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分為4部分18章，介紹了20世紀西方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及其思想著述，涉及的思想家包括：杜威、施米特、葛蘭西、施特勞斯、沃格林、西蒙、阿倫特、哈耶克、奧克肖特、伯林、哈特、羅爾斯、羅蒂、薩特、�？�、哈貝馬斯、麥金太爾、泰勒。每一章都包括對思想家的生平、思想特點、歷史影響等內(nèi)容的介紹，從而展示了二十世紀西方的政治哲學所具有的深度和多元性。
為“政治哲學已死”祛魅，二十世紀政治哲學的危機與應(yīng)對
☆技術(shù)發(fā)展加深人文危機，全球政治深陷矛盾對立的當下，如何重拾人類文明的發(fā)展信心，重建有效的對話與理解？
☆18位政治哲學家的思想歷程，折射 20 世紀的跌宕與困窘。
☆親入智識交鋒的對話場域，汲取明智慎思的寶貴思想質(zhì)素。
對于想要快速了解過去一百多年政治哲學走向的人來說，這是一本非常優(yōu)秀的入門讀物。
——《榮譽法》（Ius Honorarium）
極佳的政治哲學導讀，相比單獨作者的單本著作，文集的形式博采眾長……每一位作者都貢獻了高水準的篇目，體現(xiàn)出思想史與政治史交叉領(lǐng)域當前的研究現(xiàn)狀。
——蛭田圭（Kei Hiruta）, 《哲學評論》（ Philosophy in Review）
凱瑟琳·扎克特（Catherine Zuckert），美國諾特丹大學政治學榮休教授，曾任《政治學評論》（The Review of Politics）主編，著有《理解政治精神：從柏拉圖到尼采》（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Spirit: From Socrates to Nietzsche）、《柏拉圖的哲學家們》（Plato’s Philosophers）、《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Machiavelli’s Politics）等，曾獲1990年美國出版商協(xié)會哲學類最佳圖書、2009年霍金斯獎最佳學術(shù)著作等。
譯者 趙柯，南開大學外國哲學博士，中山大學外國哲學博士后，現(xiàn)任教于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英國近代早期政治哲學，譯有《字里行間的哲學：被遺忘的隱微寫作史》；錢一棟，同濟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英美法哲學、政治哲學，譯有《平常的惡》《不正義的多重面孔》《法律、自由與道德》；陳哲泓，東方出版中心編輯，負責本書導論的翻譯。
導論 20世紀的政治哲學（凱瑟琳·H.扎克特）
第一部分 20世紀早期的三種基本方案
1 約翰·杜威：哲學作為教育理論（大衛(wèi)·福特）
2 卡爾·施米特：政治的神學和政治的概念（特雷西·斯特朗）
3 安東尼奧·葛蘭西：解放始于批判性思維（約瑟夫·布蒂吉格）
第二部分 流亡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回應(yīng)
4 哲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列奧·施特勞斯（史蒂文·史密斯）
5 哲學家的使命：沃格林范式（埃利斯·桑多茲）
6 耶夫·西蒙：一位哲學家對科學和審慎的追求（沃爾特·尼克戈爾斯基）
7 漢娜·阿倫特：從哲學到政治（達娜·維拉）
第三部分 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復(fù)興
8 弗里德里�！す苏撋鐣刃蚝头傻谋拘裕ò＠锟恕ゑR克）
9 邁克爾·奧克肖特：焦躁時代的哲學懷疑主義者（提摩西·富勒）
10 道德多元主義和自由主義民主政治：以賽亞·伯林的非正統(tǒng)自由主義(威廉·高爾斯頓)
11 H. L. A. 哈特：一位20世紀牛津政治哲學家（約翰·M. 菲尼斯）
12 約翰·羅爾斯與政治哲學的任務(wù)（保羅·魏特曼）
13 理查德·羅蒂：自由主義、反諷與社會希望（邁克爾·培根）
