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徐復觀先生
　　——一位成長于憂患之中的中國人 徐武軍
　　在二OO九年十二月五日和六日于臺灣大學中舉行的“徐復觀學術(shù)思想中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中所發(fā)表的論文，即將收集成冊。干春松教授要家屬寫些話。我們這一代學的都是供糊口之需的科技；在我們的下一代中，也只有長女元音研究美國華僑史。是以并不能對先父的學術(shù)思想做任何補充，而只能說出我們心目中的父親。
　　對父親的首次記憶，是在一九三九年的春天，父親騎著一匹深栗色的馬從外地回到浠水鄉(xiāng)下來看母親。中日戰(zhàn)爭開始，父親是帶兵參戰(zhàn)的團長，母親帶著我和我的奶媽回到浠水家鄉(xiāng)下，在約有四年的時間中，那是父母親唯一的一次見面。對故鄉(xiāng)的第一次記憶，只有零星的片段。家中來了客人，飯桌上會多一盤炒蛋放在爺爺和客人的面前，爺爺和客人會相互對著炒蛋說：“請！請！”飯吃完了，炒蛋一般是完完整整地剩下來。母親在團陂小學教書，我有時有半個咸蛋配飯，一口蛋白、一口蛋黃，吃得開心得很。
　　父親在擔任荊宜師管區(qū)司令時，派一位李副官，將母親和我，經(jīng)由豫鄂邊境，接到湖北建始，我們住在一位劉姓地主的家中。師管區(qū)撤銷，父親改任高級參謀在重慶的復興崗擔任教官，母親和我也到了重慶，住在南岸黃桷埡的茅草屋中。大妹均琴出生于紅十字醫(yī)院中，出生費用是父親賣了一支手槍來支應的。少將的薪資，那時約為每月一千五百元，雇人將配給物資從復興崗挑到黃桷埡約需支付三百元左右的腳錢，家用的水也是要雇人從江邊挑上來；在記憶中，隱約聽到母親說豆渣和蘿卜葉子可以如何做菜。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做過師管司令的人是可以完全不虞匱乏的。
　　父親以聯(lián)絡參謀的名義去延安，母親帶著我和大妹再一次寄住在建始劉姓地主家中，然后再回到重慶。從重慶到建始是先坐船到巴東，再從巴東乘車到建始；車票和船票是母親在人群中擠著買來的；我抱著均琴看行李，行李約有兩個行李卷、兩個箱子和一個網(wǎng)籃，網(wǎng)籃中裝的是鍋和碗盤之類的。提到這一段經(jīng)過，母親總會說我很乖，很懂事，幫得上忙。第二次到重慶，分住在一座兩層樓的屋子中，樓上和樓下各有一間。家中的生活比上一次好，有一位勤務兵。父親身體不好，每星期會燒一鍋排骨湯給他進補。大妹均琴出生在很窘迫的時候，父親對她最為憐惜，會分幾塊排骨給她。那時住的地方和雷震雷伯伯的家不遠，雷伯伯有一位和我年齡相仿的公子，我們見過面，并沒有玩在一起。
　　抗戰(zhàn)勝利，我們回浠水住了兩個月，然后到南京，先租屋住在小西湖，然后在藍家莊藍園12號建了一戶兩層樓，外加有廚房等后廂房的住所。父親的職務是“黨政軍聯(lián)合秘書處”的副秘書長，那應該是處理情報和資訊的作業(yè)單位。記憶中，陳立夫先生曾到家中來過；祖父到南京小住，無法將父親的工作和他心目中清朝的官位做連結(jié)，非常生氣。熊十力公公也曾在家中小住，牟宗三牟伯伯住的時間比較長，殷海光先生會和我偶爾聊聊天。浠水和鄰近鄉(xiāng)親到南京來人不少，熱鬧得很。
　　我們是在一九四八年底離開南京，先乘船到上海，然后原船到武漢，停留了半個多月后，再到廣州；然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乘船到臺灣，五月三號在基隆上岸，在臺北停留不到一個禮拜，乘火車到臺中，住了一個多月的旅館，然后遷往舊稱大和村的模范西巷。一九五○年初，全家遷至香港，那是父親最后一個和黨政相關(guān)的職務；半年后全家遷回臺中，住在向上路20號的自購房子。
　　向上路20號是日式建筑，我們?nèi)�家連同慧表姊共七人共住在二十席，約33平方米的空間中。日式房屋進門的空間叫做玄關(guān)，家中竹制的飯桌即放在玄關(guān)。孫立人伯伯擔任陸軍總司令時，如果到中部巡視，會到家中小坐，他和父親就坐在飯桌邊聊天。孫伯伯穿著布草綠軍服，完全看不出總司令的樣子。其后，我們搬到模范東巷58號，同樣是日式建筑，房子和院子比以前大了一倍，買新房的錢是向?qū)O伯伯借的。一九五四年我到臺南念大學；一九五五年父親至東海大學任教，家搬到東海的宿舍；一九七一年我返臺教書時，父親和母親住在臺北，其后遷至香港美孚新村直到父親辭世。
　　從香港回到臺中之后，林一民伯伯擔任中興大學前身臺中農(nóng)學院的校長，他約父親去教一門“國際組織與現(xiàn)勢”的課，這門課一般是排給有一點黨政經(jīng)歷又能寫一點時事評論的人來教。兩年之后父親要求改教大一國文，這是父親從“政治”走向“學術(shù)”關(guān)鍵的第一步。關(guān)鍵的第二步是東海大學的首任校長曾約農(nóng)先生，在鄉(xiāng)前輩沈剛伯先生的推薦下，聘父親到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教，使得父親可以將教學和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合而為一，真正的開啟了到學術(shù)之路。
