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島國象心

1. 補償?shù)倪壿?

日本版圖由4個大島與無數(shù)散碎小島構(gòu)成，如一條布帶漂泊在北部太平洋上，最寬處300余公里。日本自然條件較差——坐落于環(huán)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海嘯、火山爆發(fā)等自然災害頻繁；國土的70%為山地，耕地面積少，限制了糧食生產(chǎn)；火山巖漿堆積成的新生陸地，可供開采的礦產(chǎn)十分有限，而人口密度卻遙遙“領先”于世界諸多國家。

生存危機意識、焦灼情緒，由此催生的“大陸政策”，以及日本式的“補償”邏輯思維，實為世界史上罕見的特例。

處于地震帶與火山縫隙間的島國日本，早就把侵占廣袤無垠的中國作為其“大陸政策”之基本內(nèi)核。

400多年前的中國明朝萬歷年間，首次完成國家統(tǒng)一的日本莊園主豐臣秀吉，在向榮立戰(zhàn)功的將領們分發(fā)領地時，就明確意識到日本本土狹小貧瘠的局面必須改變，島國的領土必須擴張。擴張的方向在哪里？豐臣秀吉將目光投向了一水之隔的中國。那里有無邊無際的肥田沃土，不僅少有島國的海嘯、火山爆發(fā)，而且地下有無盡的礦產(chǎn)資源。他發(fā)誓，終有一天要讓日本天皇到中國當皇帝。其擴張目標為：“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直入大明國，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億萬斯年。”

數(shù)百年來，日本侵占別國土地以彌補彈丸島國狹仄的大陸擴張政策，不斷得到拓展，到了18世紀初德川幕府掌權的江戶時代，日本人并河天民在其《開疆錄》一書中，提出將“小日本”變成“大大的日本國”，“大日本國之威光，應及于唐土、朝鮮、琉球、南蠻諸國……”直指中國的擴張目標得到日本朝野的廣泛認同。

100多年來的近現(xiàn)代史證明，與日本做鄰居，委實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中國周邊近鄰眾多，若說與哪一個國家的關系最難講清楚，恐怕就是日本。漢唐以來，日本幾乎原封不動地從中國學去很多文化精髓；但歷史上日本給中國造成的巨大傷害，幾乎超過了所有國家。

日本也曾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家。1853年，美國一支艦隊在馬休·佩里率領下，打開了日本國門，并于1854年逼迫日本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向美國開放下田、函館通商口岸。接下來，日本又被俄國強迫簽訂了《下田條約》，劃定兩國在千島群島的疆界。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國聯(lián)合艦隊炮擊日本下關港口，控制日本關稅，取得日本駐兵權。

西方的堅船利炮帶給日本傷害的同時，也打開了日本的眼界，于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維新。比日本明治維新早6年發(fā)生的變革是大清國的洋務運動，直接動因是攻入北京的英法聯(lián)軍在輝煌的圓明園燃起熊熊大火。一衣帶水、同處危難中的兩個國家的變革有著共同的急迫性，隱含著競爭性。最終，“保守主義”的洋務運動敗給了明治維新，成為大清國“沒落過程中留下的一個小陽春”（美國學者瑪麗·K·賴特夫人語）。清政府依舊僵化封閉，國雖龐大，卻落后腐朽，成為一衣帶水鄰邦便利的宰割對象。明治維新打破了日本社會的凝固與停滯，但同時，這場激進式改革也“促使”日本走上了戰(zhàn)爭擴張道路。

至今頭像仍印在1萬日元紙幣上的福澤諭吉，因《脫亞論》與《文明論概略》受到日本長久以來的最高致敬�！睹搧喺摗泛诵挠^點是：我國不能再“盲目等待鄰國達成文明開化，共同振興亞細亞，莫如與其脫離關系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备�澤眼里的鄰國指的是誰呢？文章特別提出：“支那和朝鮮是日本的鄰邦，同他們打交道用不著特別客氣，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處理。”^［2］

用著1萬日元紙幣的日本人，并不認為福澤的思想與日本后來的法西斯主義有關聯(lián)，但其《文明論概略》中“侵略戰(zhàn)爭正義”的觀點、《脫亞論》中弱肉強食的觀點，皆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源頭。就在福澤發(fā)表《文明論概略》的1875年，日本侵入琉球，強迫琉球廢清朝咸豐年號，改用日本明治年號。1879年，為讓當?shù)厝送�記“中山國”這個名稱，日本又將地名改為沖繩。

