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約的歷史與迷茫的現(xiàn)實
　“70后”作家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個方面 作者：孟繁華
　
　“70后”作家的創(chuàng)作面貌，很難從總體上做出評價。這與“70后”這代人的文化記憶有關�！�60后”作家與“50后”作家沒有明顯的界限或差異，“80后”作家完全沒有集體記憶�！�70后”作家處在歷史夾縫之間對于歷史，他們?nèi)綦[若無似是而非。因此，疾風暴雨式的文學革命與他們基本沒有關系。當他們登上文壇的時候，文學革命已經(jīng)落幕；面對現(xiàn)實，“80后”橫空出世，網(wǎng)絡文學大行其道，沒有歷史負擔的這代人幾乎為所欲為無所不能�！�70后”就夾在這兩代人之間，留給他們展現(xiàn)文學才能的空間可想而知。因此，“70后”的小說一直猶疑于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當然，這樣的分析顯然是一孔之見。事實上，“70后”作家用他們的方式仍然創(chuàng)作了許多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長篇小說。當總體性潰敗之后，用代際來表達創(chuàng)作的差異性也許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但文學批評也許就是這樣：雖然是臨時性概念，但它的通約性也為我們提供了討論問題的可能。
　盛可以的《道德頌》
　盛可以的小說一出現(xiàn)，就顯示了她不同凡響的語言姿態(tài)，她語言的鋒芒和奇崛，如列兵臨陣刀戈畢現(xiàn)。她的長篇小說如《火宅》、《北妹》、《水乳》以及短篇小說《手術》等，都不是觸目驚心的故事，也沒有跌宕起伏刻意設置的情節(jié)或懸念�？梢哉f，盛可以小說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她銳利如刀削般的語言。在她那里，怎么寫遠遠大于寫什么。《道德頌》也是這樣一部長篇小說。如果我們簡單概括這部作品的話，也可以說，這是一個始亂終棄的故事，是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故事，是這個時代文學表達最常見的婚外戀的故事。事實也的確如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越是常見的事物就越難以表達，在常見的事物中發(fā)現(xiàn)別人沒有發(fā)現(xiàn)的，就是作家的過人之處。而盛可以恰恰在別人無數(shù)遍書寫過的地方、或者止步的地方開始，讓這個有古老原型的故事重新綻放出新的文學光彩。這是因為，《道德頌》將男人與女人的身體故事，送進了精神領域，旨邑與水荊秋所經(jīng)歷的更是一個精神事件。
　小說的命名就極具挑戰(zhàn)的意味：一個婚外戀的故事與道德相連，混沌而迷蒙。我們不知道在道德的意義上如何判斷旨邑與水荊秋，可以肯定的是，盛可以尖銳誠實地講述了當下社會生活中常見的精神現(xiàn)象，這個誠實就是道德的。仿佛一切都平淡無奇：“一個普通的高原之夜，因為后來的故事，變得尖銳�！彼�荊秋，一個四十出頭的男人，在近三十歲的旨邑眼中是“比德于玉，而且是和田玉，是玉之精英�！�…水荊秋并不英俊，然而這塊北方的玉，其聲沉重，性溫潤，‘佩帶它益人性靈’，她以為他的思想影響將深入，并延續(xù)到她的整個生命。”小說開篇的路數(shù)與其他言情故事區(qū)別不大，但修辭老辣，一個“她以為”預示了故事不再簡單。小說的基本情節(jié)也波瀾不驚：旨邑和水荊秋一見鐘情，約會、懷孕、墮胎、同水荊秋的太太戰(zhàn)斗、與謝不周、秦半兩曖昧周旋取舍不定等。但在這些常見的生活故事里，盛可以銳利地感知了情感困境更是一種精神困境。