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向曾國藩學什么
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湖南一師教授楊昌濟與他的得意弟子毛澤東聊天時，談到毛的家世。楊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渠之父先亦務農，現(xiàn)業(yè)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xiāng)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
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這一年，曾國藩（滌生）去世四十三年，梁啟超（任公）也剛好四十三歲初度。將梁與曾氏并列作為農家子弟中的卓異代表，大概不會始于楊昌濟，但二十二歲的毛澤東，此時很可能是第一次從他所崇敬的師長口里聽到
二人并提的話。
楊昌濟并列曾梁，著眼于同是農家子弟同樣聲名卓著，至于其他方面并沒有過多論及，當我們稍稍接觸一些梁的文字后，便可以明顯看出曾梁之間還有另一層關系，即曾氏對梁影響甚為深遠，或者說，梁刻意向曾氏
學習。
梁是廣東人，因地域及由地域而產生的種種隔閡的緣故，他直到二十八歲才在國外讀到曾氏的書。光緒二十六年春夏間，旅居美國檀香山的梁啟超，在給其師康有為及朋友的信中，多次談到初讀曾氏家書時的震動：
“弟子日間偶觀曾文正公家書，猛然自省，覺得不如彼處甚多�！薄暗苋諄眍H自克勵，因偶讀曾文正家書，猛然自省，覺得非學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
從那以后，梁便將曾氏引為人生榜樣。直到晚年，其對曾氏的景仰之情依舊不改。他對人說：“假定曾文正、胡文忠遲死數(shù)十年，也許他們的成功是永久的�！�
梁啟超為什么會如此推崇曾氏？他在曾氏身上學到些什么呢？一九一六年，梁在政務著述異常繁忙之際做了一樁大事，即從曾氏全集中摘抄部分語錄，匯輯成一部《曾文正公嘉言鈔》，并為之作了一篇序言。從梁的這篇
序文和他所選語錄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對曾氏的認同之處。
梁認為，曾氏不僅是有史以來不多見的大人物，也是全世界不多見的大人物，而這個大人物，并沒有超倫絕俗的天才，反而在當時的名人中最為魯鈍笨拙。那么是什么使得曾氏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呢？梁說曾氏“
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他自己首先在這一點上著意向曾氏學習。
曾氏初進京時刻苦研習程朱之學，并身體力行，要做一個無愧天地父母所生的人，同時對自己身心各方面提出嚴格要求，且撰《五箴》即“立志箴”、“居敬箴”、“主靜箴”、“謹言箴”、“有恒箴”以自警。梁
也“以五事自課：一曰克己，二曰誠意，三曰立敬，四曰習勞，五曰有恒”，并效法曾氏以日記作為督察的方式：“近設日記，以曾文正之法，凡身過、口過、意過皆記之�！�
人的一生最難做到的是“恒”字。曾氏以梁所謂的鈍拙之資成就大事業(yè)，靠的就是這個“恒”——數(shù)十年如一日的勞心勞力。梁雖天資聰穎，但只活了五十六歲。自從二十多歲成名后，一生便在忙碌中度過，除大量
的政事、教學、社交等占據(jù)他許多寶貴的時光外，還要承受動蕩不安的流亡歲月的干擾，而他卻留下一千四百萬言的精彩著述，其內容幾乎涉及文史哲的各個領域。如此巨大的成就何以取得？靠的也就是持之以恒的勤
奮。他說他“每日起居規(guī)則極嚴”，“所著書日必二千言以上”。他的學生說他“治學勤懇，連星期天也有一定日課，不稍休息。他精神飽滿到令人吃驚的程度”。梁的精力充沛或許有天性，但更多的則是出于自律。他在
給朋友徐佛蘇的信中說：“湘鄉(xiāng)言精神愈用則愈出，此誠名言，弟體驗而益信之�！毕驵l(xiāng)即曾氏。曾氏所說的這句話，見于咸豐八年四月初九給他九弟的信。梁不僅將這話記于心付于行，而且又將它抄下來，編于《嘉言
鈔》中，提供給天下有志于事業(yè)者。
從梁所輯錄的這部《嘉言鈔》中，我們看到梁大量摘抄曾氏關于立志、關于恒常、關于勤勉、關于頑強堅毅方面的嘉言，足見梁對曾氏這些方面見解的看重。隨著這部《嘉言鈔》的問世，也可以讓更多的讀者看到曾
