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的政治改革與貴族政治的終結(jié)
隋唐兩代藩王縱橫捭闔從而影響政局的情況在玄宗上臺以后發(fā)生了逆轉(zhuǎn)。玄宗在動蕩激烈的政治局面下，起于藩邸之間，以非嫡長子的身份奪取皇位，深知諸王對皇權的威脅，于是有了一系列改革出臺。可以說，玄宗開元年間圍繞親王政策的變革，是終結(jié)貴族政治的重要轉(zhuǎn)折點。唐玄宗在姚崇的幫助之下，進行了一系列關鍵的改革，從而大大限制了諸王的權力，世家大族無法再從投機不同繼承人集團的做法中獲得政治利益。唐中葉直到宋代，都受益于此次改革。馬端臨評價道：“唐自中葉以來，皇子弟之封王者不出閣，諸臣之封公侯者不世襲，封建之制，已盡廢矣�！保ā段墨I通考》卷二七六《封建考》）
睿宗上臺以后，景云二年（711）正月，姚崇、宋璟就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第一，出宋王（睿宗嫡長子）、邠王（高宗長孫）皆為刺史；第二，罷岐王、薛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第三，太平公主于東都安置。但是由于太平公主的干預，最后沒能實行。所以改革到了玄宗上臺以后才得以進行。開元元年（713），玄宗一舉鏟除太平公主集團，逼迫睿宗交出實權，從此正式執(zhí)掌唐帝國的命運。此時玄宗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穩(wěn)定政治局面，其關鍵就是抑制諸王的影響。唐玄宗殺掉太平公主以后，立即起用姚崇做宰相，他們在穩(wěn)定封建秩序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玄宗認為，協(xié)助他奪取皇位和鎮(zhèn)壓太平公主叛亂的功臣郭元振、劉幽求、張說、王琚等人，是一些陰謀家，“可與履危，不可得志”（《舊唐書》卷一○六《王琚傳》）。因此，他利用種種借口，把他們相繼貶逐到遠方。
玄宗的改革措施在開元初期密集推出，都是非常有系統(tǒng)的舉措。
第一，皇室子弟外刺與親王擔任地方官職的改革。諸王出鎮(zhèn)或者外刺，朝廷的初衷是希望他們成為中央的屏藩；同時，專制國家中，首都自然是一切的中心，將諸王擯棄在中心之外，可以使他們無法影響皇權的穩(wěn)定。唐玄宗采納姚崇的建議，將有政治號召力的李成器等親王都遣往地方擔任刺史，并且不讓他們負責具體的管理，只讓他們掛虛名。而且，為了防止諸王跟地方形成過分緊密的聯(lián)系，經(jīng)常更換諸王轄州，不使其在一個地方待的時間太長，比如邠王守禮在開元初，走馬燈似的先后擔任虢、隴、襄、晉、滑等州刺史，除了上奏之事和重大事情，所有州務，一律由刺史的高級佐吏（如別駕、長史、司馬等）負責管理。親王外刺從制度上不理州務，是從這時開始的。這些政策是針對已經(jīng)成年的宗室子弟，對于皇子，比如鄫王嗣真等，都只是遙領節(jié)度使、大都護等，并不出閣。唐開元以后，除了玄宗的兄弟，其他諸王都沒有再外任地方官職的。后來的一個特例是永王李璘，他借安祿山之變，企圖割據(jù)江南，但不久敗死。從整體來說，這一制度執(zhí)行得是比較徹底的。到了開元九年（721），玄宗已經(jīng)當了十年之久的皇帝，地位穩(wěn)固，“是歲，諸王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京師”。自此以后，諸王不再出任地方官職，成為政治傳統(tǒng)。親王出鎮(zhèn)外刺，至此完全結(jié)束。
第二，僚佐體制改革——疏離親王公主與其僚佐系統(tǒng)。諸王在隋代和唐朝前期，對王府僚佐的選拔和任用，有較大的自主權，唐初秦、齊兩王府，其僚佐大半都是自己征辟的。自此以后，征辟制度逐漸消亡。起初，諸王還是可以對僚佐的人選施加影響的，比如，直接向皇帝要人，這在開元以前比較普遍。但是玄宗上臺以后，對這種形式嚴格地加以限制，從而堵住了諸王與其僚佐結(jié)成集團黨派之路。開元十年（722）春正月，玄宗取消了“王公以下視品官參佐及京三品以上官伏身職員”（《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上》）。開元年間視品官被徹底取消，諸王不再有自辟署官的權力。既然諸僚佐的任命不由諸王，那么僚佐與諸王之間，交構(gòu)成禍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從根本上限制了諸王對朝廷官員施加影響。
