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對外關系史上的地位，過去有一種錯覺，好像長期的分裂與動亂造成了對外關系的中斷和對外交流的低落。張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和方豪先生《中西交通史》都有這樣的論斷。他們認為在中西交通史上，這是一個衰落時期。方豪先生說“北朝曾將西域交通完全隔斷”；張星烺先生則說六朝時“干戈云擾，全國鼎沸，中原淪于異族，而漢族僅得保有長江流域。陸地通西域既絕，而海上交通至是記載漸詳”。事實上這也是許多人的印象，向達先生《中西交通史》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筆帶過；白壽彝先生著《中國交通史》共分五篇，第二篇為“秦漢時代之交通”，第三篇則直接跳過魏晉南北朝，講“隋唐宋時代之交通”，完全忽略了這一時期對外交通的發(fā)展。這種認識不符合歷史的實際，這一時期對外交通繼續(xù)擴展，對外交流從未停止，而且是持續(xù)升溫，不斷推進。

新時期以來，這種認識有所改變，研究對外關系史的學者越來越重視這一領域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這里不加詳述，可參看本書第一章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對外關系史研究四十年綜述。總的來說，這是一個發(fā)展時期，這個發(fā)展是相對于兩漢時期來說的，這種發(fā)展可以從交通、交往和交流三個方面來考察。

從交通方面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發(fā)展時間段，表現為在漢代以后傳統(tǒng)絲路的利用之外，新的交通路線的開辟和絲路的延伸。魏晉人魚豢《魏略??西戎傳》描述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線云：“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后分為五十余。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于今有二十道（當為‘國'之誤）。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彼�記載了經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至大月氏的南道，經故樓蘭、龜茲至蔥嶺的中道，從中道繼續(xù)西行至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的道路，從玉門關西北行經車師、高昌至龜茲與中道合的新道，又記載了至大秦的陸海交通道路：“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