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意義上，河南是北方，是山東、山西、陜西等具有北方農村灰色大地和原野的一個代表，它們是一個共同體，同在黃河的支流上，同受著中原文化的影響，灰色的平原上散落著同樣灰色的村莊，數千年來幾乎沒有發(fā)生什么根本的變化。幾乎是一種約定俗成，中國文化中的北方更多的是指中國政權的發(fā)源地和儒家文化發(fā)源地的廣大中原地區(qū)�！� 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古稱‘ 中原’�！� 中原’作為地理概念，它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中原，指古中州，即今河南一帶；廣義的中原，即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即今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諸省的全部或部分，甚至擴及安徽東部和湖北北部�！�… 廣義的中原地區(qū)，原始文化有較多的共性，而且在古代，尤其是在北宋以前，是國家統(tǒng)治和經濟、文化、軍事的核心地區(qū)，文化內涵有許多共性，可構成地域性的文化體系……”中原文化其實就是傳統(tǒng)意義上北方文化的簡稱，山東的齊魯文化、河北的燕趙文化以及秦晉文化只是表現形式之一，其文化內核基本相同。但是，河南雖屬這一體系，卻不像山東、陜西有著相應的文化稱呼，又不能說它就是“ 中原文化”（只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也不能說它是二程文化，后者是中國文化制度的代表，不只是河南所依循的文化形式。這樣，河南在文化中的所屬位置變得頗有點曖昧難名，河南在北方所處的位置和文化性格更像傳說中的“ 四不像”，在古代，它地處九州之中，因此，稱之為“ 中州”，它融合了北方各省的特點，而成了一個大雜燴，它既開放又保守，既傳統(tǒng)又現代，既是中國傳統(tǒng)鄉(xiāng)村中國的最有力的代表，卻也在時時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并消化著八方來風，它似乎沒有自己清晰的面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河南文化里，有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 中原文化最濃的縮影。以農業(yè)文明為主的北方中原，曾經是歷代大國的定都之地。從三皇五帝一直到北宋時期，中國的國都大部分都建立在北方，極少在南方，并且大多是為了躲避戰(zhàn)亂才南遷的。正因為此，中國歷史上的重大政治變故、戰(zhàn)爭都起始于中原，因此才有“ 得中原者得天下”、“ 逐鹿中原”之說；中國文化的起點，儒、道、釋都從中原始，并且由此成為整個中國文化的濫觴。但是南宋遷都之后，北方的地氣人氣越來越弱，文化、經濟、政治也逐漸衰落。政治的衰退引起北方經濟、文化無可挽回的衰退，北方開始萎縮，日漸成為中國的劣勢文化，散落在黃土地上的一個個古老村莊成為永恒的印記存留在中國人心中。封閉的內陸環(huán)境、匱乏的自然資源使本來就貧窮的北方更成為一個個古老、沒有生機的村莊，從另一方面講，以血緣、土地為主要紐帶的家族文化在北方村落卻更具實用性。而地處沿海、沿江的南方，在地理位置、經濟方面本來就比北方有優(yōu)勢，再加入政治上的優(yōu)勢，一個開放、富足、文化相對發(fā)達的南方和南方文化逐漸形成。