特別是歷史學教授水荊秋，他可以風光地四處講授他的歷史學，但他唯獨不能處理的恰恰是他自己面對的“歷史”：“在水荊秋看來，日常生活與精神生活是敵對的，甚至前者瓦解后者，他做夢都想逃離日常生活，最終只是越陷越深�！睔v史學教授的方寸確實亂了。精神生活不可能與日常生活無關，沒有從日常生活中剝離出的純粹的“精神生活”等待教授去享受，這個學問甚大的教授面臨不可解的現(xiàn)實難題時，竟然試圖以“形上”的方式尋找借口逃避，可見水荊秋的無力和無助。說水荊秋虛偽、自私、懦弱都成立，但卻不能解釋他止步、逃避、矛盾的全部復雜性。因為那不是水荊求一個人面臨的問題。水荊秋是情感事件的當事人，他不能處理他面對的事務，所以作為小說“人物”他就顯得有些蒼白。謝不周沒有身置其間，他沒有被規(guī)定“軌跡”，所以謝不周作為“人物就從容豐滿些。
　旨邑其實是一個有些理想化的人物。她多情美麗、膽大妄為、敢于愛恨，但緊要處又心慈手軟不下猛藥。作為一個事件中沒有主體地位的女性，她的結局是不難預料的。但她的困境也許不僅在與水荊秋的關系中，同時也在她與謝不周和秦半兩的關系中。這些男人，就像她開的玉飾店一樣，雖然命名為“德玉閣”，但卻都是贗品。倒是那個被稱為“阿喀琉斯”的小狗，忠誠地跟在旨邑的身邊。因此，包括旨邑在內(nèi)的小說中的所有人物，很難以道德的尺度評價，即便是作為基本線索的情感關系，也多具隱喻性。人類的精神矛盾和困境沒有終點，欲望之水永遠高于理性的堤壩，這就是精神困境永無出頭之日的最大原因。
　如前所述，《道德頌》的值得關注，不止在于小說提出或處理問題的難度，也不止于小說對人物內(nèi)心把握的準確。更值得談論的是小說的語言修辭。無論是人與事，《道德頌》的語言都是拔地而起，所到之處入木三分。盛可以曾在一篇文章中說：“我的小說中有許多比喻。運用精確形象的比喻，也能使語言站起來。余華的比喻是精辟的，如說路上的月光像灑滿了鹽；博爾赫斯說死，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水中；普魯斯特在《追憶逝水年華》里寫‘感到思念奧黛特的思緒跟一頭愛畜一樣已經(jīng)跳上車來，蜷伏在他膝上，將伴著他入席而不被同餐的客人發(fā)覺。他撫摸它，在它身上焐暖雙手……’這只有“神經(jīng)質的、敏感到病態(tài)程度”的普魯斯特才寫得出來；茨威格華麗而充滿激情的語言及精彩的比喻讓人折服。用形象的隱喻使人想象陌生事物或某種感情，甚至味覺、嗅覺、觸覺等真實的基本感覺來喚起對事物的另一種想象，既有強烈的智力快感，也有獨特新奇的審美愉悅�！保ㄒ娛⒖梢裕骸蹲屨Z言站起來》，載《姑蘇晚報》2003年3月5日）這是盛可以的小說修辭學，她以自己的神來之筆實現(xiàn)了自己的期許。她那“站起來”的語言，就這樣或山峰或美女般地在眼前威武佇立閃動舞蹈。
　……
　郁秀的《太陽鳥》
　留學生文學給我以深刻印象的，大概有臺灣作家於梨華的《又見棕，又見棕》， 八十年代去美國留學的查建英的《叢林下的冰河》，以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我的財富在澳洲》等。這些不同時期的作品，極其鮮明地呈現(xiàn)出了留學生文學的“代際”距離。他們表現(xiàn)出的不同體驗和情感，我們幾乎很難尋找出其間的承傳關系。在這個意義上，我不能不認同關于現(xiàn)代性的“斷裂”解釋。
　在於梨華那里，那種“無根”感幾乎是切入骨髓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可以提煉出一代人共同的情感體驗：“書中牟天磊的經(jīng)驗，也是我的，也是其他許許多多年輕人。他的‘無根’的感覺，更是他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共同感受的”。到了查建英那里，留美學生“我”開始產(chǎn)生了矛盾，她仿佛處于兩個世界的邊緣：美國不屬于她，盡管她生日那天她可以得到一輛白色的汽車，而在國內(nèi)，過生日時父親只是揪了揪她的小辮子。