第四部分 對自由主義的批判
14 讓保羅·薩特：“雜事纏身”（威廉·萊昂·邁克布萊德）
15 米歇爾·�？拢阂环N關(guān)心自己和他人的倫理政治（阿倫·米楚曼、阿倫·羅森博格）
16 尤爾根·哈貝馬斯：戰(zhàn)后德國政治辯論與一位批判理論家的成長（威廉·E. 紹伊爾曼）
17 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論政治思想和政治的任務(wù)（亞瑟·馬迪根）
18 又一位哲學家公民：查爾斯·泰勒的政治哲學（露絲·阿比）
索引
譯后記
導論 20世紀的政治哲學
（凱瑟琳·H.扎克特）
《二十世紀政治哲學》這本書最早是《政治學評論》的一個特輯，旨在表明在所謂政治哲學已死的表面下，對政治的哲學分析所具有的廣度和深度。再加上十篇新的文章，本書所呈現(xiàn)的立場與論證都有所擴展。
我們認為，為了回應(yīng)政治哲學已經(jīng)虛弱（如果不說死亡的話）的論調(diào)，把20世紀政治議題的哲學反思之豐富與活力呈現(xiàn)出來，是有價值的。正如達娜·維拉（Dana Villa）在他討論阿倫特那一章開頭所寫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學習政治理論的學生總是聽到這樣的陳詞濫調(diào)，說政治理論和哲學已經(jīng)在50年代的某個時刻死去，直到1971年羅爾斯的《正義論》出版，才得以重獲新生�！奔幢闼囱隽_爾斯的工作，隱含在這種陳詞濫調(diào)下對政治思想史的徹底遺忘，還是或多或少令維拉感到驚訝。畢竟，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涌現(xiàn)了大約過去六十年里一批最有趣的（以及影響最持久的）政治理論作品�！盎叵肫饋恚谶@一政治思想的高產(chǎn)期”，有一批“里程碑式作品”，包括列奧·施特勞斯的《自然權(quán)利與歷史》（1953），埃里克·沃格林的《秩序與歷史》（1956—1957），以賽亞·伯林的《自由四論》（1969），尤爾根·哈貝馬斯的《公共領(lǐng)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1963），邁克爾·奧克肖特的《政治中的理性主義》（1962）和漢娜·阿倫特的《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1951）、《人的境況》（1958）、《論革命》（1963）。
在討論H.L.A.哈特的那一章中，約翰·菲尼斯進一步評論說，將政治哲學的復(fù)興歸功于哈特和羅爾斯，此論既無力又不公。他們打破了分析哲學小圈子內(nèi)許多人設(shè)想的政治哲學的邊界——通過超越對歷史上既定制度的普遍化，從而為人類個體、團體的需求和理性欲求提供清醒解釋。哈特和羅爾斯還提出了一些安排，它們對于跟我們享有同樣本性的存在者來說，都是普遍地有價值（善）的。但他們并不想承認其言下之意：政治哲學之獨立于道德哲學是不可持續(xù)的。他們也不愿接下傳統(tǒng)（源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全部議題。
1999年6月9日，皮埃爾·馬南（Pierre Manent）應(yīng)國會圖書館之邀發(fā)表演講，他如是感嘆：
20世紀見證了政治哲學的消失，或者說凋零……不管我們怎樣高度評價海德格爾、柏格森、懷特�；蚓S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學能力與成就，我們卻無法挑出其中任何一位，來指出他們對政治哲學的貢獻……的確，像卡爾·波普爾爵士和雷蒙·阿隆這樣的作者，他們在一般的認識論和政治探究中當然有值得一說的貢獻……并且，一些莊嚴的思想傳統(tǒng)——托馬斯主義——之現(xiàn)代代表，也在對世界之整全解釋下，提供了對道德、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嚴肅反思。但盡管算上這些思想，對我而言，一個一般性的診斷是逃不掉的：沒有一位現(xiàn)代原創(chuàng)哲學家愿意或能夠把政治生活的完整分析納入他對人類世界的解釋中：或者反過來，從對我們政治環(huán)境的分析出發(fā)，來闡明他對整全的解釋。
