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1945年之后國際關系的著作已經蔚為大觀。那為何還要再寫一本？筆者的回答有三點。 
第一，這些著作中用斯堪的納維亞語言出版的極少。迄今為止，絕大多數(shù)著述是用英文寫作。本書試圖向斯堪的納維亞讀者展示足夠完備的國際關系研究成果。同時，筆者希望其英語譯本可以滿足世界其他地區(qū)讀者的需要。 
第二，近乎全部現(xiàn)存文獻（包括該主題下的英文文獻）都僅限于1945年之后國際政治的某個或某幾個主要方面。關于東西方關系的研究很多，南北關系的則很少，關于美國與西歐關系的則更少。自然，本書在寫作過程中也需要對各主題進行篩選，但毫無疑問的是，筆者的選擇范圍相當大，或許有些讀者會覺得本書內容太過龐雜了。 
第三，依憑多年的教學經驗，筆者發(fā)現(xiàn)現(xiàn)存的相關作品都不盡如人意。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作品的主題選擇范圍太窄至少對大多數(shù)讀者來說，有些書對歷史細節(jié)的描述太過詳盡，以至于湮滅了國際格局的主要發(fā)展線索；或者過分理論化，以至于沒有提供最低限度的史實及年代性的信息，而我們知道，即便是最抽象的理論概括亦需要以此為根基。 
總體而言，本書以解析東西方關系為主線，特別是美國與蘇聯(lián)的關系、兩大集團的軍備競賽、西方陣營內部及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關系，并以適當篇幅討論南北關系（去殖民化及經濟問題）。 
顯然，如此眾多的議題無法在一本300多頁的小書中深入討論。本書在許多方面只是希望對該主題作一簡要介紹。不過即便如此，筆者認為，闡釋的方式對讀者獲得對1945年之后國際政治的洞察力極為重要。較之于通常的歷史文獻式敘述，本書更少展現(xiàn)具體事實，因為這些描述很容易從別處獲得。 
另一方面，本書相應地更多注重闡明國際政治的長期趨勢、內在動力以及因果關系。筆者希望這種闡釋的方式不僅有利于學生，亦有利于一般的普通讀者，不論他們是誰。筆者認為，盡可能深化讀者對于歷史聯(lián)系及國際關系的主要發(fā)展趨勢的理解十分重要。 
筆者所選擇的闡釋方法，可能使得本書比許多其他同類書籍顯得更主觀。描述總是比解讀更容易、更少爭議。筆者試圖通過三種方式對可能出現(xiàn)的過度主觀傾向進行彌補。首先，對特別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給出其他學者對該歷史主題的不同解讀。筆者同樣將相當明確地表明自己的觀點，使讀者能辨明并做出各自的判斷。其次，在東西問題上，筆者自認為是所謂的后修正主義者；在南北問題上，筆者對結構主義理論的懷疑要超過對自由主義理論的認同（這些本書之后均會有討論）�？偟膩碚f，筆者對于利用單一因素解釋國際問題的做法表示極度懷疑。最后，盡管筆者有自己的看法，但仍會努力將某些極其主觀的觀點隱去不談。 
本書意在處理國際政治，或者換一種說法，處理國家間關系。盡管本書覆蓋眾多主題并試圖保持全球化視野，但它并非一部全面的世界歷史。比如，對某國國內事務僅僅討論到其有助于闡明外交政策的程度。同時，本書主要關注高階政治。這一方面是緣于這樣一個事實：決策大多在這一層次作出；另一方面是緣于沒有足夠的篇幅來探討各個國家的決策過程。將國家描述為單位的公式化表述，諸如“美國如此行動”或“英國如此認為”等，同樣都是出于簡化的考慮。 
兩個超級大國——美國與蘇聯(lián)是本書最為關注的研究對象，因為它們是戰(zhàn)后最核心的兩個國家。美國所占篇幅大概多于蘇聯(lián)，部分是因為美國在兩強中基本上居于主導地位，同樣也因為我們關于開放的美國的了解程度遠遠大于封閉的蘇聯(lián)。 
筆者所選的闡釋方法并不只有利而無害。在此筆者愿意提及一些劣勢。歷史學家習慣于將真實生活中組成有機整體的各個事件一一分開討論。也許，對于國際政治而言，較之于按年代的安排，按照主題的安排可能更違背現(xiàn)實。比如，東西關系、蘇聯(lián)與西歐關系及軍備競賽是緊密聯(lián)系的，本書中卻分不同章節(jié)加以分析。各個章節(jié)間的一定重復便無法避免。但是，筆者更多使用“前后參看”以減少不必要的重復。 
當然，并非所有章節(jié)都是基于同種程度的研究和思考。某些部分更具分析性，某些更帶有描述色彩。事實上，這是此類研究著作無法避免的。但筆者仍然希望本書得到較好的認可，并且能夠滿足實際需要。如果真是如此，讀者的建議和評論將使得本書的再版更令人滿意。無論如何，歷史從不是只寫一次即成定論，它必須經歷一次又一次的補充與完善。 

多年來，《大國博弈》已經有了挪威語、瑞典語、英語、漢語（簡體字版）、俄語及土耳其語版本。本書前三版先出的是挪威語版，后三版則首先發(fā)行英語版。 
第六版中的變化比1985年首版以來的任何一版都更為全面。首先，增加了三個新的章節(jié)，各章材料也作了調整。其次，全書敘述更新到了2009年初夏。最后，筆者也趁此機會通讀全書，依據(jù)最新研究成果對書稿進行了較多修改，不用說，相關文獻卷帙浩繁，并且并不總是那么適合載入一個首創(chuàng)于1985年的框架。當然，筆者在修訂過程中也欣喜地看到，許多自己早年的解讀歷經多年依舊能很好地站住腳。 
新版中的最大變化是關于“東方”的部分。即使在之前修訂的數(shù)版中，本書“東方”（主要是指蘇聯(lián)領導下的共產主義世界）的部分漸趨萎縮這一點已經越來越明顯，這使得“東方”一詞本身顯得有點過時。中東歐加入西方；蘇聯(lián)解體，變成俄羅斯和其他14個國家；中國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共產主義，其影響力已大為削弱。 
但是，新的東方已經發(fā)展起來。這涉及日本、中國及其他東亞國家代表的傳統(tǒng)東方的崛起。20世紀80年代后期，學術界充斥著關于日本崛起的文章及專著；新千年之初，有更多關于中國崛起的言之鑿鑿的預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即將崛起的新勢力還包括印度。其中某些預言之前已有人說過，一定會被證明是過度夸大。然而，無疑地，東亞自那時起已開始成為國際關系中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地區(qū)。這些主要的新變化將在新增的第十一章“東亞的崛起”中得到反映。 
之前關于南北經濟關系的一章現(xiàn)分為兩章：第十三章討論南北經濟關系史；第十四章討論理論及更為結構性的發(fā)展變化。為綜合類似的眾多角度和章節(jié)，筆者還專辟一章以作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