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假如哪天我突然死去（我不是瞎假如，我親眼見過活潑潑如一只小狗般可愛的小弟弟頭天晚上還在炕上咿咿呀呀地玩著爬呢，第二天早晨竟咽氣了，因感冒發(fā)燒突然被一口黏痰憋斷氣的；我還親眼看見一位健康得五十多年連重感冒都沒得過不知打針啥滋味的同事因扛一口袋大米上五層樓，便使心臟停止了跳動并再沒跳動起來……還聽說一個新郎正高高興興在街上走忽然被一個醉漢從樓窗口順手扔下的酒瓶子擊中頭顱而倒地身亡……就不用說那些同敵國作戰(zhàn)的勇士怎樣行軍路上便中了槍子或彈片，也不用說偶遇歹徒劫持良家婦女而見義勇為被歹徒刺死者等等例子了）悼詞中關于工作經(jīng)歷那部分，只需一句話就行：我是一個兵！

一個兵算狗屁？

也許會有自己雖也當過兵但并沒當出啥名堂，或一天兵沒當過卻干出了大名堂者，這等口氣反問我時，我定會理直氣壯回答：算我的文化！

不懂經(jīng)歷也是文化嗎？離開學校成為公民后的全部經(jīng)歷，我都是穿著軍鞋走過的！每個腳印都帶有軍鞋底兒那特制的花紋�。�！最難忘當兵歲月我的青春時光綠色而赤誠，真實又恍惚的青春期喲�。�！

《綠色青春期》的誕生

劉兆林

在大東北的沈陽，有位與新中國同齡卻三十多歲就有了白發(fā)的男人。說他早早就白了頭是想說明他記憶力并不出色。但他記憶力并不出色的腦子至今保留著那棟大上海溫馨的小樓。

那早早有了白發(fā)的男人就是我。1988年春天（也許是夏天，南方的春夏很曖昧，容易混淆），我和鄧剛一人背了一把從湖北襄樊的臥龍崗帶出來的諸葛亮用的那種大羽毛扇子，千里迢迢到了上海。我的背囊上還比鄧剛多插了一把從武當山買的劍。我們兩個東北人背著一路上人人見了都說真大真大啊的羽毛扇，隨著人流擁出黃浦江碼頭。我們只是路過上海，離開武漢前只冒昧給上海文藝出版社拍了封電報，不知能否有人接接站。一出站口，我們眼前和心中同時豁然一亮：王肇岐已高舉雙手迎在那里，手中是一張用當年編輯改稿那種紅墨水寫著鄧剛和我名字的白紙。一下子上海在我們面前光輝燦爛起來，迎面看到的每個上海人都有了親切感。不然，縱使大上海紅男綠女人潮滾滾我們也會如到了沙漠一般地清冷吧。

鄧剛我們倆都背個大包，王肇岐只一個人，況且他比我倆年紀都大許多，我倆便誰也沒用他拿包，而是一齊把羽毛扇啊武當劍啊等等雖不重但怕擠怕碰的東西交給了他。那時全國都沒興起出租車業(yè)，上海的公共汽車也如沈陽那般擁擠。鄧剛那說話從來不知嚴肅作何解釋的家伙，嘻嘻哈哈開玩笑的時候，我已深深感到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好作風了。而且經(jīng)驗告訴我，好作風不可能是一個人弄出來的，肯定有一群好人。

我和鄧剛被一股溫暖引進了一棟不大但在作家心中有口皆碑的小樓，我們一下子就有了到家之感。被叫作出版社創(chuàng)作室的小樓在條小街里，獨門獨院，十分寧靜。連樓道的樣式、房間的結構和不大的餐廳，以及廚房的大師傅和客房的服務員，都帶有家庭的親情味道。王肇岐給我們安排好餐券，還領我們看了餐廳的位置。每頓飯大師傅都提前問我們想吃什么，如米飯、花卷還是面條，炒菜還是燉菜。雖然上海菜的風味與東北大不相同，但每餐吃得極溫暖。盡管小樓的師傅為我們遼寧同胞做的飯菜很可口，王肇岐還是與他們主編一同請鄧剛和我到外面去吃了上海風味的酒宴。說是酒宴，卻不像我們東北那樣名副其實喝酒。主人既不勸酒也不帶頭喝酒，只是文質彬彬喝那甜絲絲的飲料，這既是南方文明也是小樓主人的作風。中間，我以為修曉林給鄧剛和我遞餐巾紙呢，接過來卻硬硬的，竟是合同書，讓我倆同他們各簽一份長篇小說的寫作并出版合同，并說就留在他們那棟小樓開始寫。

合同我們是簽了，卻沒留在那兒寫。鄧剛的《曲里拐彎》如約交給上海文藝出版社了，我的《綠色青春期》卻違約交給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不是我有意毀約，實在因那時我是部隊作家，寫的也是部隊生活，并且還因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編輯那句話：你穿軍裝吃軍糧，又是住解放軍文藝社招待所寫完的《綠色青春期》，咋好意思交地方出版社？所以，穿軍裝寫的《綠色青春期》，戶口便落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了，而且再版過兩次（而我脫下軍裝數(shù)年后，才將第二部長篇小說《不悔錄》交由上海文藝出版社落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