然而，正如他的演講標題“政治哲學的復(fù)歸”所表明的，馬南也看到一些朝向復(fù)興的運動，他提到了在本文集中出現(xiàn)的幾位思想家——阿倫特、奧克肖特和施特勞斯——認為他們已經(jīng)往這一方向邁出重要步伐。
在本文集中登場的人物和進路均具有相當廣度，這是為了表明，馬南提到的三位人物，絕非僅有的認為要把哲學分析的嚴謹性用來處理政治問題的20世紀思想家。他們像蘇格拉底一樣，已經(jīng)在持續(xù)追問對我們來說是第一位的問題（如果該問題本身不是第一位的話）：在一個日益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世界中，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生活（若不說積極地協(xié)作的話），不僅作為個體，也作為共存于共同體中的一員？這便是政治哲學的事業(yè)，而本文集中登場的人物均參與其中。
危機之源——哲學的和政治的
那么，為什么在許多評論家看來，政治哲學成了非常可疑——如果不說是瀕�！囊豁検聵I(yè)？關(guān)于這一問題的答案，可以簡述為這兩個詞：科學與歷史。
在19世紀早期，黑格爾高調(diào)宣稱，從字面意義上說是愛智慧的哲學已然終結(jié)，因為它在黑格爾的工作中，因占有了科學或知識而達到了頂點。更加著名的是，馬克思站在黑格爾的立場上，同意歷史發(fā)展有一必然的進程，而且它行將結(jié)束；但他爭論說，這一發(fā)展取決于生產(chǎn)的物質(zhì)條件，而非觀念。在黑格爾和馬克思之后的新康德主義哲學家，則不滿于馬克思的論點，即觀念無非經(jīng)濟基礎(chǔ)的反映，或者意識形態(tài)的證成。他們主張說，人類并沒有獨立于心靈范疇或建構(gòu)的“世界”知識；而列寧將“馬克思主義”從一種為歷史必然性辯護的論證，轉(zhuǎn)變?yōu)橐环N“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政治綱領(lǐng)，這激起了來自左、中、右的強烈回應(yīng)。然而，對于歷史必然性這種說法的哲學批判，比如來自弗里德里�！つ岵�，或者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中壓制性政策的逐步揭露，都沒法阻擋薩拜因（George Sabine）和昆頓（Anthony Quinton）主張，政治哲學中最偉大的作品，只是對政治機構(gòu)和行動的描述性“敘述”，以及反映作者時代、地點的對理想目標的建議。將所有思想判定為具有歷史條件因而是受限的，這些學者就不相信思想家有可能提升或超越于特殊、個別的環(huán)境，從而能思考（遠說不上確定的）人類最佳的生活方式——既是個體的，也是共同體的。
盡管與二戰(zhàn)有關(guān)的恐怖事件，使體驗過這一恐怖的一代人質(zhì)疑所有關(guān)于歷史必然性（更別說進步性了）論證的有效性，但黑格爾關(guān)于“歷史終結(jié)”的議題在柏林墻倒塌后以及1989年所謂的冷戰(zhàn)終結(jié)后，得到了復(fù)興。然而，這一次關(guān)于“終結(jié)”的主張與其說是建立在對絕對知識的擁有中，不如說是奠基在所謂令人普遍滿意的社會、政治安排上，這一安排已經(jīng)在自由主義的社會—福利民主制中被發(fā)現(xiàn)、建立。正如本文集中的一些文章所揭示的，這種明顯的規(guī)范性主張飽受爭議。
如果認為人類的思想與行動受歷史局限，就不可能像傳統(tǒng)政治哲學家那樣去探究對于人類而言最好的生活方式。為什么要尋求那些無法改變之物？為什么要追求那對人類來說不可能達致的超歷史視角？盡管本文集出場的所有思想家都贊同，將歷史環(huán)境納入解釋是必要的，這既體現(xiàn)在閱讀過去作家的著作，也體現(xiàn)在為同時代的狀況提出改進。但他們沒人會同意，人類的思想與行動是被歷史地、物質(zhì)地或生物地決定的。然而，這些思想家基于不同理由來與決定論爭辯。盡管其中的一些人肯定，存在著人之本性（human nature）這樣一種東西，它從一個到另一個歷史時期都持存不變，但另一些人則認為，人類生活是歷史性的偶在。主張人類生活本質(zhì)上是偶然的思想家，他們的預(yù)言或分析必然是有條件的，而且他們的建議也可商榷�？墒牵颜慰赡苄缘姆治龅旎谌酥拘赃@一斷言上的思想家，又得面臨來自現(xiàn)代自然科學的挑戰(zhàn)，這是對政治哲學之可能性或有效性產(chǎn)生質(zhì)疑的第二大源頭。
