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鋒史學論著五種：清代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研究（第2版）》對清代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進行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全書分為11章：第一章，作為導論，主要探討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的制約因素，并揭示政策的變異及其在不同情勢下對社會經(jīng)濟的影響。第二章，作為學術史的回顧，對前此學者有關清代財政史的研究進行綜述和評論。第三章，作為不同歷史階段的個案，考察王朝建立之初財政政策的特征。第四章，通過對賦役制度及相關政策的考察，揭示清代前期賦役制度的演變軌跡。第五章，試圖通過對人口政策的研究，揭示人丁編審以及移民政策與國家財政的某些聯(lián)系。第六章、第七章，分別考察財政收入、支出結構與收入、支出政策的變動。第八章，通過對錢糧征解與奏銷的考察，分析在不同的政策導向下這一重要財政制度的變化。第九章，從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關系著眼，探討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分野與調整。第十章、第十一章，則是對有關貨幣政策的探討。在重點論述清代財政收入與支出政策的前提下，兼顧到政策與制度、體制與吏治、財政與經(jīng)濟、財政與社會、局部與整體、歷時性與共時性等幾個重要的方面。可供財政史、經(jīng)濟史、清史學者以及相關專業(yè)的研究生參考。
《清代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研究(第2版)》在重點論述清代財政收入與支出政策的前提下，兼顧到政策與制度、體制與吏治、財政與經(jīng)濟、財政與社會、局部與整體、歷時性與共時性等幾個重要的方面。全書分11章對清代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進行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
陳鋒，1955年生，山東萊蕪市人。歷史學博士。國務院政府特殊貢獻津貼專家（1993年起）。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jīng)濟與社會史研究所所長，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國社會史學會理事、中國經(jīng)濟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古代經(jīng)濟史專業(yè)委員會主任、中國傳統(tǒng)文化學會副會長、中華硯文化聯(lián)合會副會長、湖北省中國經(jīng)濟史學會會長等。著有《清代鹽政與鹽稅》（1988）、《中國病態(tài)社會史論》（1991）、《清代軍費研究》（1992）、《陳鋒自選集》（1997）、《清代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研究》（2008）、《清代財政史論稿》（2010）等書。主編有《中國俸祿制度史》（1996）、《武漢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2002）、《張之洞與武漢早期現(xiàn)代化》（2003）、《明清以來長江流域社會發(fā)展史論》（2006）、《中外學者論<展望二十一世紀>》（2006）、《中國經(jīng)濟史綱要》（2007）等書。學術輯刊《中國經(jīng)濟與社會史評論》、《中國經(jīng)濟史論叢》主編。論著多次獲省部級一、二、三等獎。獲湖北省優(yōu)秀研究生導師獎，日本創(chuàng)價大學榮譽獎。并曾任日本東京大學、同志社大學、創(chuàng)價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等高�；蜓芯繖C構的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員。
第一章 導論：財政政策及相關問題
一、引言：基本思路與分析框架
二、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三、財政政策與社會經(jīng)濟
第二章 學術史回顧：20世紀的清代財政研究
一、清代財政研究綜論
二、財政管理體制研究
三、財政收入研究
四、財政支出研究
五、財政思想研究
第三章 開國時期的財政政策
一、清廷入主中原與社會經(jīng)濟的凋敝
二、“輕徭薄賦”的政策實質
三、蠲免與除荒
四、招徠流民與鼓勵墾荒
第四章 賦役、財政制度的整頓改革與政策導向
一、賦役全書的編撰及其他
二、田賦征收原則的確立與田賦征收的貨幣化
三、均平賦役
四、“康乾盛世”時期的賦稅蠲免
五、攤丁入地
六、耗羨歸公與養(yǎng)廉銀支發(fā)
七、清查虧空
第五章 人丁編審與移民政策
一、人丁編審
二、人口遷移的動因與類型
三、移民政策之一：向四川的人口遷移
四、移民政策之二：向西南的人口遷移
五、移民政策之三：向西北的人口遷移
六、移民政策之四：向內蒙、東北的人口遷移
七、移民政策之五：向臺灣的人口遷移
第六章 財政收入政策與收入結構的變動
一、清代前期的財政收入結構及歲入辨析
二、清代前期的財政收入政策
三、清代后期的財政收入政策與財政收入結構
第七章 財政支出政策與支出結構的變動
一、清代前期的財政支出問題
二、清代后期的財政支出問題
第八章 錢糧的征解與奏銷
一、錢糧征解的相關問題
……
第九章 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調整
第十章 銀錢比價的波動與對策
第十一章 新幣的發(fā)行及相關問題
針對上述結果，解釋的思路可能會多種多樣，因為政策執(zhí)行過程原本就非常復雜，涉及許多因素和變量，比如，政策本身是否完美無缺？政策目標是否符合社會經(jīng)濟形勢？政策實施是否具備某種保障？執(zhí)行政策的人員是否能令行禁止？等等。毫無疑問，這都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不過，在筆者看來，與財政政策的實施關聯(lián)最大的乃是官僚階層的行為與官僚機制的運作。
如所周知，國家是階級統(tǒng)治的象征，設官分職是實行統(tǒng)治的具體體現(xiàn)，各級官僚則是實施統(tǒng)治的工具。在設官分職之下，上下統(tǒng)屬的官僚機構和任職于各種機構中的人數(shù)眾多的官僚階層，發(fā)揮著各自的行政職能，并具有相應的行政權力，政策的執(zhí)行正有賴于官僚機制的運作和官僚階層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政策的實施一方面是一種上下有序的組織活動，官僚機制的作用與功能如何，直接影響著政策的執(zhí)行；另一方面，伴隨著政策的實施，官僚階層的權力顯化，政策執(zhí)行者的素質、能力、水平等都構成制約政策實施的重要變量。在國家機器強大、監(jiān)督職能完備、機構運轉正常的情況下，上令下達的渠道基本暢通，國家利益、官僚階層的利益與民眾的利益大致相容，各種政策可能會執(zhí)行得較好。
一旦國家機器監(jiān)督官僚階層的能力下降或官僚機構腐敗，官僚階層的自身利益就會惡性膨脹，敷衍塞責、人浮于事、以權謀私、借機漁利等腐敗現(xiàn)象隨之產(chǎn)生，各種政策也就難以執(zhí)行。當然，官僚主義與腐敗現(xiàn)象本來就是一胞雙胎，在任何情況下都難以避免政策實施過程中的變異，哪怕是一種很好的政策，最終實施或沿襲的結果也有可能滋生弊端。
因此，上面所揭示的在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三種結果雖然各有例證，但以第三種結果最為普遍，即執(zhí)行政策的偏差或變異。這方面的例子可以說俯拾即是。清初名臣陸隴其在談到清初的戶口編審時即稱：“編審者唯恐部駁，必求足額，故逃亡死絕者俱不敢刪除，而攤派于現(xiàn)存之戶。又恐僅如舊額猶不免于駁也，必求其稍益而后止。嚴搜遍索，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無得免者。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黃口之兒，已登追呼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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