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序言
《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原本并不是我計劃要寫的一本書。早先我不是做政治心理學研究的，但是很久以前由于種種原因，我需要就政治心理學的某個方面作些評論，這時我才去逐漸了解它。自孩提時代以來，我就對國際政治感興趣，或者至少是對當時的國際政治冷戰(zhàn)感興趣。那時人們關注的焦點是兩大相伴相生的威脅，即如何避免核戰(zhàn)爭，如何避免蘇聯(lián)對美國安全和價值觀的侵蝕。（當然，這樣的蘇聯(lián)威脅是否真實存在，是后來，甚至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激辯的問題，盡管當時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是想當然地這樣認為。）十年后，我上大學時讀到了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的《沖突戰(zhàn)略》和格倫·施耐德（Glenn Snyder）的《威懾與防御》，發(fā)現(xiàn)這兩部著作都極為激動人心、啟發(fā)智識。從中我認識和掌握了很多研究工具，在學術生涯中沿用至今。
盡管這兩部著作的主要思想在《知覺與錯誤知覺》一書中并沒有太多的體現(xiàn)，但是它們激勵了我，使我對威懾理論與實踐產(chǎn)生了興趣。在初學階段，我還跟蹤閱讀了一些威懾理論批評的論著。批評家們認為，威懾理論從根本上就是錯的，威懾導致了冷戰(zhàn)，制造了核災難威脅。盡管批評家們可能來自不同的學科領域，但是他們都大量援用了心理學理論。他們指出，美國的政策制造了一個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美國對蘇聯(lián)產(chǎn)生了錯誤知覺，認為蘇聯(lián)是富于攻擊性的；而美國基于這樣一個信念所采取的行動，反而導致蘇聯(lián)將美國視為嚴重威脅，進而強化武裝力量，抓住每一次機會逼迫美國收縮實力。因此冷戰(zhàn)就是安全困境，任意一方強化自身安全的努力都導致了更少安全的非本意后果，任意一方對另一方的錯誤知覺即便沒有直接導致安全困境，也惡化了安全。我認為批評者們對于蘇聯(lián)意圖的認識過于天真，而且我相信他們低估了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關于蘇聯(lián)行為根源的判斷。凱南準確地指出，蘇聯(lián)行為的根源來自蘇聯(lián)內(nèi)部，而并非對美國及其盟國行動的回應，不過盡管如此，這些學者主要觀點還是非常正確的，威懾理論家和政策制定者們只是假定蘇聯(lián)抱有敵意，并沒有提供證明。若以理論發(fā)展為目的，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盡管威懾理論家極為重視政策，他們的思想理念也是在對特定政策問題的深度參與中形成的，但是理論建設總得從某些假定做起。作為理論學者，他們建立一些基礎性的假定，包括關于行為體性質及其行動意圖的假定，都是正當?shù)摹２贿^，威懾理論家們至少應該清楚地表明，這是他們的假定。當然，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這個問題就更加重要了，因為他們不得不（或者說，應該要）考慮，他們制定的政策是否有可能正在將這個國家和整個世界卷入（更大的）危險之中。

為什么研究知覺？
與此同時，我逐漸意識到，威懾理論家與其批評者的辯論是有問題的，他們討論的框架不對。威懾理論家并不否認，如果對那些以獲取安全為首要行為動機的國家采取威脅戰(zhàn)略，那么威脅會產(chǎn)生適得其反的后果；威懾理論批評者也認同，在面對侵略者時使用威脅和武力是恰當?shù)�。那么，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是他們在威懾的普遍效用問題上產(chǎn)生了分歧，但實際上，他們在蘇聯(lián)的性質、目標和冒險傾向，以及蘇聯(lián)有可能受到怎樣的影響、蘇聯(lián)對美國的知覺是如何形成的等問題上都有不同看法。蘇聯(lián)行為的根源是什么？哪些因素塑造了美國對蘇聯(lián)的知覺？我并沒有沿著這個思路去做研究，部分原因在于我當時認為美國政策從根本上看是正確的。另外，如果去研究為什么美國對蘇聯(lián)產(chǎn)生了那樣的知覺，需要一些文獻和相關討論過程的記錄，而當時這些資料都是保密的，并且如果要判斷這些知覺是否準確還需要蘇聯(lián)方面的資料，而那些就更加難以獲得。