第三，經(jīng)濟體制改革——削弱諸王貴族的經(jīng)濟能量。唐朝前期諸王用度非常之大，太宗時期，魏王李泰的用度甚至超過太子李承乾�！吨芏Y·天官·冢宰》中多處規(guī)定太子的花費不受預算管理制度的約束。在唐代，這種慣例時常被引用，比如唐太宗《皇太子用庫物勿限制詔》提到“儲貳不會，自古常式”；與諸王相比，唐代太子沒有封邑，所以雖說其用度理論上不受限制，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上，太子的用度是受到各種限制的，即使皇帝、朝廷不加限制，但是為了在如履薄冰的政局中保住儲君的位置，大多數(shù)太子也會盡量控制花費，樹立自己的良好政治形象。在這種情況下，親王的經(jīng)濟能量不會與太子相差太多，有時甚至超過太子，比如中宗時代的相王李旦封萬戶，經(jīng)濟實力遠超當時的太子李重俊。從開元年間起，玄宗的種種措施大大壓縮了諸王的用度。
唐前期諸王的收入主要來自封邑。所以，對食封制度的改革，是最關鍵的一步。在食封制度下，皇室成員的食封收益是直接分割國家預算內(nèi)的課戶及租調(diào)額而來，而且不管水旱災害，封戶的租調(diào)也不能豁免。唐朝剛建立時，食封之家不過二三十家，親王食封一般在八百戶至一千戶之間。到了中宗時代，食封之家已經(jīng)超過百家，其中皇室子弟的食封達到了三萬多戶，相王、太平公主、衛(wèi)王、溫王、長寧公主、安樂公主等封邑已經(jīng)膨脹到驚人的地步，相王食封增加到一萬戶、安樂公主三千戶、長寧公主兩千五百戶。加上其他權貴的封戶，食封遍布全國五十四州物產(chǎn)豐饒的地區(qū)。親王有自己的國官系統(tǒng)，直接向封戶征收。中宗時代宰相韋嗣立調(diào)戶部資料，發(fā)現(xiàn)食封之家庸調(diào)已經(jīng)超過一百二十萬匹，而唐朝國家每年庸調(diào)絹數(shù)才不過百萬。因此出現(xiàn)了“國家租賦，太半私門，私門則資用有余，國家則支計不足”（《舊唐書》卷八八《韋嗣立傳》）的局面。諸王公主巨大的經(jīng)濟實力，構(gòu)成了唐代前期皇權屢屢遭到挑戰(zhàn)的經(jīng)濟基礎。諸王公主及其周圍的貴族子弟，在經(jīng)濟能量和政治權勢的鼓舞下，使唐前期的皇位繼承深受政治集團斗爭的影響，以致沒有一個名義上的皇位繼承人能夠登上皇位。從這個意義上講，玄宗的財政改革，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經(jīng)濟意義。
玄宗登基以后，除了原來已封的皇兄弟，皇子封王者，封戶一律二千戶，即使特殊恩遇，也盡量不超過三千戶。更為重要的是，他改變了之前食封家的封物的征收方式。在改革之前，唐政府賜給食封家的封戶就是均田制下的課戶，食封之家有權像封建國家一樣征收這部分課戶的租庸調(diào)。州縣與親王國官共執(zhí)文賬，準其戶數(shù)，收其租調(diào)，分為三份，其一入官（中央政府），其二入國（親王公主封邑）。也就是說，諸王公主得到封戶繳納的三分之二，不但有租調(diào)，還有庸（《大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開元三年（715）五月，玄宗規(guī)定，食封家之封物，總合送入京師，一般不再許食封家派人直接到封戶之州征取。這一規(guī)定在開元十一年（723）得到加強，玄宗徹底取消了食封家直接收取封物的權力，改為國家征收后送到京城，然后由食封家領取，庸調(diào)也降到以三丁為限，食封家的收入也減少了。因為親王不出閣，被玄宗集中起來，由宦官監(jiān)視居住，實際上諸王食封在支付形式上已經(jīng)變?yōu)橘航o制，管理方案也完全納入國家預算內(nèi)支出計劃。
第四，十六王宅的出現(xiàn)。十六王宅是唐中后期政治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宦官之所以能夠當權，跟他們能夠控制十六王宅，操縱皇位的繼承很有關系。在玄宗以前，親王有自己的王宅和王府，王府是辦公機構(gòu)，王宅是私人住所。從武則天后期開始，諸王開始呈現(xiàn)出集中居住的趨勢。自睿宗從皇嗣降封為相王開始，相王舊宅被安置在太極宮和大明宮之間的長樂坊，就是為了便于控制。長樂坊與后來的十六王宅的共同之處，是它們都位于太極宮和大明宮之間，而且北邊與禁苑相鄰。這很明顯是一個限制居住的地方。相王諸子居住在興慶坊，號五王子宅，也是十六王宅的預演。興慶坊因為是玄宗舊宅，在他登基之后改為興慶宮。興慶宮成為玄宗時代重要的政治中心，同時，大明宮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而原先的太極宮則逐漸演變成禮儀性的皇家空間。
