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上相南征策眾材，
　　軍容十萬轉風雷。
　　書生卻進安民策，
　　盜弄潢池事可哀！
　　
　　這是我國近代一位偉大的人物曾國藩送別唐鏡海先生時作的詩，其實不啻為他自己的寫照，唐鏡海哪有這樣的功業(yè)呢？說起曾國藩來，一般人總要聯(lián)想到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承襲天地會的余緒，啟發(fā)民族革命的偉業(yè)，為社會主義做先導，當然不能算“盜弄潢池”，但是清朝人都稱他作“長毛賊”。而十五年的天國，居然被一個書生打平了，這不是很可哀的事嗎？清末民初的革命黨人，繼洪、楊而倡排滿運動，建民國而復皇漢聲威，不免就要唾罵曾文正公了。章炳麟是當時激烈派的代表，他曾經(jīng)說過：“曾國藩者，譽之則為圣相，讞之則為元兇，要其天資，亟功名善變?nèi)艘�。始在翰林，艷舉聲律書法以歆諸弟，稍游諸公名卿間，而慕聲譽，沾沾以文詞蔽道真。金陵之舉，功成于歷試，亦有群率張其羽翮，非深根寧極，舉而措之為事業(yè)也。所志不過封徹侯，圖紫光。既振旅，始為王而農(nóng)行遺書，可謂知悔過矣。其功實方諸唐世王鐸、鄭畋之倫。世傳曾國藩生時，其大父夢蛟龍繞柱，故終身癬疥如蛇附，其征也。凡有成勛長譽者，流俗必傳之神怪。庸人謂鄭畋之生，妊于死母，其夸誣蓋相似。死三十年，其家人猶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見《檢論》雜志）。以民族罪人加諸曾國藩而托之于其子孫之口，真是他的“魂魄獨有余羞”嗎？可是章炳麟又以英雄許之，說：“曾、左之倫，起儒衣韋帶間，驅鄉(xiāng)里服耒之民，以破強敵。宗棠又能將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逆，則上度皇甫規(guī)嵩，下不失為王鐸、鄭畋，命以英雄誠不虛�！保ā稒z論對二宋》）更推論他的為人治跡，說道：“湘軍之夷洪氏，名言非正也。洪氏以夏人撻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聞，又橫張神教，以軼干之。曾國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過衛(wèi)保鄉(xiāng)邑，非敢贊清也。當是時，駱秉章、向榮獨知名義……湘人雖蔑易秉章，又甚惡向榮為人，卒不能干正義。故其檄書不稱討叛，獨以異教愆禮數(shù)之。洪氏已弊，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虜，而流大漢之弟，是以沒世不免惡名。然其行事，猶足以愜人心者，蓋亦多矣。……曾、左知失民不可與共危難，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數(shù)為長吏牽掣，是以所至延進耆秀，與共地治，而殺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終身衣不過大?，食不過一肉，時時與人圍棋宴游，或具酒肴，雜以茶，言談時及載籍，文辭恢啁間之，其山澤之儀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于奸。初政十年，吏道為清矣�！�…夫此諸將帥者，倨讓不同，寬猛亦從其性也，而皆體任自然，不好苛禮，不擾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強死。群校所推，以曾、左為其主。雖上未齒王導、謝安之流，誠令監(jiān)視一國，輔以知遠，而軌以法程，亦可以垂統(tǒng)矣！”（《檢論近思》）可見就是怪僻的章炳麟除民族大義一點外，也不能不佩服曾文正公，“行事足愜人心”，共治伸張民權，“體任自然”，“吏道為清”。是一個“可以垂統(tǒng)”的人物哩！要說他“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虜，而流大漢之弟”，就是他“沒世不免惡名”的原因，那更有點冤枉！章先生既知道他“不敢贊清”，而以“異教愆禮”數(shù)洪、楊，足征國藩是為文化而戰(zhàn)爭，為宗教而戰(zhàn)爭，自不能以民族大義責之！據(jù)傳說：彭玉麟始終不愿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異族之義，并曾勸國藩自主東南，英人戈登也勸過李鴻章，他們?yōu)槭裁炊疾桓易瞿�？我們試一看左宗棠的性格，那樣豪邁不羈，他曾見過洪秀全，勸以仍用孔孟學說，秀全不聽。后來他立功邊徼，氣凌朝右，尚不免懔殿陛之森嚴，以天威為可畏，就可以知道在幾千年君主專制政體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曾國藩又怎能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輕舉妄動呢？后來剿捻軍、辦教案二事，均為盛名所累，不得國人諒解。一轉眼間，鐘銘世勛，圣相威嚴，卻變?yōu)橹r議紛紛，舉國欲殺，可見舊社會的潛勢力之大。如果他做些狐埋狐的勾當，難道就能成功嗎？事后論人，自己不免忘掉時代環(huán)境了！他們在實際上確把滿人的政權轉移于漢人，無形中又增加了會黨的勢力，替民族革命隱隱做下驅艱除難的工作，就在這一點來講，也算功可補過吧！況且他們的眼光，已著重在全世界上，帝國主義者乘方張之勢，壓迫欺凌我們，漢滿的畛域，究竟是可有可無的，為整個中華民族謀出路，計劃出一種復興的方案，守舊維新，安內(nèi)攘外，雖然沒有達到救國救世的目的，畢竟是個不世出的哲人，值得我們稱贊啊！
