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人生文叢”新版之前

20世紀90年代初，受出版社之邀，編選了“人生文叢”，計二十種。恰逢第四屆全國書市在廣州舉辦，這套叢書成了場上的“驕子”，被評為“十大暢銷書”之一。此后一段時間，一版再版，受歡迎的程度超乎出版人的預想。其時，坊間騰起一股“散文熱”。若果“人生文叢”算不上引燃物的話，至少，它提供的柴薪是增添了不少熱量的。

五四開啟了一個時代，星漢燦爛，人才輩出。新文學第一代作家的堅實的創(chuàng)作實踐，奠定了“藝術為人生”的原則，影響至為深遠�！叭松�文叢”乃從五四后三十年間，遴選有代表性的二十位作家的非虛構作品，也即我們慣稱的散文，自然是廣義的散文，除了一般的敘事之作，還包括演講稿，以及帶有隱私性質的日記、書信等。這些文字，烙上作者各自的人生印記，不同的思想和藝術個性，真誠、真實、真切，俾普通讀者——英國作家伍爾夫鄭重地使用了這個詞，以它為一本文學評論集命名——借由文學更好地體察社會，思考人生，并從中獲得美學的熏陶。

文叢初版時，編者分別使用了一個虛擬的“何氏家族”成員的代名。此次重版，恢復了編者的本名。

由于版權變易，初版時的林語堂、巴金已為丁玲、蕭紅所代替。單從人生富含的文化價值看，后者的意蘊恐怕更深。同樣出于版權關系，未予收入張愛玲，這是可遺憾的。無論讀文學，讀人生，張愛玲都是不容忽略的。

新版“人生文叢”，對胡適、郭沫若、冰心、豐子愷等作家，各有篇幅不等的增訂。私心里，總是期望選本能夠盡善盡美，以貢獻于廣大讀者之前，雖然自知這是很艱難的事。

編者

2023年6月

編輯者說

千古文章未盡才。

瞿秋白過早地逝世，不但使中國革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領袖人物，同時，也使中國文壇失去了一位優(yōu)秀的翻譯家、評論家和散文作家。為此，魯迅曾經(jīng)痛惜道：“這在文化上的損失，真是無可比喻�！�

1899年1月，瞿秋白出生于江蘇常州一個破落的官宦家庭。他的父親長期離鄉(xiāng)在外，教書糊口，家里唯靠母親艱難操持。這是一位善良賢惠且有相當文化教養(yǎng)的婦女，通文史詩詞，瞿秋白從小便接受她的影響。3歲入私塾，7歲入小學，11歲考入常州府中學堂，成績優(yōu)異。因經(jīng)濟窘迫，曾一度輟學。就在失學的這一年冬天，母親吞服藥酒和火柴頭自殺亡故。從此，一家星散，東西飄零。后來，他也就輾轉到了古都北京。

初在北京大學旁聽，半年后入俄文專修館，一面攻讀俄語，一面研究哲學。五四運動時，瞿秋白被推選為出席北京市學生代表大會的代表，參加反對賣國政府的請愿斗爭。先后與鄭振鐸等人創(chuàng)辦《新社會》《人道》等雜志，提倡新文化，宣傳新思想。1920年秋，應《晨報》聘請，以駐俄特派員身份，抱著“寧死亦當一行”的追求真理的決心，動身前往“赤都”莫斯科。在蘇聯(lián)期間，任東方大學中國班的助教和翻譯。1922年初，在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底，離蘇返國，不久南下上海�！拔遑Α边\動前后，除擔任黨中央的工作以外，曾編輯《熱血日報》等多種報刊，積極撰文，宣傳革命。1927年黨的“八七”緊急會議后，主持政治局工作。次年出國，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留在蘇聯(lián)，擔任中國共產(chǎn)黨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1930年夏回國，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被把持中央權力的領導者指責為犯了“調和路線錯誤”，備受打擊。在上海養(yǎng)病期間，參加并領導了左翼文化運動，特別在文藝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34年2月，赴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致力于根據(jù)地的文化教育建設事業(yè)。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其時，瞿秋白留瑞金任中央局宣傳部部長，堅持游擊戰(zhàn)爭；后隨紅軍二十四師轉移，不幸被俘。1935年6月18日，英勇犧牲于福建長汀，終年36歲。

在文學上，瞿秋白有著多方面的創(chuàng)作才能，尤以散文為突出。早年赴蘇期間，寫成《餓鄉(xiāng)紀程》和《赤都心史》兩部集子。既記路程，亦作心史；既寫見聞，亦有感興；既備事實，亦加評論：就體制而言，散文、詩歌、游記、逸事、隨筆、小品，總束于此，竟無錯雜之感，卻十分諧美地鏗鏘遞轉，激揚沉抑在心靈的圣鐘之中。

這些作品，明顯地帶有一種理想主義的熱烈色彩，充溢著作者對新鮮事物的敏感和熱情。以后則轉入文藝雜感為多，鮮明、尖銳、機智、潑辣，加強了文章的諷刺性和戰(zhàn)斗性。作者是對魯迅雜感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第一個做出充分肯定的人，作為魯迅“一知己”，同時也是一個“魯迅風”的雜文作家。雜文形式在他手里，被運用得十分靈活而純熟。其中，有政論式的，如《狗樣的英雄》；有短評式的，如《啞巴文學》《關于女人》；有記敘性的，如《赤俄之歸途》；有抒情性的，如《一種云》《暴風雨之前》等。有的做寓言式，如《非洲鬼話》；有的純屬隨筆，如《苦力的翻譯》；有的是書評，如《滿洲的〈毀滅〉》《〈子夜〉和國貨年》；有的做經(jīng)傳體，如《迎頭經(jīng)》，或做雜劇式，如《曲的解放》；有的甚至是一回平話式小說，如《豬八戒》，或是打油詩，如《向光明》。如果說早期有些作品尚顯直白了一些，那么，后來的雜感則注意講求變化，但是，明白曉暢卻是前后一貫的風格。魯迅在激賞之余，也曾指出欠含蓄的缺點。不過，這也多少反映了他們之間就文學語言的觀念，以及氣質特點、審美趣味諸方面的相異之處。

其在獄中寫作的《多余的話》，是一部閃耀著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光輝的散文作品。在這里，瞿秋白對自己的經(jīng)歷做了最后一次回顧，嚴格到近于無情地剖析了自己的思想，坦率地承認了其中的許多非無產(chǎn)階級意識，并對它的危害性和產(chǎn)生的根源，做了深入的揭露；從而，站在宇宙觀和人生觀的高度，審視自己的一生。可是，這種回顧，卻又使他不得不陷入某種迷惘、灰暗的情緒之中。這是應該加以指出，并可以從他所處的時代的歷史局限性，以及世界觀自身的矛盾性獲得說明的。今特附陳鐵健先生的文章于后，俾使讀者更好地理解、鑒賞這一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