現(xiàn)代自然科學對世界的分析，帶來了對人類自由與能動性的挑戰(zhàn)，這早在20世紀就已經(jīng)得到承認。因為經(jīng)現(xiàn)代自然科學所描述的因果紐帶，并沒有給人類自由或道德留下余地。在18世紀末，康德為此不得不設(shè)置一個先驗來源或根基。不滿于康德在智思界（intelligible world）和感知界（sensible world）之間留下的巨大裂縫，黑格爾做了著名的嘗試，通過歷史綜合將兩者重新彌合。后來的批評者則不滿意黑格爾對現(xiàn)代自然科學的解釋，或者關(guān)于人類事務(wù)最終、最善狀態(tài)的描述。新康德主義哲學家——比如柯亨（Hermann Cohen）——就反對把自然科學當作人類知識的范式，但他主張說，科學的進步將隨之發(fā)展出更自由和道德的政治秩序。受黑格爾影響，但又獨具特色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比如皮爾士（Charles Peires）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則發(fā)展出一套對自然科學的新理解：不那么具備系統(tǒng)性和邏輯性，但更具經(jīng)驗性、假設(shè)性和漸進積累性。正如大衛(wèi)·福特在本文集第一章中提醒我們的，杜威主張，這一更加實用、以實驗為基礎(chǔ)的現(xiàn)代自然科學觀，不僅跟民主政治機制和實踐完全相適，還能積極地促進其傳播。不幸的是，正如本文集第二部分關(guān)于那些流亡思想家的章節(jié)所展示的，在大眾以及哲學上的這一信念——即現(xiàn)代自然科學的進步與民主政治本質(zhì)上是兼容的——被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核武器的開發(fā)無情地粉碎了。
如艾耶爾這樣的“邏輯實證主義者”，繼續(xù)把現(xiàn)代自然科學當作知識的樣板，他們認為，我們能知道的東西是那些基于經(jīng)驗觀察（這些觀察可被重復(fù)并因而得到證實）的“事實”（fact）。他們認為，當我們使用像“國家”“義務(wù)”或“法律”等概念時，去分析其意指何物是可能的。實際上，這逐漸成為一名“分析的”“語言的”政治哲學家的工作。然而，這類分析不能告訴我們該去做什么，或為我們提供政治“理念”。因為所有的善惡判斷或“價值”都只是情緒回應(yīng)的表達——它們沒有認知地位。這些現(xiàn)代自然科學的仰慕者似乎并沒有看到，正如尼采指出的，科學（知識或真理）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要不是被認為是善的，那人類將不會去追逐它。盡管實證主義者的論證已經(jīng)被“道德實在論者”徹底批判（若不說是被拒斥的話），這類實證主義觀點仍然主宰著美國社會科學，并且，美國式的社會科學正快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蔓延。
對危機的回應(yīng)——政治的與哲學的
本文集里登場的思想家，都回應(yīng)了由現(xiàn)代自然科學表面上的成功所帶來的挑戰(zhàn)；他們論證道，現(xiàn)代自然科學所使用的框架、方法和模式都沒有把握到人類行動與思考的獨特之處，為了理解現(xiàn)代自然科學所表現(xiàn)的是何種知識，以及自然科學的價值，他們極力主張有必要考察其源頭，也就是求知的人，他們?yōu)槭裁匆非笾R，這帶來什么后果。這些思想家觀察到，人類不僅對外部刺激產(chǎn)生反應(yīng)；人在行動，這意味著他們在特定條件下選擇以某種方式去行動或不行動，而且他們的行動有后果——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如果他們不認為人類擁有，或至少能有一定程度的能動性，就沒有一位思想家會致力于發(fā)現(xiàn)人類怎樣才能過得最好，換言之，就沒有一位會投身于通常被稱為政治哲學的事業(yè)中。而且，倘若他們認為人類生活是被歷史、物質(zhì)或生物地決定的，那么他們也就不會認為人類具有主動性。