氏當年“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艱苦卓絕”的具體做法，在一段鮮活的歷史過程中，得到對當下生存的啟示。
作為近世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動家，梁更看重學問的經(jīng)世致用。他在序文中說：“夫人生數(shù)十寒暑，受其群之蔭以獲自存，則于其群豈能不思所報？報之則必有事焉，非曰逃虛守靜而即可以告無罪明矣。”以自己所做的實
事來報答社會，這是梁啟超的人生選擇。接下來，他談到自己從政二十年來的重要體會：既要做事，“于是乎不能不日與外境相接構，且既思以己所信易天下，則行且終其身以轉戰(zhàn)于此濁世，若何而后能磨煉其身心，以
自立于不��？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應曲當，無所撓枉？天下最大之學問，殆無以過此”。梁的意思是，要做事，便得與濁世打交道，在此濁世中如何讓自己的身心得到磨煉，從而立于不敗之地；如何能很好地應付方方面
面，不至于受挫受阻,這就是人世間的最大學問。他認定曾氏便是這樣一個擁有最大學問的人。
曾氏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注重經(jīng)世致用。過去都說曾氏是理學家。其實，他對理學的學理并沒有大的推進，他的貢獻是在實踐上。在如何將理學用之于身心修煉及事業(yè)建立這方面，
曾氏是一個成功的踐履者。曾氏以中國學問為教材，不僅盡可能地完善了自我健全的人格，而且成就了一番事功，并因此改變近代中國歷史走向，這就是所謂的“內圣外王”。除此之外，在平時生活中，他也是一個好兒
子、好兄長、好父親、好丈夫、好朋友。曾氏認為，人生的“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在這一點上，曾氏與梁啟超的看法完全一致。于是，我們在這部《嘉言鈔》里，可以看到曾氏是如何修身的，又是如何辦事的
。這事情中既有掀天揭地的軍國大事，也有木頭竹屑的零碎小事。梁啟超說曾氏“所言，字字皆得之閱歷而切于實際，故其親切有味，資吾儕當前之受用”。既親切，又實用，這就是當年梁讀曾氏文字的感受。
此外，我們讀《嘉言鈔》時還有一個強烈感覺，即梁特別注重曾氏對當時墮落風氣的譴責以及對扭轉時風的自我期待與擔當。梁不惜反復摘抄曾氏在不同時期對不同人說的有關言論，于此不僅能看出梁對曾氏這些議論的
認可，還可感受到梁本人對移風易俗改造社會的責任感。這一點，或許正是這兩位歷史巨人最大的心靈相通之處。
梁在《說國風》一文中說：“吾聞諸曾文正公之言矣，曰‘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
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于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夫眾人之往往聽命于一二人者，蓋有之矣，而文正獨謂其勢不能不聽者何也？夫君子道長，則小人必不見容而無以自存，雖欲不勉為君子焉
而不可得也；小人道長，則君子亦必不見容而無以自存，雖欲不比諸小人而不可得也�！�
顯然，梁是在引曾氏之說來為自己的文章立論。曾氏認為，處在眾望所歸之地位的一二人，對一時的社會風氣是負有引領之責的，而風氣一旦形成，便又會影響各個層面上的人，從而形成強大的社會力量。曾氏一向
是以“一二人”自期的，作為名滿天下的維新派領袖，梁又何嘗不隱然以“一二人”自許呢？在這一點上曾梁之間可謂惺惺相惜。
“一二人”靠什么來扭轉風氣呢？理學家曾氏是主張以道德的力量來影響社會的，即先做到自我道德完善，再以此來感化身邊人及屬下，然后再靠他們去影響更大的群眾面。對此，曾氏有過表敘：“天之生斯人也，上智
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眾，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于善而善，習于惡而惡……由一二人以達于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為物，控之若無有，?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fā)大
