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熊月之

一部中國近代留學史，大半部與上海有關。近現(xiàn)代中國的留學生無論是留學歐洲，還是美國、日本、蘇俄，大多數(shù)從上海出發(fā)。無論是出國學習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還是工程技術、管理科學，歸國后很多留在上海發(fā)展。上海成為與留學文化高度關聯(lián)的城市。近代上海虹口，為上海國際客運碼頭集中地、外國領事館相對集中地，也是很多留學生歸國的創(chuàng)業(yè)園，因此成為上海各城區(qū)中與留學文化關聯(lián)度很高的地區(qū)。從留學與城市關系的角度，剖析近代上海特別是虹口的文化底蘊，對于解讀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品格，具有特別的價值。

見賢思齊是人類文明演進的積極因素。留學是見賢思齊的有效路徑，是不同文化之間進行交流的普遍現(xiàn)象，無論在東方西方，均歷史悠久，內涵豐富。古希臘時期，巴爾干半島的雅典學院，就以其燦爛的文化，吸引了鄰近的亞平寧半島與小亞細亞半島的青年學子前來留學。那以后，古羅馬時期、中世紀時期與文藝復興時期，留學一直是歐洲普遍現(xiàn)象，亞歷山大、君士坦丁堡、羅馬、巴黎等城市，都曾是重要的留學目的地。在東亞，魏晉以后、中唐以前，因佛教東傳，中國西行印度求法的僧人，絡繹不絕，至少有190人，東晉法顯與唐代玄奘是其中翹楚。隋唐時期，日本學生多次隨遣唐使來到中國，留在中國，學習中國文化與佛學，有的歷時達二三十年。宋元時期延續(xù)了這一傳統(tǒng)。到了近代，隨著全球化速度持續(xù)提升，留學運動以更大的規(guī)模、更高的頻率在全世界范圍內展開，日益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的常態(tài)，但若論規(guī)模之宏大、人數(shù)之眾多、地域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則以中國為最。
近代中國留學以目的地而論，可分美國、日本、蘇俄與歐洲國家。以路徑而論，可分政府主導與民間主導兩大類，政府主導包括官派公費、庚款留學等；民間主導包括私人自費、教會資助、企業(yè)或富者資助、黨派組織、勤工儉學等。以時段而論，可分洋務運動時期、清末時期、民國初期與五四運動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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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從外國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無論是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還是工程技術、管理科學，相當部分選擇定居上海，在上海謀求發(fā)展。
我們無法確知，究竟有多少留學生回國以后，留在上海發(fā)展他們的事業(yè)，但可以斷言的是，這個數(shù)量一定相當可觀，比例一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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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來源地很多，但那么多人最后選擇上海作為其居留地與事業(yè)發(fā)展地，是上海城市對于留學人才拉力綜合作用的結果。
上海在開埠以后，發(fā)展很快，外貿方面在1853年以后就超過了廣州，成為全國外貿中心。1919年，中國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廣州、天津、北京、杭州、福州、蘇州、重慶、香港、成都。其時，上海城市人口245萬人，比第2名廣州（160萬人）多85萬，比第3名天津（90萬人）多155萬，是第4名北京（85萬人）的將近三倍。1935年，上海已是遠東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1947年，上海人口430萬人，排在后面的依次為：天津（171萬人）、北京（163萬人）、廣州（140.3萬人）、沈陽（112.1萬人）、南京（108.5萬人）、重慶（100萬人）。上海人口是排在第二位天津的2.5倍，是當時首都南京的4倍。民國時期，上海是全國多功能經濟中心（貿易、金融、工業(yè)、商業(yè)、旅游、郵電等）、多領域文化中心（教育、科學、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等），也是中國與外國文化交流的樞紐。如此巨大的經濟與文化體量，現(xiàn)代化方面的領先程度，使得上海對于從外國歸來的留學人才吸引力巨大。誠如自法國留學歸來的、曾翻譯都德《娜拉女郎》和司湯達《紅與黑》的四川人羅玉君所說：當年離開巴黎時我就想，只要這個世界上有地方放下我的書桌，有地方出版我的譯著，有年長的年輕的讀者喜歡我的書，珍藏我的書，那地方就是我眷戀的……正因為如此，巴黎留不住我，歐洲留不住我，四川太凋敝也留不住我，留住我的恰恰是上海。
