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11到12世紀，中國歷史長河中出現(xiàn)了一場令人矚目的轉折。這場波瀾壯闊的文化轉型攜蓄著巨大的能量，看起來似乎將生生不息，在更為廣闊的領域引發(fā)轉變。但是，事實恰恰相反，新的文化模式經過沉淀和自我充實后，轉而趨向穩(wěn)定、內向甚至是沉滯僵化，并在實際上滲透到整個國家，其影響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初期。其原因何在？這場轉折，不僅為中國歷史之關節(jié)所在，而且是世界歷史的重要個案。
一些教科書將這個時期即宋代中國（9601279年），描述為近代初期（earlymodern）大城市的興起、蓬勃的城市化、手工業(yè)技術的進步、貿易的發(fā)達，凡此種種，無不令人稱奇，尤其是紙幣的使用，更是其他文化所難以想像的。伴隨著經濟進步的，更有文官制度的成熟、文官地位達于、法律受到尊崇、教育得到普及、文學藝術的種種成就，以及后，但同樣重要的新儒家對古代遺產的重構。宋代中國因而具有了與近代歐洲相類似的某種表征，而且，它比歐洲要早多。
本書卻秉持一種截然相反的看法，其理論前提是：不同文化的演進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型，不是沿著單一的軌道、經過相同的特定步驟前進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著不同的發(fā)展重心。
可想而知，將宋代中國視為近代初期的東西方史家是在比較史學或者說全球歷史的關照之下，將歐洲歷史當做了度量衡。因此，對于宋代，他們同樣強調經濟因素。但是，無論這些因素本身是多么重要，卻不一定能構成前近代中國文化的重心。在宋代中國占據中心地位的，應當是與文化學術潮流密切相關的政治，而它們并非經濟利益的全部或直接反映。
或者可以這樣說，宋代中國有著專制的頭腦、官僚的軀干和平民的四肢�？傮w而言，官僚統(tǒng)治階級為經濟發(fā)展制定規(guī)則并從中受益。它不允許商人或商人利益在決策中發(fā)出強音。的確，一些商人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帶來的縱向社會流動加入統(tǒng)治階級，但是，他們從此也便被士大夫圈的文化所同化，不再代表其家族的經濟背景。
不應當將宋代中國稱為近代初期，因為近代后期并沒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來臨之時也沒有出現(xiàn)。宋代是中國演進道路上官僚社會發(fā)達、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就在表面上類似歐洲人后來所謂的近代，僅此而已。
假如是這樣，那么，為什么在許多方面都發(fā)達和先進的宋代統(tǒng)治階級，沒有向更廣闊的領域繼續(xù)開拓，卻反而轉向了內向？這便是本書所要探究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