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維新中的光緒皇帝

   在百日維新中光緒皇帝究竟執(zhí)行了什么路線，或者說可能執(zhí)行什么路線，這是值得考察一下的問題。
    由于光緒皇帝表示了對康、梁、譚一派人的同情，而發(fā)動政變扼殺百日維新的慈禧太后在一舉粉碎康、梁、譚一派人的同時，把光緒皇帝看作維新派的保護人而加以貶黜，還由于失敗后的康、梁竭力把光緒皇帝歌頌為他們的理想的圣主，于是人們往往把光緒皇帝看成是代表軟弱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利益的維新派的皇帝。
    這種看法是不符合于歷史事實的。拿光緒皇帝在百日維新期間的許多實行新政的詔書的內(nèi)容來看，拿光緒皇帝對于維新派向他提出的具體主張的態(tài)度來看，光緒皇帝并不能夠真正實行維新派的政治路線。他所采納的其實是洋務派的政治路線。洋務派基本上是同買辦資產(chǎn)階級相結合的封建大地主的政治路線，維新派是軟弱的動搖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路線。光緒皇帝在百日維新中形式上是接受了康有為這一派的主張，實際上他還是在走張之洞這一派的路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光緒皇帝很難真正成為一個維新派的皇帝，這不是由他個人意志決定的。作為維新派的社會基礎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處于那樣軟弱的地位，不可能有一個自己的皇帝。維新派只能在幻想中把光緒皇帝打扮成他們自己的圣主，但不能在現(xiàn)實中創(chuàng)造出這樣一個皇帝來。
    康有為在《公車上書》和《上清帝第四書》中都提出了召開國會的建議，在《應詔統(tǒng)籌全局折》中又提出了定憲法的要求，并在奏書中多次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張。這些都是維新派不同于洋務派的最主要的政治綱領�？涤袨樗�說的國會雖然只是一個民選的咨詢機構，談不到為資產(chǎn)階級爭取立法權力，可是，在百日維新的上諭中沒有只字的反映。光緒皇帝僅僅在一道上諭中說：“士民有上書言事者……不準稽壓，倘有阻格，即以違旨懲處”。過去，士民(包括資產(chǎn)階級)連上書的權利也沒有，現(xiàn)在可以有這點權利了。這同立憲、開國會距離還遠得很。
    康有為的另一個重要的政治建議是：“開制度局于宮中，選公卿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總裁，議定參與之任，商榷新政，草定憲法，于是謀議詳而章程密矣。”他想使制度局成為一個具有立法職能的新政領導機構。他還向皇帝明白地說，原有的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都沒有用處，要實行新政，不能交這些大臣議論；這些舊機構縱然不必撤銷，但一定要添設制度局，由維新派來掌握中央立法、行政大權。
    康有為關于制度局的第一次奏折送上去以后，光緒皇帝仍然交給總理衙門和軍機處的大臣“妥議具奏”。他們說些空洞的官話，否定了康有為的建議。關于制度局的第二次奏折送上去以后，石沉大海，杳無信息，連下部議的待遇也沒有得到。
    對于康有為的重要奏議，光緒皇帝經(jīng)�！鞍l(fā)交大臣們議復”，議來議去，或則不了了之，或則議出“變通辦法”，弄得面目全非，成了廢話。康有為也感覺到這一點，他屢次在奏議中呼吁“臣請皇上斷自圣心”，甚至明白地提出“請勿下部議，特發(fā)明詔”。可是，他始終沒有覺悟到光緒皇帝對有些事情下明詔，另一些事情下部議，這種選擇，一方面，反映了光緒皇帝的處境困難；另一方面也是光緒皇帝的政治態(tài)度的表現(xiàn)。