演繹“侵略戰(zhàn)爭正義”的重要思維邏輯為“補償論”。

“補償”從哪兒下手呢？站在逼仄的海島上，放眼望去，對面的碩大中國，僅東北一隅的面積便有日本國土的3倍以上，人口在相當長時間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左右。這塊土地太過豐饒了。人類居住的這個星球僅有三塊著名的黑土地：一塊在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塊在歐洲的第聶伯河流域，另一塊就在中國東北的三江平原（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流域。這塊土地地下富含數(shù)以億計的鐵、煤及數(shù)百萬噸銅、鉛、鋁等有色金屬，足以使貧瘠島國上的一些人垂涎不已。

更難得的是，從日本望向中國東北，中間有一個朝鮮，它就像一塊搭在海上的巨大跳板。這塊跳板，大大方便了日本進入中國。于是，“補償論”的鼻祖吉田松陰提出了以竹島（韓國稱獨島）作為“直入”中國的跳板，“一是君臨滿洲朝鮮，竹島是最好的落腳點”，它是“日本將來進軍大陸的基地和雄略航海的浮城”。^［3］

“直入”“進軍”的目的是什么？獲得補償：“我與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與沙俄、美國親善已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斷然背約，以失信于夷狄。”但“割取易取的朝鮮、滿洲、中國，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應以朝鮮和滿洲的土地求得補償”。^［4］

“補償論”的基本含義是，在西方強國面前，隱忍所有屈辱和損害，同時向比自己弱的國家動武，把在強國那兒的損失——包括物資上和精神上的，通通補償回來。

這種邏輯違背了常理。常理應當是，受到劫掠，弱者順從屈服，強者奮起反抗，二者必居其一。極度狂妄和偏執(zhí)者，多內(nèi)心極度自卑；凡對強者奴顏順從者，多對弱者殘忍兇狠。自卑和兇殘需要相互補償，欺弱怕硬，才是“補償論”的精神內(nèi)核。

“侵略正義”“補償合理”的邏輯，隨著對外侵略不斷得以豐富與發(fā)展。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本內(nèi)閣參事官德富蘇峰發(fā)表了《大日本擴張論》，把日本對華戰(zhàn)爭的“合理”，歸結(jié)為地緣對日本的“不公平”：“時至今日，就像住一間房子里的兩個人一樣。在貧窮的國土上，每年增加四十萬人口，照此計算，這樣不斷積累的話，人就只能住在人上面了……如果我們?nèi)毡灸軕?zhàn)勝土地是我們十五倍、人口是我們的十倍的大清國，不僅可以揚祖宗之名，留名于子孫，面向世界，永遠立步，還可以增強我們站穩(wěn)世界的自信心”。^［5］

德富蘇峰的觀點是，日本人的“自信心”是建立在對他國廣大土地的占領上。他的辯解詞是，侵略“對周邊國家來說，給世界上的頑固主義以一大打擊，把文明之榮光注入野蠻的社會”，“不對大清國進行十二分的懲罰是不可能的”，“我們之所以與清政府發(fā)生戰(zhàn)爭，是因為大清國反對保有我們的正當權利，國運振興和國民的向外擴張�！�^［6］

《大日本擴張論》的邏輯是，自己家房子小，人口多住不下，需要新的住處，但身邊那個房子寬敞的鄰居卻不肯把房子讓出來，就是侵害了“我們的正當權利”，就要給予“十二分的懲罰”。

1895年，戰(zhàn)敗了的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除向日本割讓大片國土外，同時向日本賠償白銀2億兩（約折合3億日元，1兩白銀折合1.5日元），后又支付遼東半島回贖費3000萬兩（以上總計約折合3.5億日元）。

2.3億兩白銀，在日本是多大一筆錢呢？在獲得這項賠款以前，日本的財政官從未讀到數(shù)億的大數(shù)字。因此，這筆巨款流入國內(nèi)，在朝在野的人都認為是無盡的財富。

資料表明，1893年日本實際財政收入相當于7585萬兩白銀（約折合1.14億日元），《馬關條約》使其獲得的賠款相當于日本3年的財政收入。

“無盡的財富”從天而降，令日本朝野驚喜異常，同時悟出了一個淺顯而深刻的道理：戰(zhàn)爭是一本萬利的好買賣，尤其向龐大卻軟弱的國家下刀子，事微而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