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lián)蒙與抗蒙 　　南宋得知蒙古的存在，是在野狐嶺之戰(zhàn)后不久。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金大安三年）六月，奉命“賀金主生辰”的南宋戶部員外郎余嶸，在金中都西南的良鄉(xiāng)縣附近遇到了一群毫無斗志的潰兵，原來這群人是從野狐嶺之戰(zhàn)中逃出的金軍，向余嶸哭訴說蒙古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殺到了宣德縣（今河北張家口宣化），距離這里只有三四百里。 　　在宋人眼里，金人已然足夠兇悍善戰(zhàn)，而那群“韃靼”竟能把金人打得如此丟盔棄甲，足見其實力遠在金人之上。余嶸想親眼見識見識，于是便自制了蒙古使節(jié)旗幟藏于身上，以便在遇到蒙軍時證明自己的身份，但這個大膽的計劃不幸告吹了，他在向北進發(fā)后不久便被金國官吏攔了回來，沒能實現(xiàn)宋蒙的第一次接洽。 　　兩個月后，余嶸回到南宋，回想起這一幕，他一針見血地評價道：現(xiàn)在的蒙古就是昔日崛起之初的女真，現(xiàn)在的金朝卻大有昔日滅亡前夕的遼國之相�？芍^一語成讖，考慮到日后發(fā)生的事與宋朝在遼亡金亡時的表現(xiàn)，這番評價更是妙不可言。 　　蒙古對南宋的聯(lián)絡，在真德秀被阻淮河之后不久。 　　大約在1213年，成吉思汗派主卜罕“通好于宋”，但并沒有成功。蒙古人自己記載，主卜罕被金朝新即位的皇帝宣宗完顏珣阻擋了。 　　然而按照南宋的歷史記載，主卜罕并非被金宣宗所阻，而是宋朝自己拒絕與蒙古使者接洽。嘉定七年（1214年）正月初九的半夜，淮河南邊濠州鐘離縣的巡檢梁實發(fā)現(xiàn)對岸有三個騎馬的人渡淮河而來，并出示了文書和地圖，聲稱是成吉思汗派過來“納地請兵”的使者。梁實第二天報告給濠州守臣，濠州的一眾官員最后以沒有朝廷旨意不敢接受為由，拒絕了此次的交往，而且加強了邊境巡邏，并向巡邏的士卒下令，如果再遇到蒙古使臣前來就直接將其趕走，否則軍法從事。 　　“納地請兵”恐怕只是南宋的一廂情愿，但蒙古想聯(lián)合與金朝有世仇的南宋完成南北夾擊則是肯定的。這次南宋的拒絕并沒有讓蒙古人灰心，五年之后，成吉思汗派出使者葛葛不罕和山東人石珪再次聯(lián)絡南宋，因宋金此時正在交戰(zhàn)，所以這次蒙古的出使獲得了成功。 　　對于蒙古的“遠交近攻”，金朝似乎也聽到了一些風聲，于是連忙派人前往南宋議和，結果使節(jié)抵達淮河邊境之后“宋人不納”，金宣宗聞訊后龍顏大怒，當場下詔伐宋。 　　此時，南宋淮東制置使賈涉面對愈演愈烈的金朝山東亂局，正在極力拉攏當?shù)亓x軍。 　　衛(wèi)紹王時，金朝全力應付蒙古，對國內的控制較為松弛，加上當時金朝為了戰(zhàn)事加緊了對華北的盤剝，于是華北漢人再度豎起反金旗幟。義軍少則數(shù)萬人，多則數(shù)十萬，身穿紅襖作標記，故名“紅襖軍”。 　　山東淮海地區(qū)向來是宋金之間的主要戰(zhàn)場，此地漢人自靖康年始，反金起義幾乎就沒有中斷過，辛棄疾曾分析道：“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此時山東之民不僅要面臨著金軍的剿殺，還被抄掠華北的蒙軍不分陣營進行同等攻擊，于是大量的山東軍民以歸宋為名，紛紛南下淮濱，希望得到南宋朝廷的支援。 　　