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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庫：德語文學中的文化記憶與民族價值觀》共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的第一部分涉及理論構(gòu)建，主要梳理從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瓦爾堡的“社會記憶”到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的譜系關(guān)聯(lián)，目的在于從理論上厘清“文化記憶”和與之相關(guān)的概念；第二部分擬探討普遍意義上的“文化記憶”與文學的關(guān)系、其交會點以及文學演示“記憶”的可能與特性；第三部分著重討論德語文學作為“存儲記憶”的數(shù)個重要方面；下編是典型個案分析，通過重讀德語文學經(jīng)典作家和文本，考究德語文學在文化記憶方面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第三節(jié) 阿萊達和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及“新記憶研究”
　　德國埃及學者揚·阿斯曼和英美文學教授阿萊達·阿斯曼是被稱作“新記憶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們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文化記憶”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不斷被深化，不僅成了文化記憶研究的核心概念，而且也幾乎成為了文化記憶研究本身的代名詞。正是由于他們的理論建構(gòu)，文化記憶研究才在理論上逐漸走向成熟和系統(tǒng)化。
　　揚·阿斯曼和阿萊達·阿斯曼的理論思考是建立在對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的接受與批判基礎(chǔ)之上的。在梳理哈布瓦赫的中心論點時，阿斯曼主要強調(diào)了以下幾點：
　　——記憶具有社會性。它既產(chǎn)生于集體又締造了集體。其次，個人記憶是在集體記憶中形成的；人們不僅只是活在與他人的關(guān)系中，人們也是在與他人的關(guān)系中進行回憶的；個人記憶因此也是各種不同社會記憶的交叉點。
　　——記憶具有重建性。過去只是保存了那些“每個時代的社會在各自的相關(guān)框架下能夠重建起來的東西”。因此，記憶是通過依附于一個“意義框架”這種方式被保存下來的。這個框架是虛構(gòu)的。回憶意味著賦予在框架內(nèi)曾經(jīng)歷的東西以意義；遺忘則意味著意義框架的解體，在這一過程中，某些回憶失去了相關(guān)性，因而被遺忘，與此同時，其他記憶進入新的框架，從而被回憶。
　　——記憶與歷史：集體記憶著眼于連續(xù)性和再識別性。它的功能在于設(shè)計一個獨特的輪廓，并通過自我關(guān)照以保證集體的獨特性與持久性。與“被居住”的記憶相對的是“無人居住”的歷史，與記憶不同，歷史與集體同一性之間沒有關(guān)聯(lián)。
　　阿斯曼對哈布瓦赫的批評則集中在以下兩點：
　　其一，哈布瓦赫沒有完全擺脫柏格森哲學思想的影響，仍然沉醉于“生活”、“真實”這樣的概念之中，追問的是與“被構(gòu)想的時間”和“人為的綿延”（temps concu，duré；e artificielle）相反的“被經(jīng)歷的時間”（temps vé；cu），這不僅導(dǎo)致概念清晰度的損失，也完全忽略了文字對于集體記憶的意義。
　　其二，哈布瓦赫理論思考具有局限性。作為社會心理學家，他的探索止步于記憶的集體框架，他的目的在于要證明即使是再個人的記憶也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卻并沒有追求一種明確的文化層面上的理論建構(gòu)，包括文化進化論的視角在他那里也是被排除在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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