　　梁任公以史學家的眼光，批評曾國藩說：“曾文正公，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極謹嚴也，故雖用權變焉可也。彼其事業(yè)之成，有所以自養(yǎng)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群賢，以共圖事業(yè)之成，有所以字于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欲澄清天下則已，茍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保ㄒ姟讹嫳�室文集論私德》）又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軼倫之天才，在并時諸賢杰中，最稱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卓絕艱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曾文正公嘉言鈔序》）這把曾國藩“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而為“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的由來說得很明白，見解非常平允，可謂曾文正公一個知己。但梁先生還不曉得曾文正公之所以偉大，因為他是中國文化的產(chǎn)物。曾公同時之新學家容閎，及今人郭斌氏對于此點頗有所見。容氏說：“曾文正公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輩莫不奉為泰山北斗。其才大而謙，氣宏而凝，可謂完全之真君子，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舊教育中之特產(chǎn)人物。”（見《西學東漸記》）郭氏說：“我國過去被教育目的，不在養(yǎng)成狹隘之專門人才，而在養(yǎng)成有高尚品格多方發(fā)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國牛津、劍橋兩大學之教育理想，與此為最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國舊有教育理想與制度下所產(chǎn)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備、文武兼資。有宗教家之信仰，而無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篤實，而無其迂腐；有藝術家之文采，而無其浮華；有哲學家之深思，而無其鑿空；有科學家之條理，而無其支離；有政治家之手腕，而無其權詐；有軍事家之韜略，而無其殘忍。西洋歷史上之人物中，造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發(fā)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與文正相比者，實不數(shù)數(shù)覯。而文正之在中國，則雖極偉大，要不過為中國正統(tǒng)人物中之一人。嗚呼！斯真中國教育之特色，中國文化之特色也�！保ㄒ娒駠�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曾文正公與中國文化》一文）容、郭二氏均以曾國藩的“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為我國教育文化之特色，較之梁先生的評論深刻多了。然而他們?nèi)晕茨苷f明我國的教育理想，就是“內(nèi)圣外王”“明體達用”的經(jīng)世之學，曾國藩所謂“經(jīng)世一禮”也。不錯，禮學是孔子的教人之道，也是中國文化的正統(tǒng)，但如曾國藩其人者，在中國歷史上，依然“不數(shù)數(shù)覯”，非僅其中之一人而已。為什么呢？因孔子沒后，二千年來，《春秋》經(jīng)世之義甚少解人，有成就的更不用說了。考據(jù)、詞章、義理三種學問的發(fā)展，致陷人于“狹隘之專門人才”一途，如荀子所譏為俗儒陋儒者。故曾國藩對他們均有所菲薄，而欲以深與博之功力。兼綜三者之長，以恢復固有文化的特色。其成就之恢弘，遠非一般號稱“正統(tǒng)人物”者所能相比。倘不了解這種境界，則曾國藩豈不變成一個萬能的天神了嗎？
　　“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蔽羧酥�所以詠張江陵者，亦可以此詩來論定曾國藩。當時他的朋僚歌功誦德的話，我們不需一一征引，只看一個朋友而兼“政敵”的左宗棠，對他如何論定吧！宗棠寄其子孝威書云：“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游情誼，亦難恝然也。挽聯(lián)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見何小宋（）代懇恩恤一疏，于侯心事，頗道得著，闡發(fā)不遺余力，知剛亦能言父實際，可謂無忝矣。君臣友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后，即錄稿咨送，可謂去陵谷，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復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直一哂耶�！痹鴩�藩對左宗棠始終有揚揄，無貶詞，甚至說：“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弊谔闹�進用，由國藩所薦，乃二人性情不同，“有爭者國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權力之爭，故皆能持大體。以“撰語自夸，務壓二公”（指曾、胡）的左宗棠，早寫“曾侯觥觥，當世所宗，公與上下，如云如龍”（《祭胡文忠公文》）之言，又不僅俟蓋棺以后始云“自愧不如元輔”了。即此可知曾國藩為一代冠冕，絕不是偶然的。
　　曾國藩的事業(yè)之成就，完全由學而來，無關乎命運，今昔人的議論都是一致的。就是撰《湘軍志》的王運，對曾公時露不滿之意，也說：“湘軍兵威之盛，豈天數(shù)耶？一二人謀力之所致也�！眹�藩自己也說過：“山縣寒儒守一經(jīng)，出山姓氏各芳馨。要令天下銷兵氣，爭說湘中聚德星。舊雨三年精化碧，孤燈五夜眼常青。書生自有平成量，地脈何曾獨效靈？”（《次韻何廉太守感懷述事詩》）這是老實話，至于他在《金陵軍營官軍昭忠祠記》里說：“時未可為，雖圣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彼�謂“天”“時”是指太平軍初起“代興迭盛，橫行一時”的朝氣；或指將衰“權分勢散，廣封豎”的暮氣。其家書亦嘗當功于天，乃謙讓不矜之意，萬不可體會有失。最有趣味的是他告訴門人俞樾的話說：“李少荃（鴻章）拼命做官，俞蔭甫（樾）拼命著書，吾皆不為也。”（見《春在堂隨筆》）究竟他拼命干些什么事呢？豈僅“上相南征策眾材，軍容十萬轉見雷”嗎？也不是的。假如讀者要知道這位“書生自有平成量”的“圣相”是如何造成的。請讓我把他的生平一一仔細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