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目前看到的都是紙上的條文，而少有踐行中的實際運作形態(tài)情形。紙面上的文字在司法實踐中的執(zhí)行究竟有多少偏差，需進一步占有材料。
　　第三，在嚴酷的軍事作戰(zhàn)年代，中共中央最主要的精力是在軍事作戰(zhàn)，地方政權的許多舉措只是權宜之計，是服務于軍事作戰(zhàn)的，而且為了與國民黨在政治形象上進行較量，根據(jù)地實行了許多不同于今天的制度設計。
　　因此，緣起可能如福柯、德勒茲等堅持斷裂、碎片化意義的觀點所否認的那樣是學術自負。緣起考究的意義只在于當下，如皮亞杰通過研究兒童心理，來探求人類認知的起源；文化人類學者通過對殘存的初民社會的考察，力求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人類文明的問題。但將兩個分處于不同時空情境中的歷史片段勾連在一起，是需要想象力的，而馳騁的想象力扭曲歷史實在，并不完全是一種簡單的認知偏差，在利益訴求多樣、權力格局多元的形態(tài)下，再造歷史的目的有時是一種有意識，或雖無意識但卻可能落入利益紛爭中的非單純學術活動。
　　自1993啟動《刑事訴訟法》修改就開始的司法體制改革爭論，因為涉及公安、檢察、法院、司法行政諸機關權力重新調整，已經(jīng)成為中央核心決策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學術界都關注的問題。而不斷地強化、論爭自己部門在國家政制結構中的位置，是確保新一輪的司法改革中擴權，至少是不丟權的重要手段，不但尋求支持于學理，而且借力于域外的成例，更要求諸于傳統(tǒng)正當性。對司法體制改革，最高決策層的態(tài)度是：“改革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