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血液、文件與遺傳學》（節(jié)選）

1939 年7 月，英國公民第一次響應全國范圍內的獻血呼吁。戰(zhàn)爭迫在眉睫，衛(wèi)生部希望覆蓋全國的輸血服務能有助于緩解空襲導致的流血損失。在倫敦、曼徹斯特和布里斯托爾，數萬人響應報刊、街邊海報和廣播中的廣告，去往當地醫(yī)院接受耳垂或指尖穿刺。征募中心里，護士從每名志愿者的血樣中抽出幾滴，滴入玻璃試管，用生理鹽水稀釋，再將其交與受過專業(yè)訓練的血清分析員，他們負責鑒定獻血者的“血型”——這一步驟對確保獻血者和受血者血型相容至關重要（圖0.1）。在護士和血清分析員處理血液的同時，文員將獻血者的姓名、地址和整體健康狀況填入表格和索引卡片。幾天后，每名志愿者會收到郵政系統(tǒng)寄送的獻血卡，卡片的不同顏色對應不同血型，有了它，志愿者就對響應獻血要求做好了準備。輸血一事并非創(chuàng)新，在一些國家，地方范圍的小規(guī)模輸血機構已運作了將近20 年，然而這是英國政府首次直接向其民眾呼吁獻血。人們對剛剛拉開序幕的戰(zhàn)時動員熱情極高，到7 月底，應急輸血服務（Emergency Blood Transfusion Service，EBTS）已將十萬人登記在冊。持有獻血卡成了英國民眾為戰(zhàn)爭事業(yè)做貢獻的新方式。
在英國人民聚力獻血支持國防的同時，科學家也視這次大規(guī)模采血為機會，尋求遺傳學上的進展。英國醫(yī)學研究委員會（MedicalResearch Council, MRC）的一群遺傳學家已經在開展一個項目，期望以血型為突破口，將人類遺傳學轉變?yōu)橐婚T依托數學、精確嚴密的科學。其中包括統(tǒng)計與遺傳學家R. A. 費希爾（R. A. Fisher），他供職于倫敦市中心的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下屬的高爾頓血清學實驗室（Galton Serological Laboratory），剛剛被任命為優(yōu)生學教授。費希爾相信，血型或許可作為診斷遺傳疾病的工具，以及用來測試理論演化模型的數據。面對7 月?lián)韥淼拇罅恐驹刚撸�輸血服務的策劃者求助于高爾頓血清學實驗室，急需他們對血型鑒定提供援手；費希爾視此為拓展自身研究規(guī)模的絕佳機會。他的同事，也是血清學家的喬治·泰勒（GeorgeTaylor）和實驗室的其他成員開始著手培訓數百名年輕女性，教她們掌握分辨血型的技術。與此同時，費希爾和他的秘書芭芭拉·辛普森（Barbara Simpson）轉錄了成千上萬張獻血卡上的血型鑒定結果，將臨床信息轉化為遺傳多樣性數據。倫敦的獻血者并不知道科學家正在將他們的血液變?yōu)檠芯窟z傳學多樣性的寶貴資源，然而事實是，他們就這樣參與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場早期大規(guī)模人類基因調查。
本書探究的是采集、運送和輸受血液如何為20 世紀中期人類遺傳學奠定基礎。1939 年7 月是二者產生聯(lián)系的重要時間點。自20 世紀20年代以來，輸血逐漸從危險的外科手術范疇轉化為常規(guī)治療。這變化得以發(fā)生，部分是由于人們了解了輸血成功率可以通過關注獻血者和受血者的血型而得到提高。隨著輸血逐漸普及，登記的獻血者數量漸長，記錄血型鑒定結果的清單也越來越長。與此同時，對人類遺傳學和優(yōu)生學感興趣的研究者需要面對一個新生事物：在20 世紀30 年代，學界認定人類血型的遺傳遵循遺傳學先驅格雷戈爾·孟德爾（Gregor Mendel）預測出的明確規(guī)律。對許多人而言，最先得到分辨的ABO 血型系統(tǒng)代表著通向測繪人類染色體和了解“種族”這兩個目標最有希望的路徑，在認為人類遺傳學需要更加穩(wěn)固根基的人士看來，研究血型極為重要。輸血服務產生的大量行政文書為這項科學事業(yè)提供了絕佳的原材料。在戰(zhàn)爭前夕的英國，輸血和遺傳學研究首次通過社會公共機構建立起聯(lián)系。血型遺傳學研究者越發(fā)參與到輸血服務的實際操作中，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之后的20 年里，輸血服務和遺傳學研究一直聯(lián)系緊密。戰(zhàn)時輸血服務令數量可觀的人員進入行政管理系統(tǒng)，在其中，人類的遺傳學差異可以得到定義與詳解。
