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視域與傳統(tǒng)原典的結(jié)合
　　——對中國哲學史書寫的若干思考
　　柴文華*
　　自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以來，人們對中國哲學史的書寫就有過方方面面的思考和討論，但總覺得還是“亂花迷眼”。在確立中國有哲學的前提下，通過對中國哲學史書寫歷程的反思，走自己的路，“海闊天空我自飛”a可能是當下難以逆轉(zhuǎn)的趨勢。在多維度的書寫方式中，現(xiàn)代視域與傳統(tǒng)原典的結(jié)合應該是較佳選擇。在這方面，杜維明對儒學的研究和表達會為我們提供重要的借鑒。
　　思考中國哲學史的書寫，首先面對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有沒有哲學？如果有，可以接著談；如果沒有，何須再談？
　　我覺得提出或支持“中國無哲學”觀點的人都是以西方哲學為唯一的參照，黑格爾、胡塞爾等不用說，即使贊賞中國思想的海德格爾、德里達也是如此。在他們眼里，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形上學、宇宙論、知識論，當然沒有哲學；更何況，中國古代非但沒有哲學學科，甚至“哲學”這個詞匯都沒有，怎么可能有哲學？
　　這里一個明顯的問題是怎樣界定哲學。如果說形上學、宇宙論、知識論是哲學，中國古代可能不發(fā)達，但說沒有，那不是別人欺騙自己就是自己不把自己當回事。按照馮契的理解，如果廣義認識論也是認識論，如果辯證邏輯也是邏輯學，那么，中國古代不但倫理學發(fā)達，認識論和邏輯學也不算不發(fā)達，理所當然的，中國古代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應該占有一席之地。按照牟宗三的界定：“凡是對人性的活動所及，以理智及觀念加以說明的，便是哲學�！�…中國有數(shù)千年的文化史，當然有悠久的人性活動與創(chuàng)造，亦有理智及觀念的反省說明，豈可說沒有哲學？”
　　總之，無論從哲學的普遍性還是哲學的特殊性出發(fā)，中國都有哲學。
　　二
　　中國哲學史的書寫有一個從非自覺到自覺的過程。中國有數(shù)千年的哲學思維成果，但古代沒人有過哲學視域，所以哲學史自然沒人系統(tǒng)整理，即使是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也只是學術(shù)思想史。不過，這些學術(shù)思想史涉及中國哲學史的很多內(nèi)容，是一種自發(fā)式、萌芽式、碎片式的書寫。20世紀上半葉，謝無量、胡適、馮友蘭、張岱年、鐘泰、范壽康等人有了自己不同的哲學視域，所以才有了自覺形態(tài)的中國哲學史書寫方式。
　　謝無量191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是中國人寫的第一部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史學科的開山之作，它雖然具有較濃郁的傳統(tǒng)味道，但也不乏對哲學的現(xiàn)代理解，并運用西方哲學的框架對中國哲學做了初步解讀，蘊含了“以西釋中”的書寫傾向。首先，謝無量把哲學分為形而上學、認識論、倫理學，同時還有“純正哲學”和“實踐哲學”的說法，這顯然是一種西方哲學分類模式，與后來的胡適、馮友蘭等人的分類思路近同；其次，謝無量運用了許多西方哲學語言或概念來描述中國哲學史的問題，如把道家的本體論概括為“道一元論”，把張載的本體論概括為“氣一元論”，把程頤、朱熹的本體論概括為“理氣二元論”，把孟子的性善說概括為“性善一元說”，把荀子的性惡說概括為“性惡一元說”，把楊朱學說概括為利己主義，把法家的政治學說概括為功利主義，還用同一律探討莊子的《逍遙游》等。再次，謝無量已經(jīng)初步具備了中西哲學的比較意識，如認為柏拉圖的哲學王理念僅僅是一種“想望”，而在中國遠古時代卻是一種歷史的事實；認為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愛、墨子的兼愛雖有不同，但同出于“仁之一念”；認為孔子的仁與佛教、基督教有所不同，佛教、基督教的仁是平等之仁，孔子的仁是差別之仁，等等。
　　盡管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開了“以西釋中”書寫方式的先河，但僅僅是初步的，而胡適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和馮友蘭193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哲學史》，確立了成熟的“以西釋中”的書寫方式。他們不僅確認了以西方哲學的框架詮釋中國哲學的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而且提出了一套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書寫的中國哲學史盡管現(xiàn)在看來有一些削足適履的偏向，但在當時確實給人一種新鮮的現(xiàn)代感受。此外，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雖然正式出版于1958年，但在1937年就完成了初稿，1943年還印為講義，應該算作建國前的代表作。這是第一部中國哲學問題史、中國哲學范疇史，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開辟了問題史的書寫方式。書中雖然提到過“唯心主義”、“唯物主義”等概念，但從他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的板塊劃分來看，還是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的，如張岱年自己所說：“如此區(qū)別哲學與非哲學，實在是以西洋哲學為標準，在現(xiàn)代知識情形下，這是不得不然的。”所以，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也應該算作“以西釋中”中國哲學史書寫方式的代表作之一。
　　術(shù)的差異性和獨立性，認為二者不能“強為比附”，否則容易“轉(zhuǎn)失其真”，這實際上是對西方學術(shù)包括西方哲學的一種委婉拒絕。所以他要以傳統(tǒng)的史傳體裁書寫中國哲學史，“一用舊文”、“一從常習”，是一種“以中釋中”的中國哲學史書寫方式，在當時確實有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傾向，但他依然留給我們今天諸多的回味。
　　建國前，以郭沫若、侯外廬等為代表的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中國社會、歷史、思想史，開辟了“以馬釋中”的中國思想史書寫模式。在這一過程中，馮友蘭已經(jīng)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些觀點研究中國哲學史，但從總體上說是零散的，而范壽康1937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通論》則是第一部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詮釋框架系統(tǒng)研究中國哲學史的著作。他運用社會歷史和階級分析的方法，運用辯證分析方法對中國哲學史內(nèi)容的解讀，深化了人們對中國哲學史的認識，推進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fā)展，開創(chuàng)了“以馬釋中”的中國哲學史書寫方式。但僅僅是初步的，在許多方面還有待于深化。
　　不難看出，中國哲學史學科創(chuàng)立時期主要出現(xiàn)了“以西釋中”、“以中釋中”、“以馬釋中”三種典型的中國哲學史書寫方式，其中“以西釋中”是主流。這開辟了中國哲學史書寫方式的自覺時代、現(xiàn)代化時代，對后來的中國哲學史書寫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