對于留學生集聚上海的情況，留美歸來的梁實秋，在述及民國時期上海文化人才時曾寫道：同時有一批批的留學生自海外歸來。那時候留學生在海外受幾年洋罪之后很少有不回來的，很少人在外國久長居留作學術研究，也很少人耽于物質享受而流連忘返。潘光旦、劉英士、張禹九等都在這時候卜居滬濱。難計其數(shù)的留學生在學得現(xiàn)代知識以后，返棹還鄉(xiāng)，報效祖國，放眼望去，既能發(fā)揮所學知識，盡其所學，又能過上與留洋時相差無多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大概上海最為理想。
虹口是近代上海留學文化極為繁盛的區(qū)域。虹口區(qū)領導一向高度重視發(fā)掘、研究近代上海留學文化，特組織相關學者編寫了這套叢書。叢書按留學目的地，分為赴美、赴日、赴歐與赴蘇四卷。撰稿人何方昱、翟海濤、嚴斌林與楊雄威，都是對相關課題素有研究的專業(yè)學者。披覽叢書，盡管各卷所涉國度不同，時代有異，相關留學生所學科目各有千秋，學生結構各具特色，但叢書有以下4個共同的特點：狀其概貌，完整概括各卷研究對象的總體形態(tài)，包括時代特點、留學規(guī)模與社會影響；述其歷程，清晰敘述留學各地的醞釀、起步、鼎盛與終止的演變過程，以及相關階段的特征；析其特質，論述各地留學學生結構、所學內容、留學成就等特點，解釋何以如此的社會根源；聚焦上海，突出虹口，不是泛論整個近代中國留學，而是在交代清楚面上概況以后，集中討論與上海城市特別是與虹口的關聯(lián)。
如果將四卷合在一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留學美、歐、日與蘇俄，都與上海特別是虹口有重要的關聯(lián)，但各有各的關聯(lián)，其關聯(lián)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其影響也各有不同。
如果將宋耀如（留美）、嚴復（留歐）、魯迅（留日）、柯慶施（留蘇）比較一下，就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留學的實踐，與上海的關聯(lián)便很不相同。宋屬民間留學，嚴是官派，魯迅是考取官費，柯是組織選送。宋、嚴并不是從上海出發(fā)的，但他們歸國以后，都與上海城市發(fā)生了重要關聯(lián)。這種關聯(lián)，有的看上去是自我選擇的結果，如魯迅定居在虹口；有的則明顯不是，如宋定居上海，是教會安排的；嚴在1900年以后自天津移居上海，屬形勢所迫；柯來上海做市領導，則完全是組織安排。當然，即使看上去是自我選擇，深究起來，也還是整個社會發(fā)展大勢與城市特點在起作用。魯迅定居上海以前，也曾居留過好幾個城市，最后，他沒有選擇北京、廣州或廈門，而是選擇上海，這顯然是上海特有的城市品格正好與他的需求相匹配。他之所以選擇定居虹口，而不是靜安寺、法租界或其他地段，也有他自己的考量，其背后仍然與上海不同區(qū)域的特點有關。
對于關聯(lián)的影響，可以想象的空間更大。如果我們深問一下，假如當年宋耀如沒有留學美國，沒有定居上海，那后果會怎樣？后果有無數(shù)種可能，其中一種可能是顯而易見的，即上海就沒有宋氏三姐妹，就沒有宋氏三姐妹留美，就沒有宋子文等人留美，就沒有所謂的宋氏家族，那整個民國史就將重寫。如果把此類想象性分析發(fā)散開去，比如落實到蔡元培、胡適、章士釗、巴金、劉海粟等人身上，那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近代上海文化圖像。歷史考據的結論從來不允許假設，但歷史影響的分析從來不排斥假設。當我們沿著這一思路，放飛想象的翅膀，那我們對于留學與近代上海、留學與近代虹口的意義闡釋，就會廣闊得多、深入得多，也有趣得多。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套書對于梳理、解析近代上海城市精神與城市品格，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價值，值得一讀再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