應該說，這些人是宋金之間的關鍵籌碼，但南宋對此并沒有十足的把握，畢竟開禧北伐殷鑒不遠，日前停止輸送歲幣已經(jīng)激怒金朝，若再大力招降納叛，勢必引起宋金之間的全面戰(zhàn)爭。于是南宋老老實實地封鎖淮河天塹，阻止這些人南渡，并將其視為盜賊，要求守淮將臣對企圖南渡的紅襖軍以及山東民眾進行剿殺，一些南宋大臣甚至將其視為與金朝、蒙古一樣的敵人。 　　但南宋內部的分裂在這里再次體現(xiàn)。 　　盡管南宋并不希望徹底激怒金國，并對試圖南下的山東紅襖軍進行剿殺，但對于這些聲勢浩大的反金武裝，部分南宋人還是心存想法，雖然不愿也不敢光明正大地招納他們，卻在暗地里對其進行支持，給他們提供一定的糧草給養(yǎng)，甚至許以官爵身份，稱之為“忠義軍”。于是臨近宋境的山東豪杰相繼南下淮河以北的海州（今江蘇連云港）、邳州（今江蘇邳州、睢寧、宿遷一帶，治所在睢寧縣古邳鎮(zhèn)）一帶，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 　　嘉定年間宋金戰(zhàn)爭以來，淮東加大了對忠義軍的招撫力度，一時間山東豪杰紛紛歸正。嘉定十二年（1219年），山東義軍李全配合南宋軍隊擊敗金將紇石烈牙吾達，取得了渦口大捷。這讓宋軍從義軍身上嘗到了甜頭，意識到可以更好地將這些人馬利用起來。同年六月，山東義軍里勢力較大的益都人張林將麾下七十余座城池奉表獻給南宋，次年東平人嚴實也帶著魏、博、恩、德等數(shù)十府州來歸。南宋的一番努力確實得到了回報，有忠義軍在前方抵擋，金軍長達六七年時間都沒能對南宋的淮東戰(zhàn)線發(fā)起行動。 　　賈涉出任淮東制置使之后，積極拉攏這些山東義軍，并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于是忠義軍的軍事行動更加大膽，其中翹楚彭義斌，趁著蒙軍西征而華北空虛的時機，揮師進入河北，一度攻占大名、真定，使得華北的蒙古漢軍“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 　　此時，賈涉派都統(tǒng)司計議官趙珙出使河北，與留守經(jīng)略中原的蒙軍接洽，拜見了太師國王木華黎，他將自己出使期間的見聞著錄成書，取名《蒙韃備錄》。 　　趙珙在這本書里詳細描述了蒙古人的制度、習俗、起居，并如實記錄了木華黎對自己、對南宋的態(tài)度。 　　在趙珙眼里，這些不喜歡洗手的蒙古人頗為敬重天地，日常沒有那么多繁文縟節(jié)，“禮文甚簡，言辭甚直”“大抵其性淳樸，有太古風”，對宋人表現(xiàn)出了足夠的真誠與友好。木華黎對這些遠道而來的宋人極為熱情，甚至埋怨使者太見外，不來一起打球。木華黎還贊不絕口道：“大宋好皇帝，好宰相�！痹谮w珙一行離開蒙軍營返回南宋時，木華黎還特地對伴使交代：“凡好城子，多住幾日，有好酒與吃，好茶飯與吃；好笛兒、鼓兒，吹著、打著�！� 　　趙珙在蒙古大營期間，還收到了蒙古將領孛里海的一份特殊禮物——一枚鐫刻著“皇天恭膺天命之寶”的玉印，這是徽宗遺物，靖康之變時被金人掠去北方，不久前蒙古人攻占金中都時為其所獲。 　　先朝寶璽失而復得，山東州郡重入版圖，丞相史彌遠認為這是兩件可以合二為一的大喜事，必是大宋天命所歸的中興之兆，朝廷內外免不了又是一場歌功頌德，臨安城里洋溢著勝利的氣息，能文之士競相謳歌，各地監(jiān)司帥守也紛紛呈進賀表，儼然一幅升平景象。 　　由于蒙古西征以及征討西夏，金蒙之間一直戰(zhàn)和不斷，南宋則猶恐金朝與蒙古議和之后騰出手來南征，于是有人開始“獻策北通韃靼”。 　　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宋寧宗派出使臣茍夢玉出使蒙古。 　　