    在經(jīng)濟方面，康有為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議是設通商院(或稱為工商總局)和廢除厘金制度。這兩條都是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措施。當時所謂商務，是包括工業(yè)在內(nèi)的，康有為要求由普通商人試辦商務局設商會、股份公司，主張“廣紡織以敵洋布，造用物以敵洋貨”，這些顯然是代表了要求獨立發(fā)展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利益。百日維新中，光緒皇帝雖曾多次發(fā)出“振興商業(yè)”的上諭，但其內(nèi)容卻和康有為所主張的不同�；实鄣挠嘘P上諭是根據(jù)總理衙門的建議，要劉坤一、張之洞等各省督撫“揀派通達商務明白公正之員紳，試辦商務局事宜”�！皢T”就是在職官員，“紳”就是卸任官僚或有功名的地主階級頭面人物。商務局必須在地方長官督率下，由員紳試辦而不讓普通商人參加，這純粹是洋務派的政策，而且是早期的洋務派政策。
    康有為又曾上奏折，申訴商人得不到政府保護，反而受到地方各級官吏重重欺壓的痛苦。他主張，如果朝廷不設立商部，那么各省可先成立商務局，都直屬于總理衙門，由商人們公舉可靠能干的人來辦理。他的用意是借北京總理衙門的大官的權威來使商人擺脫地方官員的欺壓，并且讓各省商務局完全由商人來辦理。但是光緒皇帝的上諭卻重申，要求各省督撫“設立商務局，選派員紳開辦”，與康有為所上奏書的調(diào)子顯然不同。
    七月初五，光緒皇帝又發(fā)出“訓農(nóng)通商”的上諭。這道上諭雖然說要在北京設立農(nóng)工商總局，但并不是康有為的由中央直接管理各省商務的主張。當時，商務應由中央機關統(tǒng)管還是由各省分辦，是維新派和洋務派爭論的問題之一。維新派主張由中央機關統(tǒng)管，反映了民族資本要求沖破分割狀態(tài)下的封建制度給發(fā)展工商業(yè)所造成的各種障礙。洋務派地方官仍主張分辦，目的則在于發(fā)展和鞏固自己的經(jīng)濟勢力。光緒皇帝的這道上諭規(guī)定，農(nóng)工商總局大臣的任務僅僅是“隨時考察”，并無權指揮各省農(nóng)工商分局；各省設立的農(nóng)工商分局則是由督撫選派紳士管理。被任為督理農(nóng)工商總局的三個官員，不過是賞給三品卿銜的道一級的官員，當然管不了各省督撫。而且這三個官員都是洋務派所信任的人，與維新派毫無姻緣。所以這道“訓農(nóng)通商”的上諭是完全適合洋務派的需要的。
    康有為關于廢除厘金的建議，也遭到光緒皇帝的拒絕。對于厘金制度，當時已是怨聲載道。這種苛暴的稅收勒索，嚴重阻礙商品流通，窒息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涤袨樵谄咴麻g上奏說，厘金最是有害于商，必須堅決加以裁撤。但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緒皇帝專門發(fā)了一道關于厘金問題的上諭，其中認為厘金的章程本來是很好的，只是執(zhí)行中有些流弊，現(xiàn)在只是要求“興利除弊”，不能廢除。這道上諭同康有為的看法南轅北轍。在這個問題上，光緒皇帝顯然不能代表要求自由發(fā)展的資產(chǎn)階級的利益。
    在文教方面，康有為最重要的建議是改革科舉制度。百日維新開始后，他所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要求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在康有為看來，八股改成策論，不只是個形式問題，而且要在內(nèi)容上進行根本改革。他要求通過策論的考試，“從此內(nèi)講中國文學，以研經(jīng)義國聞掌故名物，則為有用之才；外求各國科學，以研工藝物理政教法律，則為通方之學”。這是要把西學引進策論之中。光緒皇帝于五月初五下令廢除八股。但是，所采取的辦法卻是廢形式而不廢內(nèi)容。五月十六日張之洞發(fā)出了《妥議科舉新章折》。所謂“妥議”，就是說康有為之議不妥。這封章奏與康有為的建議針鋒相對。六月初一，光緒皇帝發(fā)出上諭，大事表揚張之洞的奏折，同意了張之洞所提出的鄉(xiāng)會試分三場考試、第三場試四書五經(jīng)的方案。對兩派在改革科舉制度上的爭論，光緒皇帝的上諭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洋務派。
    光緒皇帝并不是完全不采納維新派的建議。例如廣開言路是維新派所竭力主張的，這個建議光緒皇帝采納了。禁止纏足是維新派大力提倡的，光緒皇帝也發(fā)了上諭支持。但這些只是次要的問題。在重大問題上，維新派的建議是沒有被采納的。