但她仍然有一種放不下又說不清的，不能釋懷的東西纏繞著她。她沒有目的的回來尋找她想要的那個東西，結果還是大失所望。于是她不知道是應該留在美國還是應該留在中國。也正是這一矛盾心態(tài)的表達，使查建英的小說在那一時代的留學生文學中格外引人矚目。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對“洋插隊”進行瘋狂敘事的留學生“文學”，則完全是另外一種面孔，它以夸張，張揚的方式所表達的弱勢文化心態(tài)，以及在遲到的中國市場上捷足先登式的趁火打劫，使這些文本永遠地休止于文學的門欄之外。那是特殊時期產(chǎn)生的扭曲了的所謂的“留學生文學”。
　現(xiàn)在我們所要談論的《太陽鳥》，并不是一部特別令人感到興奮的作品。這部作品的問題是它的平面化，這可能也是作者的有意追求。她說“表現(xiàn)這一代留學生真實的心路歷程和精神風貌，除了大刀闊斧的筆法，應該還有曲徑通幽可尋。我力求用真切的心，風趣的筆，描述那些平凡真實的故事。我拋開許多大場景和一些莊嚴的話題，只想從情感的角度加以挖掘。我想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人們對美好情感的追求總是一致的，而這種美好的情感不僅維系著一個家庭，一個群體，也維系著一個民族�！钡�這種宣言并沒有很好地貫徹到作品的具體寫作中。在她的表述中顯然也有“大敘事”的愿望，并試圖通過“平凡真實的故事”得以實現(xiàn)。然而讀過作品之后，我覺得除了陳天舒和她的朋友們關乎個人的情感憂傷或滿足之外，留下來的就沒有什么印象了。而這一感受同閱讀於梨華、查建英的作品是非常不同的。我并不是說這兩個作家就是評價留學生文學的一個尺度，而是說，讀過她們的作品之后，心靈總會受到某種震動，那里總有一些令人感動的東西。它觸動的是心靈深處的只可意會而又難以名狀的東西。這就是作家的過人之處�！短�陽鳥》可能缺乏這種有力量的東西，也就是撼動人心的東西。但有趣的是，從於梨華到查建英再到郁秀，留學生文學恰好走過了“痛苦矛盾解脫”的全過程。但是，這一敘事真的是留學生文學的福音嗎？
　《太陽鳥》這個作品命名就透露了它可能流淌在作品中的調子，它輕快，流暢，沒有負擔，這一方面?zhèn)鬟_了這代留學生的心態(tài)，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全球化”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后果。在作品中有一個令人不安的細節(jié)，那個名叫林希的青年，曾有過痛苦的情感記憶，她在國內(nèi)與男友的同居，遭到了長輩的痛恨和詛咒。這一挫折是林希難以走出的心理泥沼，甚至最真摯的愛情也不能將她拯救。但是，是美國的觀念拯救了她，是美國的觀念使她擁有了“另一種活法”�！叭�球化”從本質上說就是“美國化”，而林希恰恰是在美國觀念那里得到自我救贖的。這一看似不經(jīng)意的一個細節(jié)，卻從一個方面表達了文化意識形態(tài)霸權不規(guī)則滲透的形狀。因此，對《太陽鳥》的閱讀我似乎有一種矛盾的感受：一方面我希望留學生能夠寫出超越意識形態(tài)、民族國家等“大敘事”的作品，而能寫出獨特的個人化的真實體會；另一方面，我又對純粹的個人情感體驗，對缺乏震撼力的作品有一種排斥的心態(tài)。這是批評家的問題，也就是作品中越是缺乏的，也正是他們越加挑剔的。批評家作為一個“特殊”的讀者，他的看法僅僅是一家之言，在這個意義上就不是陳詞濫調。但這部作品很可能會受到在平面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一代讀者的喜歡，這不僅在于作者是《花季?雨季》的作者，更重要的是，《太陽鳥》提供了一種他們熟悉并樂于接受的敘事范型，這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