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文學一直是充滿爭議的。尤其是初期，至少一半有影響的作品都進入爭鳴作品的名單。那時文壇有一個奇怪的詞匯叫“突破禁區(qū)”。常說某某作品突破禁區(qū)。因為在“文革”寫悲劇、寫愛情、寫性、寫人性、寫中間人物、寫污點軍人、寫污點領導等等都在被禁之列。在今天看來幾乎荒唐乃至荒誕的事，那時卻壁壘森嚴，必須頂著炮火去爆破，炸藥包就是作品。盡管三中全會已經全面否定“文革”，極左思潮還像倒春寒一樣時時要把已經開凍的江面重新凍上。文學的會議往往陷入意識形態(tài)的博弈。馮牧和陳荒煤被一些死硬和僵化的人物視做右派的首領。歷史證明，他們確實是走在思想解放的前沿。往往我跑去參加某個會議，實際上是想聽聽馮牧或荒煤又拋出什么破冰的話語。馮牧是被年輕作家圍著的人物，他敢為一些好作品仗義執(zhí)言。他本人是散文家，同時在文藝界位居高官，是中國作協(xié)的書記，知情于政壇，在意識形態(tài)斗爭猶然兇險又敏感的漩渦里，他擔心一些沖得太猛又富于才氣的年輕作家受到傷害，擔心某件事處理不當而成為極左思潮反撲的話柄而擾了大局，所以他總是憂慮重重緊鎖眉頭，難得一笑。我最早見到他是在1978年中越戰(zhàn)爭剛剛結束時云南的開遠。我和畫家劉勃舒等幾個年輕人在一個軍隊營地的食堂里，看見一個壯年人在竹林間的草地低著頭踽踽獨步。我們之中有人認得他，我只在人文社的中長篇小說作者座談會聽他在臺上講話，我們過去和他打招呼，他一抬頭，一臉憂郁，這憂郁的形象如同定格一樣成為我對他的“永遠的印象”。他和我們簡單說幾句，看我一眼說：“你個子太高，別往邊境上跑，那邊還會有冷槍�！贝蠹叶夹α�，他臉上還是沒笑容�？瓷先ニ�挺不好接近的，其實不然。這年深秋《文藝報》在新僑飯店召集會議，會場不大人卻很多，馮牧一臉嚴肅走進來。他說他剛從上�；貋�，他在上海開會時，拿到了剛出版的《收獲》，晚間在賓館里讀了我的中篇小說《��！》，受到震動。他說這是近期“文革”題材作品中相當深刻的一部。他還分析了我寫的那個內心殘忍、善于心理訛詐的人物賈大真，然后他略沉思一下，話鋒一轉說：“如果小說再有一個與賈大真對抗的正義的人物，就會更有思想高度�！鄙⒘藭�，乘電梯下樓的時候，評論家閻綱說：“馮牧同志的意見你不必聽�！�文革’中能有和賈大真這種人作對的人嗎？如果加上一個正面人物，小說悲劇的力量就全完了。”電梯里還有別人說：“生活的真實性也完了�！蔽耶斎徽J為閻綱的意見對，馮牧的意見荒謬。但馮牧是懂文學的，他深知心靈的虐殺才是“文革”反人性的本質，才是小說致力挖掘的；但他身在官場，更知道我這部小說以整人的人為主角是犯忌的。所以他在表示贊成這部小說的同時，必須把另一面的話也說到了。后來全國首屆中篇小說評獎，最初有人提出將《啊！》列為一等獎，馮牧說：“還是放在二等獎中間的位置吧，因為領導可能要翻翻看一下，只會翻一等獎的，不會翻二等獎的看，不惹眼才保險�！边@樣《啊！》獲了二等獎。我卻從中看到馮牧的用心、苦心、處境的艱難和他的文學立場。 曾見有人著文，批評新時期初期的文學政治太多。我看了覺得可笑。我想這一定是“非‘文革’經歷者”的價值判斷。哪里是文學政治多，而是生活充滿了政治。“二戰(zhàn)”后德國最初幾年的“廢墟文學”不也全部充滿政治嗎？像伊特·艾希的《盤點》、博歇爾特的《面包》和《大門之外》、伯爾的《無主之家》、格拉斯的《鐵皮鼓》等等。從大災難后荒蕪的文壇滋生出的文學，必然帶著一代人的心靈的傷痕與陰影。從災難逃生的人，最先一定是控訴苦難與譴責罪惡，而且只有身處那時代的人才知道拿起筆時，筆管里裝滿了什么，寫出來需要怎樣的內心勇氣。在那個媒體相對受約束的時代，文學選擇站在生活真實和時代前沿的位置。為此，文學從來沒有過如此廣闊和巨大的讀者群，從來沒有與讀者出現(xiàn)過如此強烈的碰撞。記得當時我和一位作家交談作品的讀者效應時，都感受到一個細節(jié)常令我們感動不已——就是一些讀者的信打開時會發(fā)出沙沙聲；因為讀者是流著淚寫的，淚滴紙上，寫好折上時，紙有點黏，所以揭開時發(fā)出這輕微的、令人深深感動的聲音。