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平凡：一種形而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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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角度看,平凡、平凡的人、平凡的人生和生活,這些詞和短語所傳達的價值和意義,要從18世紀啟蒙運動以后才得到關注和重視。維柯在他那本著名的《新科學》里,曾經(jīng)將人類社會的歷史區(qū)分為三個時代: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凡人的時代。維柯那里的凡人,也就是擺脫了神和英雄的控制,可以確認自我并創(chuàng)造屬于人的歷史的人。啟蒙思想家痛感于中世紀的人們在神和君主控制下的不自由和被奴役,懷抱著樸素的愿望去建構(gòu)和想象普通而正當?shù)娜诵?這些人性,是自人類誕生以來就該享有的“自然權利”,不過是在歷史中被故意蒙蔽和刪去。啟蒙的意思是“要有光”,這與上帝的創(chuàng)世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是參與啟蒙運動的知識者們的天真和熱望,無論是洛克的經(jīng)驗論,還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還是伏爾泰的“老實人”,他們最終要構(gòu)建的,是一個不斷擺脫枷鎖獲得自由生命狀態(tài)的個體。1784年,德國雜志《柏林周刊》做了一個同題問答:什么是啟蒙?大量的讀者以及當時一些最重要的知識者都回答了這個問題,其中,以哲學教授康德的回答最為人知曉:“啟蒙是人類掙脫自我施加的不成熟。這里的不成熟是指人不聽從別人的指揮就無法使用自己的理性。”

啟蒙運動者的努力有目共睹,在某種意義上,啟蒙運動是現(xiàn)代社會的真正開端。在啟蒙知識者的樂觀想象中,普羅大眾一旦接受了啟蒙成為真正成熟理性的個體,則大同世界不請自來。但是啟蒙主義者太過樂觀了,事實是,與現(xiàn)代社會一同到來的,不僅有理性、科學和開明,但同時也有偏執(zhí)、自我中心和技術狂熱。1818年瑪麗·雪萊在其著名作品《弗蘭肯斯坦》中集中書寫這種自我中心和技術狂熱帶來的恐怖后果:弗蘭肯斯坦借助技術的力量,僭越上帝的權力造出了一個似人非人的生物,這個生物沒有成為理想中的“新人”,而是變成了怪物,不停地向弗蘭肯斯坦索取,把他折磨得家破人亡,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弗蘭肯斯坦告誡說:“從寧靜中尋求幸福吧,避免高遠的志向,即使看上去純潔正確的志向,比如在科學和創(chuàng)新領域出人頭地之類�！�

這個小說的結(jié)尾和康德的臨終故事傳達著相似的含義,據(jù)說,在康德彌留之際,他的學生將他的三大本哲學巨著放在他手邊,老康德摩挲了半天,說了一句:如果是三個孩子,該多好啊。

無論是瑪麗·雪萊還是康德,這些現(xiàn)代智識者都意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被現(xiàn)代召喚出來的人類欲望如果不加以引導和控制,人類將會走上不歸之路。出人頭地是不道德的訴求,而過普通平凡的人生也許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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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時期對于人的贊美以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為最:“人啊,你這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但是這贊美離人“類中心主義”不過一步之遙,而這一步跨過,就覆水難收�！陡ヌm肯斯坦》里的怪物、泰坦尼克號的沉沒、世界大戰(zhàn)的慘烈都無法阻擋人類的欲望步伐。理性人變成了并不理性的經(jīng)濟人,看不見的手推動著全球性的開發(fā)和掠奪,利潤變成了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聯(lián)系紐帶。19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以此完成了其根本性的規(guī)劃: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它鼓勵人對自然毫無保留地改造和攫取,并不惜以毀壞生態(tài)系統(tǒng)為代價;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它鼓勵人和人之間殘酷的競爭和爭奪,并以此分配生產(chǎn)資料和生活資料。正如霍克海默所言:“到了最后,一個人幾乎每一秒鐘都在為某些人的利潤而忙碌�！逼鋵嵾@句話應該修正為:一切人都在為利潤而忙碌,唯一的區(qū)別是利潤多還是利潤少。

建立在利潤基礎上的現(xiàn)代社會由此形成了一種普遍的道德觀念,即,成功學道德。在這一道德法則里,只承認勝利者、強者的地位,并根據(jù)勝負原則分配實際資本和象征資本。一方面是以物質(zhì)主義和消費主義來激發(fā)現(xiàn)代人的占有欲望,另一方面是將強者恒強、贏者通吃的達爾文進化主義社會化。成功學的道德一言以蔽之,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其典型性的體現(xiàn)就在于現(xiàn)代奧運精神對古代奧運精神的置換:古代奧運自由的狂歡精神被“更高更快更強”的競爭精神所代替。