    有一些上諭的內(nèi)容，雖然在康有為的奏折中提到過，但并不是維新派獨特的主張。例如裁軍、練兵、推行保甲制度、開筑鐵路、舉辦郵政、廢除漕運、開辦學堂等，都是洋務派一貫主張的，在張之洞、王文韶、榮祿、胡燏棻的奏折中也有詳細的論述，而且大都是先于康有為提出的。
    作為百日維新的開端的“下詔定國是”這件事還值得說一下。雖然從總的形勢上說，這件事是康有為領導的維新思潮所促成的，但是直接推動者卻是翁同龢，他起草了兩篇“請定國是”的奏折，先后交御史楊深秀和侍讀學士徐致靖，以他們的名義送給皇帝。光緒皇帝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后才下了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國是詔》。這里所說的“國是”，其實并不是維新派所說的“國是”。
    康有為在要求定國是的奏折中所說的是：“采萬國之良規(guī)，行憲法之公議”。話雖少，卻講出了“定國是”的要害問題。但是光緒皇帝的《定國是詔書》卻是說：“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涤袨檎f的“國是”，是效法西方，實行憲政；光緒皇帝詔書中所說的“國是”，仍然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也說要“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但其目的只是“以救空疏迂謬之弊”。
    百日維新中光緒皇帝所發(fā)上諭雖然有一百多條，但其重點和脈絡很清楚，反復強調(diào)的主要是練兵和籌餉�；I餉是為了練兵，所以其實是一件事。定國是的詔書中就指出：“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以后的詔書又明白地說：“今日時勢，練兵為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為操兵第一要著”。把練兵作為“第一大政”，是洋務派的老方針，這是早已行過的，而且早已遭到失敗的一條方針。這條方針，同維新派所提出的變法之本，在“變官制”，效法西方國體的主張是有原則區(qū)別的。
    光緒皇帝既然并不能采納維新派的主要政見，為什么又重視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呢?
    光緒皇帝當時不可能區(qū)別維新派和洋務派，他是把維新派當作洋務派的后起之秀來使用的。維新派在強學會和保國會中的活動，使他看到這批人有動員社會力量的本領，他企圖通過維新派利用這種社會力量，同慈禧太后對抗。
    洋務派和維新派相互間也常常是劃不清界限的。翁同龢和徐致靖政治上都不是真正的維新派，但他們向皇帝推薦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認為他們都是極有才能的人�？涤袨橐苍�引張之洞為知己，光緒二十一年的《公車上書》中很推崇張之洞。梁啟超也曾經(jīng)向張之洞執(zhí)弟子禮。光緒二十三年時，兩派的政見分歧雖然已經(jīng)明朗化，但維新派的有一部分變法主張，是同洋務派一致的。當時洋務派的內(nèi)部，也有政見的分歧，聯(lián)俄派和聯(lián)英派就吵得不可開交。在這種情況下，光緒皇帝雖然知道張之洞和康有為有分歧，仍然可以把康有為看成是洋務派的同黨。他同意維新派和洋務派相一致的意見，而否定維新派所提出的同洋務派有抵觸的主張。維新派則從來一廂情愿地把光緒皇帝看作自己的“圣君”。
    光緒皇帝之所以起用維新派，按他自己的說法是：“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涤袨橐蔡岢銎聘襁�用小臣的要求來為維新派爭取政治地位。兩人所說，表面上相同，實際的階級內(nèi)容并不相同。且不說光緒皇帝還不能區(qū)別這兩種說法的階級差別，即使他能區(qū)別，由于他企圖實現(xiàn)一定程度的“變法”，由于維新派衷心地擁戴他，而且他面臨著同慈禧太后爭權的斗爭，他仍然會把維新派引為同志，企圖借助他們的力量來實現(xiàn)眼前的目的。這種現(xiàn)象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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