除了對人類能動性或自由的可能性（或事實）都同意外，本文集的思想家在政治和哲學上都有很大差異。他們所采取的極其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支撐這些立場所使用的哲學論證，表明存在著一個豐富且有活力的反思與論辯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指向人類生存最根本的議題，而且，這些思想家對諸如這類問題的回答——如“人類的獨特之處為何？”“什么是最佳的政治秩序？”——有力地回擊了那些試圖說服我們處于“歷史終結(jié)”中的評論家�？墒�，圍繞這些根本問題持續(xù)存在的分歧，也誘使許多觀察家認為這些問題無法被回答，因而政治哲學是徒勞的工作。
本文集的思想家也提出論證，表明人類怎樣才能且應(yīng)當面對上述雙重挑戰(zhàn)，即一方面來自自然科學的成果，另一方面來自歷史的挑戰(zhàn)。有些人，比如杜威和哈耶克，敦促我們依賴漸進演化的社會秩序和整合進現(xiàn)代自然科學的實驗。另一些人，比如施特勞斯、沃格林和西蒙，則不僅把哲學視為對回憶的保存，而且認為它是獨特的人類生活方式之本質(zhì)。一些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如伯林和哈特，強調(diào)了人類理性和知識的限度，他們論證說，應(yīng)當創(chuàng)建且保留一個或多個空間，在其中人類能且應(yīng)當有自由去指導自己的生活（個體上講，也從政治上講）。其他人，如羅爾斯和羅蒂，則主張要有范圍更廣的國家行動，這不僅為了保護，也為了向個體提供其發(fā)展所需要的資源，過上個人規(guī)劃的好的生活。然而，所有這些自由派政治家都明顯拋棄了舊有“契約論”理論家所持有的“人之本性”（human nature）主張，以回避現(xiàn)代自然科學和歷史提出的質(zhì)問：這些主張的根據(jù)都在于訴諸“本性”或自然神。
20世紀的其他思想家認識到，變化并不必然將是持續(xù)的進步（如果人類生活不是生物學地或歷史性地被決定的），他們正是在非決定論（nondeterminism）中找到了主動進行自我定義——若不說是自我創(chuàng)造的話——的機會。這一更加鮮明的主動論者立場各異，從施米特主張人是在超越法律的生死決斷中型構(gòu)自身的，到阿倫特論證說，個體只有在公共商談中才能將自身之獨特性展現(xiàn)出來，再到�？峦砥趽碜o的一種批判哲學，它揭示出在何種條件下“主體”得以轉(zhuǎn)變自身。有感于現(xiàn)代工業(yè)組織和科技之威力，這一威力既壓制個體和共同體，同時能將之從經(jīng)濟必然性中解放出來，薩特和哈貝馬斯表達了對自由（既有個人自由，又有共同體自由）的不同理解以及捍衛(wèi)自由的方式；同樣有感于現(xiàn)代技術(shù)的同質(zhì)化趨勢，以及國家對科技的使用，奧克肖特和麥金太爾都在敦促讀者去接受更傳統(tǒng)的、基于實踐的政治觀和共同體觀。然而，奧克肖特在根本上是一位徹底的個人主義者，而麥金太爾既譴責現(xiàn)代國家，也譴責它那根本上是自私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查爾斯·泰勒嘗試把如下兩者結(jié)合起來：一是保存?zhèn)�人自由和差異的自由主義關(guān)懷，另一個是承認對話式理解（dialogical understandings）的根本社會性格——從這種對話中，我們得以發(fā)展自身和共同體。某種程度上，他的工作代表了一種回到以黑格爾為中心（Hegel based）的嘗試，而這種嘗試也是葛蘭西進行的，他把克羅齊對人類具體歷史經(jīng)驗中的無限多元的自由式承認，整合進社會主義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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