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革新家梁啟超對曾氏這種以德化人的理念甚為贊賞。臨去世的前兩年，他曾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們，有過一次懇切的長談。他說：“現(xiàn)在時事糟到這樣，難道是缺乏智識才能的緣故么？老實說，什么壞事不是智
識分子的才能做出來的？現(xiàn)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它留下的殘余根本去鏟除。我們一回頭看數(shù)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養(yǎng)。他們看見當時的社會也壞極了，他們一面自己嚴厲地約束自己，不跟惡
社會跑，而同時就以這一點來朋友間互相勉勵，天天這樣琢磨著，可以從他們往來的書札中考見……他們就用這些普通話來訓練自己，不怕難，不偷巧，最先從自己做起，立個標準，擴充下去，漸次聲應氣求，擴充到一
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種風氣，到時局不可收拾的時候，就只好讓他們這般人出來收拾了。所以以曾、胡、江、羅一般書呆子，居然被他們做了這偉大的事業(yè)�！�
梁早年系維新變法派，后來轉為共和制度的堅定擁護者，對于張勛復辟清王朝的做法持堅決反對的態(tài)度，而曾氏則是徹底的大清王朝的�；逝�。在某些人看來，梁不應學曾氏而要咒罵他才對。其實，人類文化中的精粹是
從來不受政治觀念和時空限制的，梁所看重的那些曾氏嘉言，正是屬于人類文化精粹的部分。梁說曾氏是“盡人皆可學焉而至”的，他自己學習而有成效，于是想讓大家都來學習，遂在百忙中抽空編了這本《嘉言鈔》。
梁認為他所編的這部書，對于中國人來說，好比穿衣吃飯一樣的不可一刻離開。筆者也一向認為曾氏可學而至，且有感于“布帛菽粟”這句話，遂在評點曾氏的家書、奏折之后，不嫌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煩，又來評點一
番梁所輯錄的這部《曾文正公嘉言鈔》，無非是想讓梁啟超的意愿在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中得到更好的實現(xiàn)。
最后，還有兩點要向讀者諸君交代。
一、梁啟超對他所輯的《曾文正公嘉言鈔》還有過體例上的說明，為方便讀者閱讀，擇其重點如下：
“是編從金陵刻本《曾文正全集》中書札、家書、家訓、日記、文集五種摘抄。其余嘉言散見他種遺著者則付闕如。
“是編所取自便省覽，故務求簡要，往往一段之中僅節(jié)數(shù)語，不嫌割裂，但求受用耳。亦有因此一義而屢見屢抄者，以存文正強聒不舍之真，亦使讀者得日習而悅之益。
“文正居大亂之世，半生治軍，是編所抄言戰(zhàn)事者亦什之一二。其為軍人寶鑒而無待言，即非軍人，亦當涵詠其理而善推之于用。蓋人生天地間，本以奮斗為生涯，何時何事非在戰(zhàn)爭中者？是編所抄關于軍事諸條，
吾確信凡任事者茍能體其意而服膺之，必終身受益不盡也。
“是編所抄關于觀人用人之諸條，讀者可以為文正秉權勢居高位故能爾爾，吾儕則無需此。其實不然。人無論居何地位執(zhí)何職業(yè)，皆須與人共事，求友求助。茍善讀此，無往而不自得師也。
“文正于學術文藝獨得處甚多，垂訓亦至精，今所抄從略。”
二、梁啟超所編的《曾文正公嘉言鈔》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于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三四年，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出版了一部名曰《曾文正公嘉言類鈔》的書，無編者署名。一九九三年，岳麓書社重印此書，以梁啟超
作為此書的選編者。梁啟超是否此書的選編者雖是疑點，但此書所選的言論卻的確出于曾氏全集，且此書所選嘉言頗多，又分類匯編，有利于無法通讀全集的讀者更好地閱讀曾氏。鑒于此，筆者亦對此書加以評點，并附
錄于后。此書也有“割裂”“屢見屢抄”的現(xiàn)象，其用心當與梁氏所說者同。另，這兩本書免不了有重復之處，為保存原貌，亦不作刪節(jié)。
嘉言鈔即語錄。為便于當今讀者的認同，華夏出版社再版時建議將此書原名《唐浩明評點梁啟超輯曾國藩嘉言鈔》改為《唐浩明評點曾國藩語錄》。我認為這是可以的，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