四月，茍夢玉在中亞鐵門關（遺址在今烏茲別克斯坦）見到了西征駐蹕于此的成吉思汗，不巧此時金朝使者烏古孫仲端也抵達了鐵門關朝見成吉思汗。在此之前，宋蒙聯(lián)絡基本都是蒙古主動，即便有趙珙聯(lián)絡蒙古也是前線便宜所為，而茍夢玉以官方身份代表南宋朝廷出使蒙古，表明南宋內部基本達成了聯(lián)蒙抗金的共識。 　　但是對于“聯(lián)蒙”的“聯(lián)”，南宋其實還在猶豫不決：到底聯(lián)到什么地步、什么程度，都有待商榷。所以，聯(lián)得快，散得也快。 　　金元光二年（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蒙古太祖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內外交困中的金宣宗油盡燈枯，病死于南京開封府，時年六十一歲，太子完顏守緒靈前即位，是為金哀宗。 　　金哀宗即位后，大臣認為宣宗之死可以作為緩和宋金關系的一個契機，不妨以報喪為由，與南宋講和，雙方共守邊界。金哀宗深以為然，將先前力主緩和金宋關系的平章政事胥鼎重新啟用，數(shù)次主動遣使赴南宋講和，公開宣布“更不南伐”，并多次下令駐守宋金邊境的金軍將領不得隨意過境挑起事端，希望能借此得到休整。南宋見金朝確實將停戰(zhàn)諾言付諸行動，也投桃報李，開始與金朝接洽全面停戰(zhàn)事宜。 　　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金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八月，宋寧宗病危。閏八月初二，自知即將“大行”的宋寧宗對自己做了一個似乎很貼切的評價：“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克儉克勤，未嘗一日縱己之欲�！� 　　夜漏未盡，初三凌晨，宋寧宗駕崩于臨安府行在大內福寧殿，終年五十七歲。宰相史彌遠擁立過繼的皇子成國公趙昀即位，定新皇年號寶慶，南宋步入宋理宗時代。 　　南宋與蒙古交往本就內部爭議極大，是否應與金休戰(zhàn)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金朝遞出橄欖枝之后，南宋也借著新君即位就坡下驢，延續(xù)七年的嘉定年間宋金之戰(zhàn)就此告一段落。聯(lián)蒙之議聲音漸小，而“存金障宋”的主張開始大行其道。 　　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木華黎派麾下將領蒙古不花越過秦嶺牛頭關，窺伺南宋山川關隘，兵至南宋鳳州（今陜西鳳縣）而去。嘉定十七年，附蒙漢軍史天澤又擒斬忠義軍將領彭義斌，迫降李全。 　　李全降蒙，彭義斌遇害，標志著南宋對山東義軍的借用招撫政策破產(chǎn)。那些名義上歸附大宋的山東河北州縣，自此改歸蒙古。不僅如此，蒙古勢力還借助李全開始向淮河以南地區(qū)滲透，這使得在聯(lián)蒙政策上本就首鼠兩端的南宋對蒙古更加不信任。蒙軍的種種越界行為讓南宋越發(fā)不滿，使得南宋不再試圖與蒙古結盟，并開始重新審視蒙古人帶來的危機。 　　宋蒙的接洽中斷，隨之而來的是蒙古人的報復性行動。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南宋寶慶三年，1227年）春，進攻西夏的成吉思汗留下一部分軍隊繼續(xù)圍攻西夏都城中興府（今寧夏銀川），然后親自率領大軍渡黃河南下，攻占金朝西南的臨洮府（今甘肅臨洮）、河州（今甘肅臨夏）、洮州（今甘肅臨潭），從西面接觸到了南宋。