　　河南作家在現代文壇上寥若晨星，像徐玉諾、馮沅君、趙清閣、于庚賡、師陀、姚雪垠等，他們有的如流星劃過轉瞬逝去，有的轉行，少數存留在文壇上的文學成就都非常有限；到30 年代后期40 年代初期，除了師陀、姚雪垠這樣一些漂泊在外的河南作家還在創(chuàng)作，河南本土文學幾乎處于相當蕭條的狀態(tài)。50 年代末李凖、魏巍等人的創(chuàng)作標志著河南作家、河南文學又一次在中國文壇上亮相。從80 年代開始，河南開始涌現出大批作家，張宇、田中禾、鄭彥英、周大新、孫方友、周同賓、楊東明、齊岸青、李佩甫、二月河，等等。南陽作家群和90 年代文學豫軍的崛起，高質量大部頭小說的集中產生代表著一種新的文學現象，它們所蘊含的復雜文學品格不能不讓人有所思考。
　　20 世紀90 年代河南文學處于高潮期，我們翻閱大型文學刊物，河南作家如李佩甫、劉震云、周大新、閻連科、何慶邦、周同賓、李洱、張生、邵麗、喬葉等作家作品常出現在里面。并且，作家每寫出一部長篇小說，都會引起文學界和思想界的強烈關注，如劉震云的《一地雞毛》、《故鄉(xiāng)天下黃花》、《故鄉(xiāng)面和花朵》，李佩甫的《羊的門》，閻連科的《日光流年》等都在當時產生過巨大影響并引起爭論，不僅僅是他們作品的內容值得關注，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中都有鮮明的“鄉(xiāng)土中國”意象。這一意象包含著村莊、鄉(xiāng)土經驗、鄉(xiāng)村傳統(tǒng)與文化方式和由此而產生的中國人生、中國道德禮儀和中國性格。
　　作為中原文化的發(fā)源地和承載體，河南還保持著農業(yè)文明以來中國最原生態(tài)、最純粹的村莊形式，它以類似于化石式的積累和凝固呈現出中國文化的原型狀態(tài)，這為河南作家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極具文化價值的描寫對象。河南作家都不約而同地在作品中對“ 村莊”進行文化考察并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形成進行全方位的再闡釋，喬典運的《問天》，張宇的《活鬼》，李佩甫的《李氏家族》，劉震云的《故鄉(xiāng)天下黃花》，閻連科的《日光流年》、《受活》等小說中都有這樣一個明顯的“ 文化象征體”。作家從“ 村莊”、從最普遍的鄉(xiāng)村日常生活圖景入手，對中國歷史、文化的運行機制，觀念體系的形成和心理機制以及民族性格的特點進行再闡釋，給我們提供了某種類似于原型性的東西。評論家曾用“ 中國生活”來分析劉震云小說中的大中國意識，“ 劉震云的過人之處即在于他對中國生活的最痛切的體悟、最深刻的洞悉，以及體悟和洞悉的外具諧謔、內具恥辱意蘊的藝術表現”（ 摩羅語）。他的《故鄉(xiāng)相處流傳》、《故鄉(xiāng)天下黃花》以一個周而復始、循環(huán)往復的“ 爭當村長”的故事為我們展示了歷史的“ 真相”；《溫故一九四二》以犀利的思考和重回“ 現場”的嚴謹重新闡釋民眾和國家之間的關系；《一句頂一萬句》以一種全新的敘事模式和語言模式闡釋中國生活與中國心靈的秘密。
這些作品都有“ 鄉(xiāng)土中國”的意象，從中我們能夠體悟到中國文化機制的基本特點，中國政治性格、民眾性格的基本特點，它并不只是過去，雖然現代文明對中國已經造成很大的沖擊，這一文化方式卻仍以最基本的形式和活躍的生命力影響、塑造著“ 中國”這個龐大的國家和其中的民眾。1999 年李佩甫《羊的門》的發(fā)表在中國文壇甚至文化界、政界引起巨大的沖擊，作者以一個“ 東方教父”的人物呼天成為基本視點，呼天成的形象展現出中國文化最深層的靈魂，包括當權者的靈魂和民眾的靈魂。1980 年代以來，喬典運以“ 文化寓言”的方式給我們奉獻了一個龐大的農民生存群像，劉慶邦卻以細膩、細節(jié)化的筆調展示了鄉(xiāng)村生活的純潔、美好和豐富細微的美，他的《梅妞放羊》、《三姑聽戲》等作品是當代短篇小說不可多得的精品。
　　本書所選擇的五位河南作家——20 世紀初出生的師陀，50 年代出生的周大新、劉震云、閻連科和60 年代出生的李洱——幾乎貫穿了整個20 世紀，他們對“ 鄉(xiāng)土中國”的不同書寫和想象也是在以不同方式探討“ 鄉(xiāng)土中國”的現代命運。
　　——節(jié)選自《緒論：鄉(xiāng)土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