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西方文化的輸入改變了我們對史的意念，也改變了我們對文學的意念。我們有了文學史，并且將小說、詞曲都放進文學史里，也就是放進文或文學里；而曲的主要部分劇曲，也作為戲劇討論，差不多得到與詩文平等的地位。我們有了王國維先生的《宋元戲曲史》，這是我們的第一部文學專史或類別的文學史。新文學運動加強了新的文學意念的發(fā)展。小說的地位增高，我們有了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詞曲差不多升到了詩里，我們有劉毓盤先生的《詞史》，雖然只是講義，而且并未完成，還有王易先生的《詞曲史》。民間的歌謠和故事也升到了文學里，變文和彈詞等也跟著升，于是乎有鄭振鐸先生的《中國俗文學史》。這里特別要提出的是，在中國的文學批評稱為詩文評的，也升了格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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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一類。陳中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僅后于《宋元戲曲史》，但到郭紹虞先生的那一本出來，才引起一般的注意，雖然那還只是上卷書。
從目錄學上看，俗文學或民間文學的歌謠部分雖然因為用作樂歌，早得著錄，但別的部分卻不登大雅之堂。詞曲發(fā)展得晚，著錄得也晚。小說發(fā)展雖早，從前只附在子、史兩部里，我們所謂小說的小說，到明代才見著錄。詩文評的系統(tǒng)的著作，我們有《詩品》和《文心雕龍》，都作于梁代�？墒且幌蛑桓皆诳偧�類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類來容納這些書。這文史類后來演變?yōu)樵娢脑u類。著錄表示有地位，自成一類表示有獨立的地位；這反映著各類文學本身如何發(fā)展，并如何獲得一般的承認。
一類文學獲得一般的承認，卻還未必獲得與別類文學一般的平等的地位。小說、詞曲、詩文評，在我們的傳統(tǒng)里，地位都在詩文之下，俗文學除一部分古歌謠歸入詩里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地位。西方文化輸入了新的文學意念，加上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小說、詞曲、詩文評，才得升了格，跟詩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統(tǒng)文學。但俗文學還只是俗文學；雖是文學，還不能放進正統(tǒng)里。所謂詞曲的平等地位，得分開來看。戲曲是歌劇，屬于戲劇類，與話劇平分天下。詞和散曲可以說是詩類，但就史的發(fā)展論，范圍跟影響都遠不如五七言詩，所以還只能附在詩里；不過從詩余詞余而成為詩，從余位升到了正位，確是真的。詩文評雖然極少有完整的著作，但從本質(zhì)上看，自然是文學批評。前些年蘇雪林女士曾著專文討論，結(jié)論是正的�，F(xiàn)在似乎都承認了詩文評即文學批評的獨立的平等的地位。
文學史的發(fā)展一面跟著一般史學的發(fā)展，一面也跟著文學的發(fā)展。這些年來我們的史學進步很快，文學也有了新的成長，文學史確是改變了面目。但是光改變面目是不夠的，我們要有新的血和肉。這需要大家長期的不斷的努力。一般的文學史如此，類別的文學史更是如此。而文學批評史似乎尤其難。一則一般人往往有種成見，以為無創(chuàng)作才的才去做批評工作，批評只是二流貨色，因此有些人不愿意研究它。二則我們的詩文評斷片的多，成形的少，不容易下手。三則我們的現(xiàn)代文學里批評一類也還沒有發(fā)展，在各類文學中它是最落后的�，F(xiàn)在固然有些人愿意去試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有更多人愿意分頭來搜集材料，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fā)生，如何演變尋出它們的史跡。這個得認真地、仔細地考辨，一個字不放松，像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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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考辨經(jīng)史子書。這是從小處下手。希望努力的結(jié)果可以闡明批評的價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見，并堅強它那新獲得的地位。
詩文評的專書里包含著作品和作家的批評，文體的史的發(fā)展，以及一般的理論，也包含著一些軼事異聞。這固然得費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專書以外，經(jīng)史子集里還有許多，即使不更多，詩文評的材料，直接的或間接的。前者如詩言志思無邪辭，達而已矣修辭立其誠；后者如《莊子》里神的意念和《孟子》里氣的意念。這些才是我們的詩文評的源頭，從此江、淮、河、漢流貫我們整個文學批評史。至于選集、別集的序跋和評語，別集里的序跋、書牘、傳志，甚至評點書，還有《三國志》《世說新語》《文選》諸注里，以及小說、筆記里，也都五光十色，層出不窮。這種種是取不盡、用不竭的，人手越多越有意思。只要不掉以輕心，謹嚴地考證、辨析，總會有結(jié)果的。
我們的文學批評似乎始于論詩，其次論辭，是在春秋及戰(zhàn)國時代。論詩是論外交賦詩，賦詩是歌唱入樂的詩。論辭是論外交辭命或行政法令。兩者的作用都在政教。從論辭到論文還有一段曲折的歷史，這里姑且不談；只談詩論。詩言志是開山的綱領(lǐng)，接著是漢代提出的詩教。漢代將六藝的教化相提并論，稱為六學；而流行最廣的是詩教。這時候早已不歌唱詩，只誦讀詩。詩教是就讀詩而論，作用顯然也在政教。這時候詩言志詩教兩個綱領(lǐng)都在告訴人如何理解詩，如何受用詩。但詩是不容易理解的。孟子說過論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確也說過知人論世。毛公釋興詩，似乎根據(jù)前者，后來稱為比興；鄭玄作《詩譜》，論正變，顯然根據(jù)后者。這些是方法論，是那兩個綱領(lǐng)的細目，歸結(jié)自然都在政教。
這四條詩論，四個批評的意念，兩千年來都經(jīng)過多多少少的演變。現(xiàn)代有人用言志和載道標明中國文學的主流，說這兩個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國文學史。言志的本義原跟載道差不多，兩者并不沖突；現(xiàn)時卻變得和載道對立起來。詩教原是溫柔敦厚，宋人又以無邪為詩教；這卻不相反而相成。比興的解釋向來紛無定論；可以注意的是這個意念漸漸由方法而變成了綱領(lǐng)。正變原只論風雅正變，后來卻與文變說聯(lián)合起來，論到詩文體的正變；這其實是我們固有的文學史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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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小書里收的四篇論文，便是研究那四條詩論的史的發(fā)展的。這四條詩論，四個詞句，在各時代有許多不同的用例。書中便根據(jù)那些重要的用例試著解釋這四個詞句的本義跟變義，源頭和流派。但《比興》一篇卻只能從《毛詩》下手，沒有追溯到最早的源頭；文中解釋賦比興的本義，也只以關(guān)切《毛詩》的為主。賦比興原來大概是樂歌的名稱，和風雅頌一樣。這一層已經(jīng)有人在研究，但跟文學批評無關(guān)，我們可以不論�！睹�詩》的解釋跟作詩人之意相合與否，我們也不論。因為我們要解釋的是比興，不是詩。
本書原擬名為詩論釋辭，辭指詞句而言。后來因為書中四篇論文是一套，而以詩言志一個意念為中心，所以改為今名。《詩言志》篇跟《比興》篇是抗戰(zhàn)前寫的，曾分別登載于《語言與文學》和《清華學報》。《詩教》篇跟《正變》篇是近兩年中寫的。前者曾載《人文科學學報》；后者也給了《清華學報》，但這一期學報本身還未能印出。已發(fā)表的三篇都經(jīng)過補充和修正，《詩言志》篇差不多重寫了一回，不過疏陋的地方必還不少，如承方家指教，深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