隨后，成吉思汗派出兩名使臣進入南宋，向當?shù)厥爻歼f上了一封措辭傲慢的國書。 　　南宋在看到成吉思汗給使臣發(fā)放的“虎頭金牌”上有“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字樣之后，開始計較起了外交禮儀和措辭問題，認為成吉思汗狂妄無禮，借道之事乃是蒙古要南宋俯首稱臣的悖逆要求，于是對蒙古提出的“議和”借道之事斷然拒絕。 　　幾乎與蒙古使者同時出發(fā)的，是開往西和州的蒙軍。 　　二月初八，蒙古騎兵劫掠了南宋西和州的人畜，隨后又越過宋軍未曾設防的摩云嶺，兵分兩路，分別向西和州、階州（今甘肅隴南武都區(qū)東）發(fā)動了攻擊。 　　宋軍受制于不得擅開邊釁的命令，不敢與蒙軍作戰(zhàn)，只能坐視蒙軍攻下階州，而西和州則在守將——利州（今四川廣元）副都統(tǒng)何進的率領下憑城堅守，擊退了蒙軍，宋將麻仲、馬翼、王平等人戰(zhàn)死。 　　消息傳至蜀口，四川制置使鄭損大驚失色。之后，蒙軍詐敗引誘宋軍追擊，在皋蘭鎮(zhèn)（今甘肅康縣西）擊敗宋軍，宋軍損失慘重。鄭損不顧利州戎帥趙彥吶的反對，下令堅壁清野，全軍撤退，輕率地放棄了關外五州（成州、鳳州、天水軍、階州、西和州）及三關（仙人關、七方關、武休關），全然不顧西和州、成州、天水軍仍在嬰城固守，鳳州尚未遭到攻擊。 　　此舉使南宋“五州焚蕩”，倚為西邊屏障的成鳳諸州大受摧殘，史稱“丁亥之變”。宋軍在隴蜀之間的軍事布置，以及南宋孱弱的軍事能力被蒙古人一覽無余。 　　對南宋來說，深處延綿群山之中的關外五州并不是無法割舍的膏腴，但依托其羽翼的川蜀是國家的根基。從宋孝宗開始，蜀地每年向國家府庫上繳的錢賦，幾乎占到了南宋國家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此外還有大量茶、馬、絹、布、酒、鹽、商稅等其他貢賦，所以蜀地安危事關南宋整體，容不得絲毫閃失。五州三關所在的山區(qū)是四川北面的屏障，號稱“蜀口”，“丁亥之變”中蜀口殘破，讓南宋君臣大為震撼。 　　同年夏天，在六盤山避暑的成吉思汗病逝，留下遺言讓蒙古聯(lián)合南宋，借道攻金。受制于蒙古舊俗，成吉思汗欽定的繼承人窩闊臺必須等待忽里勒臺的最后決定才能繼承汗位，其四子拖雷暫時監(jiān)掌國事。 　　1229年（金正大六年，南宋紹定二年）八月，經(jīng)過忽里勒臺的推選，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臺正式成為新一任蒙古大汗，旋即發(fā)動了三路南征金國的軍事行動，其中拖雷率西路軍攻陜西，擬借道南宋的漢中，繞過金朝的關河防線，攻其西南后方的唐、鄧諸州。紹定三年（1230年）十月，拖雷先派出使臣到鳳州，向南宋提出了假道、借師、貸糧三項請求，不出所料，南宋堅決不允。 　　利州路安撫使郭正孫根據(jù)蒙古使臣入宋的路線，推測出蒙軍一定會從川蜀防線東部的鳳州入侵南宋，于是建議著重防守馬嶺堡、鳳州一帶。但接替鄭損四川制置使職務的桂如淵卻堅持認為蒙古人即便攻宋，也應該是如“丁亥之變”那樣由川蜀防線西部的西和州一帶發(fā)起攻擊，因此對郭正孫的提議置若罔聞。 　　紹定四年（1231年）正月，拖雷派部將速不罕前往武休關與南宋“議和”，索要糧二十五萬斛，再議借道之事，四川制置使桂如淵對于蒙古索糧一事當即應允，但對借道一事再次斷然拒絕。 　　二月，拖雷攻陷金朝鳳翔府，隨后過寶雞南下，經(jīng)大散關，攻入宋境。