一個被成功學所覆蓋的社會不會認可平凡的意義,也不會承認普通人的價值。它只認可“杰出”“優(yōu)秀”“偉大”———總之,它只承認勝利的英雄,而拒絕傾聽失敗者的辯護�，F(xiàn)代人在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自己在社會利潤的結(jié)構(gòu)中占據(jù)一個優(yōu)先位置。維柯和啟蒙者所熱望的“自由人”只能自由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并接受市場嚴格的挑揀和控制。勞動者的自我和勞動本身都趨于異化,勞動不再是一種自主創(chuàng)造的喜悅,而是流水線上的疲于奔命。在卓別林時代,那就是不停旋轉(zhuǎn)螺絲帽的工人;在我們今天的社會,就是996,就是外賣小哥被系統(tǒng)時間鎖定,就是孩子從小就被教導要考一百分,要贏在起跑線上,就是四處被販賣的成功學課程和打了雞血的營銷號;就是“情愿在寶馬車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車上笑”??

20世紀對這種異化做了最深刻書寫的作家是卡夫卡,在他的杰作《變形記》里,普通職員格里高爾變成了一只甲殼蟲,他遭到了包括父母親人在內(nèi)的所有人的嫌棄,這是一個平凡的普通人在現(xiàn)代社會的真實寫照�？ǚ蚩ń璐讼胩嵝盐覀兊氖�:如果我們堅持這種道德秩序和利潤原則,我們每個人都將會變成那只甲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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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以來,“御宅族”“喪”“佛系”在青年人中成為一種流行的文化,如果拋開這些標簽的輿論背景,其實質(zhì)上要表達的是對現(xiàn)代這種野蠻競爭關系和不道德成功學的厭惡和抵抗。但是如果僅僅局限在消極的逃避中,并不能解決問題,不過是對野蠻狀態(tài)進行虛無主義的幻覺寬慰,并不能有效掙脫既有的奴役關系。

智識者們其實早就意識到了現(xiàn)代社會的這種系統(tǒng)性弊病并試圖開出良方。1946年,施特勞斯在給朋友的一封信里說:“您不妨設想一下,由于受到一種偶然的阻擾———現(xiàn)代的野蠻化,我們才不得不重又學習哲學的諸要素�！边@一點恰好與心理學家榮格的觀點遙相呼應,1930年,榮格在慕尼黑做了一個重要演講,他有感于現(xiàn)代社會的強力精神對人所造成的傷害和痛苦,以精神治療師和哲學家的多重身份做出了如下規(guī)勸:“有意識見解的偏執(zhí)以及與之相應的無意識的陰性反應是我們這個時代精神病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時代過分看重有意識的意志,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但是一種摧毀人類的道德又有什么用呢?在我看來,使意志與能力協(xié)調(diào)一致比道德更重要。不惜一切代價的道德是野蠻的標志。”

在我看來,榮格提出了平凡最本質(zhì)的定義,平凡即使“意志與能力協(xié)調(diào)一致”。平凡并非放棄自我,恰好是,自我的覺知是平凡的前提,只有理性地變成了成熟的人,才能夠正確地衡量和評估自己的能力。平凡也并非不思進取,而是對志向有準確的定位,不去盲目狂熱地追求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學”。更重要的是,將知識和能力轉(zhuǎn)化為一種人生和生活的智慧,內(nèi)在覺知和外在世界進行良性互動。要進步,要發(fā)展,要更新,但實現(xiàn)這進步、發(fā)展和更新的手段不是惡性競爭,目的不是占有更多資源,而是完成一個善“的自我”———用一句話來總結(jié)就是,走自己的路,也可以讓別人有更多的路可走。在建設性的意義上,平凡是對話,是交流,是努力發(fā)掘人性的真善美,并將這一真善美化為社會生活的實踐。而一個好的制度安排———正如啟蒙文人們曾經(jīng)設想過的那樣———就是能夠保證并守護這種平凡的意義和普通人的價值。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從現(xiàn)代性的慣性里走出來,過上一種平凡、自由而審美的生活。施特勞斯希望我們學習哲學的智慧,他指的是古希臘的哲學。而實際上,我們中國的先賢早就給我們描摹過這種生活的愿景,那就是《論語·先進》里面孔夫子所高聲贊美的: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