此后的20 年間，英國和世界各地的輸血服務令研究人類遺傳和多樣性的學者接觸到大量數據。作為回報，遺傳一致度和遺傳過程的研究也極大推動了安全取用人類血液技術的進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費希爾的實驗室“重生”為兩個位于倫敦切爾西區(qū)、隸屬于李斯特預防醫(yī)學研究所（Lister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Medicine）的新實驗室。其中，血型參比實驗室（Blood Group Reference Laboratory）由血液學家亞瑟·穆蘭特（Arthur Mourant）統(tǒng)領。憑借自身的科學管理天賦，他日后成為人口血型多樣性領域的世界級權威。作為鄰居的血型研究小組（Blood Group Research Unit）則由羅伯特·雷斯（Robert Race）執(zhí)掌，他與英美兩國的醫(yī)生和血清學家關系密切、融洽，因而成為血型遺傳學的領頭人。在實操輸血服務工作的同時，兩個實驗室也開展遺傳學研究。他們的努力建立起了一個早期全球人類群體遺傳學數據庫，以及首次詳細分析了人類基因位點。作為率先得到確認的人類遺傳性狀之一，血型預示了人類遺傳學有潛力具有的形式：基于嚴密數學計算和大量數據。此外，上述一切成就中的大部分都是在20 世紀50 年代末人類遺傳學和醫(yī)學遺傳學領域受世人矚目之前取得的：此時，DNA 結構尚未被發(fā)現，染色體變化和復雜病理狀況間、生物學分子的結構和遺傳病間的聯(lián)系也尚未得到認識。
如今，我們中有很多人都熟悉這樣的響亮說法：通過遺傳學可以窺見有關人口特性、家庭關系和生物學世系的秘密，還可以預測關鍵的健康狀況。本書將講述我們是如何對遺傳學產生了這樣的認識�，F代遺傳學不僅僅是理論成就或實驗科學的勝利：它的起源根植于國家主義和20 世紀中葉的政治形勢，根植于實驗室和診所間物質材料和知識的流通，還根植于管理工作單調乏味的現實。西奧多·波特（Theodore Porter）反思了人類遺傳學依托于大量精神病院文書記錄的早期歷史，提醒我們，是“軍隊、監(jiān)獄、移民局、人口統(tǒng)計局和保險公司中的巨大數據文件柜”令遺傳學研究成為可能 在這一點上，20 世紀中葉的液供應站扮演了核心角色。這段遺傳學歷史的舞臺中央站著血液、身體和行政管理系統(tǒng)。
對于這一形式的人類遺傳學而言，英國是重要地點。在常規(guī)輸血逐漸步入正軌的20 世紀20 年代，全球版圖最大的大英帝國是一張由無線電和電報通信、航運線、貿易聯(lián)系、政府行政管理機構和殖民人口構成的網絡，而英國則處于它的中心。盡管帝國江河日下，英國政府仍清晰地認識到英國在帝國的廣袤轄地中擁有核心地位，以及若想保持這個地位，需要科學來扮演何等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通過參與聯(lián)合國（United Nations, UN）等組織的工作，英國的科學家彰顯出自信，認為自己有能力創(chuàng)建符合戰(zhàn)后國際主義世界秩序的理性氛圍。此外，長久以來，英國的技術專家官員一直都志愿肩負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這有助于在民眾間塑造出獻血造福全人類的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英國政府建立了涵蓋輸血服務的全國性統(tǒng)一規(guī)劃應急醫(yī)療保健制度，它為和平年代的國民醫(y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打下了基礎。由于這一公共機構及其前身的存在，本書將英國作為個案研究對象，探索血液和遺傳學間關系，這能夠令研究具有高針對性，國民醫(yī)療服務體系的前世今生，以及根植于特定時期的歷史實錄，展現科學研究如何受戰(zhàn)時公眾醫(yī)療保健服務影響發(fā)生巨變，之后又如何同遺傳學領域意圖重建自身形象而采取的人類共同性以及國際主義的說辭聯(lián)系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