第一個出現(xiàn)在拖雷面前的阻礙，就是郭正孫擔心的馬嶺堡，馬嶺堡將寡兵單，堅守三天之后陷落。蒙軍接著轉攻鳳州，鳳州知州李寔、通判張度、教授張叔寅組織軍民誓死抵抗，但駐守在鳳州南邊武休關的興元府代理都統(tǒng)潘福卻以桂如淵“令諸將毋得擅出兵沮和好”的命令為由，按兵不動，坐視鳳州陷落。 　　鳳州失陷，武休關正當敵沖，但郭正孫認為蒙軍不太可能強攻武休關，因為武休關太過險峻，而蒙軍意在借道攻金，不可能攻擊重兵把守的險關，所以他斷定蒙軍可能繞過武休關，攻擊處于后方的興元府（今陜西漢中）。 　　事實證明，郭正孫再次言中。 　　五月初六，拖雷派出一小股部隊攻打武休關，以牽制駐守武休關的大批南宋守軍，主力蒙軍則開進到武休關東邊兵分兩路，一路從華陽關進攻洋州（今陜西洋縣），另一路從焦崖山繞到武休關東南部，直取興元府。 　　桂如淵對此的反應頗為遲鈍。 　　他先是對當?shù)厥貙⑻岢龅募泳o布防洋州的建議置若罔聞，接著又在洋州被圍之時倉促組織赴援，結果自然非常被動，五月初八日沙窩之戰(zhàn)，利州安撫使郭正孫三戰(zhàn)三敗，死傷過半，次日全軍潰敗，郭正孫戰(zhàn)死，隨從民眾數(shù)十萬死于兵火。 　　洋州、興元接連失陷，蒙古對二城展開屠城。 　　與此同時，蒙軍在川蜀防線西部也發(fā)起攻擊，進圍西和州，知州陳寅、通判賈子坤固守待援，而援兵以道路不通為由，觀望不進，坐視西和州淪陷。最終守軍寡不敵眾，九月十四日西和城破，陳寅自刎。東線蒙軍則攻破仙人關、七方關，橫行隴蜀十七州。至十月下旬，南宋的蜀口三關全部為蒙軍所控制。 　　十月十七日，拖雷再次派出使者速不罕到沔州（今陜西略陽），與南宋沔州都統(tǒng)張宣談判“假道”和“索糧”等事宜。張宣部將馮澤以詐降為手段，誘殺速不罕。拖雷聞訊大怒，認定南宋敗盟，于是兵分兩路，東路留駐興元、洋州一帶，西路南下攻入四川。 　　十月二十日，西路蒙軍攻沔州，沔州旋即陷落，沔州都統(tǒng)、知州楊起戰(zhàn)死。二十四日，蒙軍攻大安軍，南宋守將利州副都統(tǒng)何進斬殺蒙軍七百余人，蒙軍繞至何進后方，斬殺何進及統(tǒng)制王浩、王侃等。擊潰何進部后，蒙軍繼續(xù)南下，拆毀民居，取木料扎成筏子，強渡嘉陵江，攻破葭萌關，一直攻至四川閬中方才北撤，前后攻陷的南宋城池達一百四十余座。 　　另一部蒙軍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攻破同慶府（今甘肅成縣），知府李沖等戰(zhàn)死。二十五日，蒙軍又進攻仙人關外的殺金坪，南宋統(tǒng)制趙章戰(zhàn)死。東、西兩路蒙軍會合后，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穿過饒鳳關，直趨金州（今陜西安康），沿漢水東進，進入南宋京西南路，燒毀房州（今湖北房縣）、竹山兩城，并在武當山地區(qū)大敗宋軍十余萬。南宋京湖制置司命駐軍棗陽的孟珙率精銳萬人阻截蒙軍東進。十二月十七日，拖雷率蒙軍在光化軍涉水渡漢江而北，歷時四日，全軍渡河完畢，進入金境，完成了假道宋境對金實施戰(zhàn)略大迂回的預定計劃。 　　這次因蒙古借道而引發(fā)的對宋攻掠之戰(zhàn)，宋朝“十七州生靈死者不知其幾千萬”，史稱“辛卯之變”。蒙軍深入四川腹地，對四川的山川險易、水陸交通也盡數(shù)掌握，更是對南宋形同虛設的防御以及軍事戰(zhàn)斗力了然于胸。 　　南宋在抗蒙未成的情況下，只好再次考慮聯(lián)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