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七月八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下這封信的大體背景。他在信的一開頭就總結(jié)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理論，其實正是他當時過分強調(diào)“階級斗爭”的結(jié)果。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毛澤東就是用這種理論作為武器，領(lǐng)導(dǎo)了這場事與愿違的沒有達到“天下大治”，反而引起“天下大亂”的文化革命。
　　毛澤東寫好這封信后，是先給周恩來和王任重看的。這表明毛澤東對周恩來和王任重是信任的。之后，此信由周恩來帶到上海交給江青。他還告訴江青：“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xiàn)在不能公開，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后的一個什么時機，‘右派’當權(quán)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庇纱丝梢娒珴蓶|當時對江青是信賴的，把自己內(nèi)心的真實思想無任何保留地告訴江青，也說明他在中共中央高層可信賴的人已經(jīng)不多了。毛澤東把這些“黑話”告訴江青，其實也是一個無奈的選擇。
　　毛澤東的這封信，也再次給江青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分量增加了法碼。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guān)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wù)的通知》：陳伯達同志因病經(jīng)中央批準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后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取務(wù)，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10月，“中央文革”擴充為“中央文革碰頭會”。實際上，這個“中央文革碰頭會”主持著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成了“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成員也隨之擴充，除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外，又加入了周恩來、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共12人。表面上這個“碰頭會”由周恩來主持，但在實際上周恩來已經(jīng)被“左派”們包圍。從當年“永遠忠于毛主席！永遠忠于黨中央！永遠忠于中央文革！”這句非常流行的口號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央文革”的權(quán)力之大。而“忠于中央文革”不就是“忠于江青”嗎？！江青的權(quán)力已經(jīng)凌駕于國家總理周恩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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