎惡“國 粹”，所以連同國粹有關的所有東西都要遭到他的唾棄， 那怕這些東西會給他個人的肉身生命帶來實際上的好處。 《散文與人》停辦以后，我還曾編過幾種叢刊，但都 接連的無疾而終。因為少了約稿的事，我和耿庸先生后來 的聯系便少了。前年與何滿子先生通電話，何先生告訴 我，耿庸先生得了腦梗阻，麻煩得很。隨后，我還是給耿 庸先生去了一個電話，但聽起來，頭腦是清楚的，聲音也 一如從前，這多少給了我一點慰安。 十月份到上海參加一個會議，原意多留兩天，順便看 望一下耿庸先生和別的幾位老人，結果提前趕回了廣州， 留下永久的愧憾。 如果可能，惟愿編輯出版一部耿庸先生的遺著。在 我，這并非出于私誼而已。無論憶述、雜文、評論，他的 文字都是有溫度，而且有深度的，見證了作為一個知識分 子作家的良知，人格，愛，和神圣的仇恨。只要世間還有 34 逝 者紀念何滿子先生 | 35 黑暗，還有鬼魅，戰(zhàn)士之書就不至于淪為文獻，雖然文獻 是學者所寶貴的。 一個人來到世上，生命中的黃金時代被劫奪了，喪失 了自由、幸福，以至寫作的權利；即使留給他一點有限的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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