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漢語地名學論稿》一書的增訂版。那本書是199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作為“中國當代語言學”叢書出版的。初版印了兩千多冊，我不知道后來有沒有加印。大約五六年前，有要寫學位論文的博士生給我來信，問我哪兒能買到這本書。我才知道，那書脫銷了。年輕的博士生還想參考，而且二十多年來也還沒有冠名“漢語地名學”的新書，這說明它還是有用的。因為當時手頭還忙著許多事，也怕給出版社找麻煩，就沒有請他們重印。但是，當年熱衷過的事業(yè)又勾起了我的許多回想，也讓我想起這么多年來社會上又出現了不少地名方面的問題。譬如許多新的樓盤和小區(qū)以套用洋名為時髦，已經引起許多人的反感；用風景區(qū)的名稱來取代千年古縣的原名，這種做法是否妥當，恐怕還值得討論；還有，舊的重名尚未分化，新的又出現了�？磥�，地名學還有必要進一步研究，檢驗舊結論，解決新問題。最近，退休多年了，想對已有的成果做一番清理和檢驗，去粗存精，留一點有用的東西給后人，就想起了這本《漢語地名學論稿》跟早它五年出版的《地名與語言學論集》，如果把這兩本書整合起來，做一番修訂，也許還有點現實意義。寫《漢語地名學論稿》的時候，中國的地名學剛起步，我自己也只是一名并不年輕的新兵，雖然也經歷過二十年的跟蹤努力，畢竟心里沒有太大把握，所以才叫“論稿”�，F在看起來，內容上大體還過得去，但畢竟還是淺嘗輒止，又過了二十多年了，自己并沒有做多少新的努力，難免掛一漏萬，所以把書名改為“漢語地名學論綱”。

　　《地名與語言學論集》是我第一次“破門而出”寫的一本書。青少年時期我對地理、歷史有興趣，但并沒有關注地名。1978年，全國開展地名普查，不知是誰提名，讓我參加南方十幾個省的地名普查干部培訓班的工作，在我比較熟悉的福建省龍�？h指導他們做實際地名調查。1981年初，我做地名研究沒多久，有一次，為籌辦全國漢語方言學會，我和黃典誠老師到北京列席中國語言學會的常務理事會，會后我專程去拜會研究地名的泰斗-82歲高齡的曾世英先生。他開門見山地提出，調查地名應該記錄當地的音，建立音檔，并詳細地問我，怎樣培訓調查人員。一聽說不久就要在廈門成立全國漢語方言學會，他就決定派助手杜祥明到廈門參會，請方言學家參與地名調查。我頓時就感到相見恨晚。雖然在龍海培訓班上，我也曾跟地名調查干部們講過，如何用國際音標或漢語拼音為地名記音，并記下當地所寫的字和所理解的含義，不過因為時間不夠用，沒有做詳細的記音調查訓練，效果不能令人滿意，但是用語言學的方法去培訓，無疑是最重要的一環(huán)。為了亡羊補牢，我又寫了一些文章在新辦的幾個地名刊物上發(fā)表。曾先生的建議和調查中發(fā)現的問題都給我許多啟發(fā)，使我認識到，只有用語言學的方法才能使地名調查走上正路，也使語言學在社會應用上多發(fā)揮一些作用。后來，全國各省、市、縣都編起了地名錄，地名刊物也辦得更多了，我如饑似渴地搜尋這些嶄新的地名資料和研究成果，得到不少啟發(fā)。1988年，由中國地名委員會發(fā)起，成立了中國地名學研究會，我也參加了籌備工作，并被選為常務理事，又參加了許多工作會議，指導省、市、縣地名錄、地名志的編寫工作，還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福建分卷》的編寫工作和《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的地名學條目的撰稿和審稿工作。多年的緊張工作使我體會到，語言學工作者研究地名、參與地名工作并非不務正業(yè)，也不是越俎代庖，而是責無旁貸的分內事。

　　1987年底，我把十年間寫的文章編成了《地名與語言學論集》，打印后寄給我的語言學啟蒙業(yè)師黃典誠教授和倡導地名學研究的大師曾世英先生審閱，并請他們作序。真沒想到，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他們就給我寄來了熱情洋溢的鼓勵信和所寫的“序”與“導言”。

　　黃老師在“序”里說：“李君如龍，究心語學，尤擅方言。壇講之余，好為文章。十年所積，裒然成帙，即今之《地名與語言學論集》一書也�！�…論及閩地中有個別臺語之借用與夫漢語上古音在地名之殘存，事實曲折，言之鑿鑿：殆皆有裨漢語音韻之研究，功在學術，何煩多言。頃以書將付梓，丐余一言以為弁，余嘉其敏于思而勤于學，卓然名家于舉世不屑之際，鉤沉發(fā)微于俗務紛紛之外，是難能也，爰綴所感以為序。”曾世英先生在長達4頁的“導言”中說：“語言文字學的各種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對于地名學的建立也是不可或缺的。遺憾的是，語言學家們從事于地名研究的至今還只是風毛麟角。李如龍同志多年從事語言學和漢語方言的研究，并較早注意到地名的研究，把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運用到地名研究中去，發(fā)表了一系列論文�，F把已經發(fā)表的并補充了新著匯集成冊，這是值得歡迎的。雖然只是對漢語地名的分析，但內容翔實，涉及的面較廣，立論有據，對全國地名標準化工作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對我國地名學的發(fā)展也是一個很好的推動。我國地名的標準化不僅要有學術理論的指導，而且亟待人才的培養(yǎng)�，F在有關院校已設有關于地名學的課程，并開始培養(yǎng)研究生，但讀物不多，急待充實。李如龍同志的這本著作對培育人才來說可謂雪中送炭。書中有閩臺地名研究多篇新著，有力地論證了海峽兩岸的血緣關系，論證了臺灣是祖國神圣領土不可脫離的部分，更有深遠的政治意義。”

　　到199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計劃出版“中國當代語言學”叢書，希望我寫一本漢語地名學的書。我想到不能辜負兩位前輩大師的期望，再難也得把這本書寫出來。但是確定了計劃之后又感到自己的學識還是不夠，只好在忙碌的工作中加班加點，抽出時間惡補了自然地理和歷史地理的知識，瀏覽了大量的古今地名語料，終于獲得了一些新知。我讀到羅常培先生在《語言與文化》里引用李榮先生所調查的西南少數民族的地名資料，用來說明民族文化的特征；讀到李榮先生主譯的帕默爾的《語言學概論》里說的“地名的考察實在是令人神往的語言學研究工作之一，因為地名往往能夠提供出重要的證據來補充并證實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論點”，致力于地名研究的決心更大了。整整用了四年的時間來寫這本書，到1997年2月才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