1979年8月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作家的社會職責》。我說：“作家有責任詰問社會與生活，代言于人民。”也許以今天的文學觀來看，會認為這種寫作是非文學的——其實是非純文學的。但各個時代彼此不同，當?shù)讓有“傩諢o法表訴他們心靈的苦難時，有些作家必然會以筆為其代言。再說，文學的功能多種多樣，對文學功能的選擇聽憑作家自己的，這樣才會有各樣不同的作品。比如1978年獲獎的短篇小說中，盧新華的《傷痕》和賈平凹的《滿月兒》就如槍筒與竹笛，相去千里。當然，我們的“傷痕文學”與德國戰(zhàn)后的“廢墟文學”一樣，真實又粗糙，內容大于藝術。那一代作家都是剛剛度過文化空白的“文革”，沒有寫作準備，所表現(xiàn)出的先天不足勢所必然；當時文學包括社會的語言環(huán)境都蒼白又僵硬，怎么會去講究文本的創(chuàng)造與文字的精致？然而，它卻真實地記錄下人們的心靈，以及時代的氣息和特有的文學精神，它像歷史的任何一步，都是不可復制的。但歷史不走出那一步，就不會有下面的一步。它對當時正在覆滅的“文革”起著摧枯拉朽的作用。 這一時期，我給自己的硬任務是盡快將《神燈前傳》整理出來，特別是《鋪花的歧路》發(fā)表后，我已進入“傷痕文學”的大江大河，不會再返回歷史長篇的寫作中。盡管由于思想的解放，《神燈》的寫作與《義和拳》已有天壤之別；盡管我至今還對那個混亂、焦灼又詭秘的時代，誕生出一批頂著神佛的名義毅然站出來保家衛(wèi)國的津門老少男女，心懷敬重和神往；盡管那些少女組織紅燈照、寡婦的藍燈照、中年孀婦的黑燈照和老年女子的沙鍋照，至今還是謎團。但我必需先把她們放在一邊，因為我心里已經有了類似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那樣宏大的構想，叫做《非常時代》�！拔母铩鄙�活和當時的“秘密寫作”留下的那些積累是我十分雄厚的寫作資本。1979年我總是在京津之間來來往往，人文社后樓有我固定的床位，我只要走進朝內大街166號大門，就像回到我的另一個“窩兒”——精神的巢。天津的文藝創(chuàng)評室反而很少去。我把《神燈前傳》的書稿整理好交上去，邢菁子、李景峰和韋君宜三審都看過，都說比《義和拳》強太多，我便大著膽子請韋君宜寫幾句話作為序言，我真實的想法是作為一個紀念，紀念她恩師一般扶持我，母親一般關愛我，也紀念我對她的敬重。她答應了，寫了一篇短序《祝紅燈》，文章很質樸又真切，她沒怎么夸贊我，我卻從中感受到她對我的愛惜。這期間，我還寫了幾部中短篇小說。有的短篇如《雕花煙斗》是在人文社寫的，發(fā)表在人文社當時創(chuàng)辦的大型文學期刊《當代》上�！懂敶�》的名字起得頗好，具有強烈的時代性，而且很快與《收獲》、《十月》、《花城》并列為最具影響的四大文學刊物。《雕花煙斗》刊出后，編輯部一位副主任、詩人屠岸給我一封信，打開一看原來是他所寫的關于《雕花煙斗》的評論。他喜歡這篇小說，可能因為小說更接近這位詩人唯美的氣質。屠岸是人文社里離我較“遠”的一位。他儒雅、平和、低調，有一點孤獨感。我在社里兩年從未與他說過話，只是一天晚上我正在伏案寫作，忽聽樓里有人叫我?guī)兔�，說屠岸在辦公室病倒，要馬上送醫(yī)院，我跑到他辦公室，見他面色蒼白，冒汗，表情很痛苦，我上去將他背在背上，那時我年輕有勁，一直跑下樓把他放在車上。他又涼又濕的頭靠在我脖子上。我讀著他的評論，心想就這一位與我似乎較陌生的前輩對我的寫作竟如此關切用心，我和人文社的關系已非語言可以盡述了。那個非凡的時代，那些人，那些生活和真情與激情永遠也找不回來了。幸好人生最美好的東西一直保存在懷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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