開元中，玄宗就下詔附苑城為大宮，分院而處，號“十六王宅”，將諸皇子都納入其中居住，“中人押之”，也就是由宦官掌管這些皇室子弟的生活。在十六王宅中，宦官負責監(jiān)控，太子家令負責飲食，侍讀負責教育，諸王原有的一大套僚佐班子，此時“府幕列于外坊，歲時通名起居”，基本上跟自己的府主隔絕開來了。唐前期飛揚跋扈的親王從政治權勢的角逐者，淪為了宦官控制下的“囚犯”。司馬光對此評價道：“宦官押之，就夾城參起居，自是不復出閣。”（《資治通鑒》卷二一三《唐紀·玄宗開元十五年》）從范圍上講，十六王宅包括永福坊全部和興寧坊一部分。從玄宗以后，唐代皇位的繼承模式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之前要想奪取皇位，主要依靠宮廷革命的方式進行；在此之后，則主要通過宦官從十六王宅挑選并控制繼承人的方式進行。唐代中后期皇帝大多出自十六王宅，而宦官有管理的權力，這對于宦官操縱皇帝的廢立非常重要；同時，因為皇族子弟作為皇權補充的作用為宦官所取代，宦官成為皇帝權力的延伸。
唐代后期，宦官、朋黨、藩鎮(zhèn)是唐政府面對的所謂三大難題�；鹿俚臋嗔Ω�源在皇帝，宦官能夠操縱皇帝的廢立，是宦官專權的關鍵。唐代后期從宣宗以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太子即位，皇帝都出自十六王宅。那么控制十六王宅，即為控制儲君的關鍵。從文宗開始，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全部都是由宦官直接從十六王宅迎接出來即位為皇帝的�！杜f唐書》的史臣對此評論道：“自天寶已降，內(nèi)官握禁旋，中闈纂繼，皆出其心。故手才攬于萬機，目已睨于六宅�！保ā杜f唐書》卷一七五《九宗諸子傳》）這里的六宅，就是十六王宅的簡稱。
安史之亂后，宗室諸王曾經(jīng)有幾次復興權力的勢頭，但是都沒能改變政治格局。安史之亂時，玄宗曾一改過往政策，派遣諸王出鎮(zhèn)，其中最重要的是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四道節(jié)度都使。永王璘出鎮(zhèn)，成為肅宗朝初年的一件大事，標志著玄宗從實行隔絕皇子與外界的聯(lián)系的壓制政策到以皇子代替邊鎮(zhèn)將領典兵的重要轉(zhuǎn)折。不過永王璘因內(nèi)訌而兵敗。永王璘的起兵，是唐代中后期諸王復興自己政治影響的一次嘗試，他的失敗，歸根結(jié)底是諸王擅權已經(jīng)失去了唐前期的政治土壤。李德裕曾建言廢除十六王宅，希望能夠壓制宦官權勢，但是最終也并未實行。到了唐昭宗時代，唐帝國已經(jīng)進入風燭殘年，作為皇權延伸的宦官也屢遭強藩的打擊。景福二年（893），昭宗試圖讓宗室子弟掌握禁軍，但很快就在強藩和宦官的擠壓中失敗了。當皇權所依賴的宦官勢力被剪除以后，唐王朝滅亡的命運也就到來了。在這個時候，唯一可以依賴的，只剩下宗室勢力了，但是親王勢力長期受到壓制，已經(jīng)不可能承擔起復興唐王朝的使命，只不過成為唐王朝最后的掙扎。
唐前期，諸王、特殊貴族成員在政治生活中縱橫捭闔，其他貴族官員投機其間，是一百多年中皇位繼承由實力決定的基礎。玄宗加強皇帝權威、壓制其他潛在政治中心的措施，最終將各大家族和某些特定社會群體投機政治的道路堵住，使得唐代前后兩期，政治面貌截然不同。而且就知識和信仰世界而言，也出現(xiàn)了大的變化。一方面，佛教從政治中心舞臺退出，再也沒能像隋文帝或者武則天時代那樣成為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之一。針對富戶強丁多削發(fā)以避徭役的事實，開元二年（714），玄宗命令沙汰天下僧尼。這次以偽妄被勒令還俗的就有一萬二千余人。玄宗又規(guī)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舊寺頹壞了，要報請官府查實，才許加以修葺。玄宗在開元年間，特別下詔禁止百官家與僧尼、道士往來，甚至一度禁止民間鑄佛、寫經(jīng)。另一方面，持術數(shù)、星相的術士也遭到玄宗的打擊，他們被禁止出入百官之家。在從貴族政治轉(zhuǎn)向以皇帝為中心的官僚政治的過程中，玄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