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書致力于重新描繪一個部分是因距離,但主要是被歷史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世界。全書主要討論的是選擇:對忠的選擇、對認(rèn)同的選擇、對解釋的選擇,以及人們面對紛繁變亂的時代所做的選擇。本書試圖為一系列特殊人群所做的特殊選擇確立一個參照物,并且力圖考察是什么影響了他們的選擇,反過來又是什么影響了參照物的變化。同時,本書還探尋了文獻(xiàn)中對于這些選擇的解釋的變化過程,并將之作為從后世文獻(xiàn)中獲取10世紀(jì)真實情形的一種主要手段。
這里呈現(xiàn)出來的研究結(jié)果,一開始并非如此。我的博士論文從初以越境者(frontier crosser)為主題發(fā)展到現(xiàn)在以邊界(border)為主題,這使我必須重新思考現(xiàn)代某些重要的概念在過去是什么樣的。在這一似乎永無止境的重新思考過程中,我的一些新的假定貫穿了本書始末。因此,作品的成形實際上是這一探索歷程的結(jié)束,雖然這無法解釋我為何會到那兒,但這使我以另一個視角和另一種語言,開啟了一段領(lǐng)略不同風(fēng)景的旅程。
同樣,也是一次旅行激發(fā)了我對邊疆(frontier)這一主題的興趣。20世紀(jì)80年代初,我騎行穿越仍籠罩在冷戰(zhàn)陰影下的東歐,近距離觀察到諸多在邊疆與邊界自相矛盾的情形。我不僅注意到東德人被圍于柏林墻內(nèi),而且發(fā)現(xiàn)奧匈邊界雖壁壘森嚴(yán),卻日常往來自由。在鄉(xiāng)間路上,只有通過邊檢站時才能感知邊界的存在,四目所及根本沒有柵欄將邊界兩邊分隔開來,反倒是景移境遷成為進(jìn)入另一個國家的標(biāo)識,比如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是膚寸狹田、草垛矗立,而到了匈牙利則是沃野千里、阡陌交通。同樣,在波蘭,簇新閃亮的教堂銅頂展示了人們對天主教的虔誠。那次旅行使我開始實際關(guān)注現(xiàn)在的邊疆:邊疆是什么,邊疆是如何確立的,又是如何被打破的,或者說當(dāng)?shù)孛癖娛侨绾魏雎运�的存在�? 果真這樣的話,中央政府在其中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 為什么不同形式的越境(frontier crossing)成了政府與當(dāng)?shù)厝硕窢幍奈枧_?中國歷史上也有與之相似的問題,這就使我們能以一種同樣的方式重新理解邊疆問題(frontierissues)。在我開始這項研究的很多年里,漢化(sinicization)的概念從廣遭質(zhì)疑到被普遍接受,從1990年柯嬌燕(Pamela Crossley)具有深遠(yuǎn)意義的論文《思考現(xiàn)代早期中國的族群性》(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到2002年宿迪塔·森(Sudipta Sen)在《亞洲研究》(Asian Studies)上宣布同化模式(assimilationist model)已死亡。彼時,族性(ethnicity)成為除漢化(sinicization)以外的一種主要敘述方式,然而現(xiàn)在族性本身作為一種分析框架已遭到質(zhì)疑至少對于前現(xiàn)代來說是這樣的在此,我試圖提供另一種分析模式,以便能夠更好地分析并非是由族性建構(gòu)起來的世界。
當(dāng)然,在此要感謝的人太多,原諒我無法一一臚舉,只能銘記于心。吉尼提·納爾遜(Jinty Nelson)不僅讓我領(lǐng)略到編年史是如此令人著迷,而且教會了我閱讀它們的方法。安妮·達(dá)根(Anne Duggan)不遺余力地打磨我的文稿。傅海波(Herbert Franke)積極鼓勵我閱讀古代文獻(xiàn)。與其他人一樣,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耐心和一直以來的支持,使我獲益良多。他慷慨的鼓勵,我將永生不忘�？聥裳嗖粩嘟o予我靈感、支持、批判,以及學(xué)術(shù)良知。感謝威斯康星大學(xué)蘇必利爾分校與紐卡斯?fàn)柕耐�事們以及那些志同道合的學(xué)生們,是他們給予了我溫馨的工作環(huán)境和切實的幫助。
本書能夠完成,得益于蔣經(jīng)國國際學(xué)術(shù)交流基金會(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博士論文獎學(xué)金的資助。隨后的工作、獎學(xué)金以及參會邀請在很大程度上給予了我從不同角度探索相關(guān)問題的機會,這些是埋頭寫作此書無法獲得的。雖然由此延緩了寫作進(jìn)度,但我受益匪淺。
在此,同樣要感謝魯文·阿米塔伊(Reuven Amitai)與彭曉燕(Michal Biran),特別要感謝狄宇宙(Nicola DiCosmo)的寬容。我希望本書的出版能給他們帶來哪怕一絲半點的安慰。另外要感謝的是,英國大學(xué)中國委員會(Universities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提供的出版津貼,減輕了出版的負(fù)擔(dān)。
狄宇宙和柯嬌燕通讀了樣稿(柯嬌燕校讀了兩遍)。我力圖全面采納他們的建設(shè)性意見,可惜的是我卻辜負(fù)了他們的期許,未能全部吸收他們的真知灼見。尤銳(Yuri Pines)和戚安道(Andrew Chittick)對于忠(loyalty)在某些重要歷史時期的討論拓寬了我的視野。凱文·格林(Kevin Greene)、格雷姆·米爾恩(Graeme Milne)、鮑勃·穆爾(Bob Moore)與薩姆·特納(Sam Turner)閱讀了未成形的導(dǎo)言和第1章。艾利森·哈迪(Alison Hardie)仔細(xì)審訂了書中的翻譯,蒂姆·柯克(Tim Kirk)為書名提供了建議,龍沛(Peter Lorge)在后時刻給出了至關(guān)重要的批評意見。邁克(Mike)仔細(xì)審讀了每一稿,值得欣慰的是現(xiàn)在他有新的東西可以讀了。夏威夷大學(xué)出版社的帕特·克羅斯比(Pat Crosby)做了大量超出編輯本職的工作,在此惟道一聲謝謝。與瑪格麗特·布萊克(Margaret Black)一起工作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以上所有人對于精進(jìn)本書提供了諸多幫助,但我仍要文責(zé)自負(fù)。
我的家人為此付出太多,這本小冊子是無以為報的。如果不是家人堅持讓我周末休息,待在家里與他們共享晚餐,我想我會早點完成這本書,但是如果沒有家人的堅持更別說沒有他們的愛、他們的耐心,以及他們的紛擾我想我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此書的。

于泰晤士河畔紐卡斯?fàn)?br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