　　從要熱血救國的青、中年，到要在文化和思想上成為“繼往開來”的“中國人”，是父親長期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蹲點和苦思后所得出來的方向。具體地體現(xiàn)他在一九五○年代前、中期的論述中，集為《學術(shù)與政治之間》一書。父親一方面抗拒“全盤西化”；一方面說明以孔孟思想為主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包含有分量極重的人權(quán)和民主思維，這些思維在長期的專制殘暴統(tǒng)治之下，受到了扭曲和變形，父親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在實質(zhì)上是要肯定“中國人”不需要“全盤西化”，即具有成為“現(xiàn)代人”的人權(quán)、資格和條件。在這個過程中，父親一方面和以胡適先生為首的西化派學者們論戰(zhàn)；同時更為了堅持人權(quán)和民主自由的原則引發(fā)國民黨內(nèi)“謀士”和“文膽”的報復�！杜c程天放先生談道德教育》，程先生是當時的教育部長；《釋〈論語〉“民無信不立”》的對象是張曉峰先生，張先生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臺灣教育界的教父。在這兩篇文章中，父親直斥他們曲解中國文化的本義，來為“政策”服務的荒謬不當；而《悲憤的抗議》和《為什么要反對自由主義》是對國民黨內(nèi)的“謀士”和“文膽”們打壓自由和民主的做法提出直接而正面的質(zhì)詢。
　　對讀過幾天書、機巧且不具有任何價值上堅持的“智識分子”，父親曾不只一次地為文批判。蔣中正先生辭世，國民黨的“文膽”寫了一份虔誠基督徒式的遺囑：蔣中正先生打了八年的抗日戰(zhàn)爭，將臺北近郊的“草山”更名為“陽明山”，在關(guān)鍵時刻嚴守中國人的立場；生前為了現(xiàn)實的限制，不得不上上教堂、做做禮拜，父親說，難道在身后仍不能還他一個正統(tǒng)中國人的身份？
　　一九四七年成立“國民代表大會”和立法院，“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基本上是依照國民黨內(nèi)外各勢力范圍分配的。父親不是國大代表或立法委員，這說明了在一九四七年，父親與各派系沒有淵源，在國民黨中的排名應該在四五千名之后。一九四九年父親在溪口，蔣中正先生的左右不超過十五人。到了臺灣，我們自始即住在臺中，而不在權(quán)力中心的臺北；說明了即使在短時間之內(nèi)得到蔣中正先生高度的眷顧，父親在到臺灣之初，或是更早，即有告別政壇的決心。一九四九年在香港的工作，父親和蔣經(jīng)國先生之間產(chǎn)生了嚴重的矛盾。一九五五年秋天，我的一位同學告訴我，成功大學的國民黨區(qū)黨部通令不可吸收我為國民黨的黨員；臆測應該是在那一時段中，國民黨開除了父親的黨籍（一九五七年三月），父親從來沒有向我們提過這件事，我也從沒有告訴他我是一個沒有資格做國民黨員的人。策動東海大學要求父親退休的，是一位文辭流暢的彬彬?qū)W者，他所建的功，使他做到了國民黨的副秘書長。
　　父親和孫立人伯伯的交情不是秘密，我相信是蔣經(jīng)國先生決定不將父親涉入到孫立人伯伯的案子中。一九八二年父親臥病臺北，蔣經(jīng)國先生要臺北的政要們到醫(yī)院中來探視，王昇將軍一露面，父親即揮手要王將軍離去；我們尊重父親的意愿，沒有接受由黨或政來安排后事的好意。蔣家父子理解到父親的耿直，故而可以容忍父親的直言；國民黨的“謀士”和“文膽”們則認為父親的直言威脅到他們存在的價值，必須除之而后快。蔣家父子對父親最大的寬容，表現(xiàn)在容許《民主評論》的存在；一九五○年代的《民主評論》是父親表達意見的主要管道，奠定了父親在學術(shù)上發(fā)展的基礎(chǔ)。
　　父親的另一助力來自香港的《華僑日報》。由于在一九四七年化解了《華僑日報》不能內(nèi)銷到廣東的問題，岑才生和歐陽百川兩位先生長期提供了一份可以糊口的特約撰稿工作。稿費在父親未至東海大學任教之前和離開東海大學之后，幫助極大。也為此，父親遺留下來大量的“時論”，這些“時論”是從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觀點來討論發(fā)生在廿世紀的事；或者是說明儒家的價值觀在今日變化萬千的社會中的適用性。
　　從追尋傳統(tǒng)的價值，到說明秉持儒家思想的人在廿世紀要如何為人處世，父親終生所追求的是做一個堂堂正正、頂天立地的中國人。他給我們的家訓是“剛毅忠恕”四個字；從父親的身影中，我們看到的是中國人的尊嚴與驕傲。
　　徐武軍·敬志
　　二O一O年元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