取而代之的是，我從一個具體事實開始著手研究。大部分國際關系學者都忽視了一個一般性問題，即國家是如何認識彼此的。另外，盡管國際關系學者普遍聚焦于國家安全問題，但是對于國家什么時候意識到威脅，以及為什么會意識到威脅卻鮮有關注。這一狀況真是令人吃驚，因為當時（20世紀5060年代）歷史學家們的共識是錯誤知覺是導致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關鍵原因。英國領導人夸大了威廉德國的威脅，沒有認識到英國與法、俄兩國的結盟加劇了德國的不安全感；20世紀30年代采取了適得其反的綏靖政策，是基于對希特勒的錯誤判斷，認為可以安撫他并與之達成和解，這種觀點部分來源于英國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看法，認為其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于這樣一段歷史，考慮到將慕尼黑與戰(zhàn)后美國政策進行類比具有重要意義，并且顯然對他者意圖產(chǎn)生錯誤知覺是完全可能的，那么似乎當時政策界和學術界早就應該注意到了下述問題，即國家如何認識他者，產(chǎn)生錯誤知覺的最常見原因是什么，以及我們怎樣才能做得更好。事實上，盡管當時對于蘇聯(lián)及其外交政策的爭論非常激烈，但是對于如何認識對手等一般性的問題卻鮮有關注。當然，歷史學家從具體個案入手做了一些研究，但是那些研究都是基于特定的情境，個性太強，國際關系學者在此類研究中并未進入主流。即便是到今天，對威脅知覺的研究仍顯不足。
我打算以間接的方式去切入這個問題，因此決定重點關注更具普遍意義的知覺與錯誤知覺研究。與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隱藏之手原則相一致，這項研究涉及的范圍之廣是我當時沒有意識到的。如果當時就知道我需要涉獵那么多的知識領域，就不會啟動這項研究了。我沒有接受過心理學的學術訓練，而且對于外交史的了解也很有限。確實，本書初稿大致完成時，我對于心理學的了解還非常膚淺，只是在將基本觀點大致都寫完的時候，才認真讀完了心理學的主要文獻。那時，我查閱了近15年來心理學領域所有相關的期刊。這項工作大約花了一年時間，不過因為當時需要查閱的期刊并不算多，這么做還是可行的。
盡管《知覺與錯誤知覺》屬于政治心理學研究，但是它并沒有進入這項研究的主流。政治心理學大多聚焦于大眾態(tài)度和政治行為，在研究方法上倚重民意調查和實驗。政治心理學的主要研究問題是人們是否以及如何參與政治，尤其是他們的政治觀點和投票選擇是如何形成的。知覺并不是政治心理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盡管它確實產(chǎn)生了作用，表現(xiàn)為人們關于政黨及其政策的信念。最為重要的是，政治心理學的知覺研究要解釋的是，人們對那些他們不大關注的事情所秉持的態(tài)度和采取的行動。也許政治學學者們對此很感興趣，但大多數(shù)人在生活中恰恰很少關注政治觀點和投票。不過，我研究的人群非常特殊。他們是政治領導人，他們處理的事務對于他們的政治生涯和他們的國家來說，是真正生死攸關的，而且處理這些事務需要他們投入百分百的注意力，和極大的智慧與精力。對于他們來說，妥善處理這些事務至關重要，即便有的時候，這意味著要將對外政策后果置于次要位置來考慮，要首先去獲得國內(nèi)支持，或者至少不失去國內(nèi)支持。此外，領導人還具有豐富的經(jīng)驗和專業(yè)知識。當然，他們同普通民眾一樣，都具備一些基本的人的特性和能力。但是，就我們的研究目的而言，最好是去觀察這些領導人在他們最為關切的領域是如何思考和行動的，就像我們在研究普通民眾時，不能去看他們的政治知覺和思考，而是要看他們在擇偶或者拼事業(yè)時的思考和行動一樣。
為什么要研究領導人的知覺、判斷和選擇是如何形成的呢？廣而言之，這是因為國際政治依賴于國家所采取的行動，即便由此產(chǎn)生的國際后果并非每個國家政策行動的簡單加總。因此，如果不對國家如何決策進行研究，就很難去解釋國際政治，更不用說去解釋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了，而國家決策很可能部分地取決于一個國家對它所處的環(huán)境的知覺。具體而言，除非國家已經(jīng)制定了主導戰(zhàn)略，也就是說，無論對方采取怎樣的行動都以此為最優(yōu)戰(zhàn)略，不過這種情況是比較罕見的，那么推斷他人的意圖和動機對于對外政策的制定至關重要。以極端的情況來說，很顯然，試圖與希特勒式的人物和解會導致形勢進一步惡化；同樣，在與一個謀求安全、害怕受到威脅的國家打交道時，對之采取威脅策略也一樣會導致形勢惡化。這里的問題是要形成對他者的準確知覺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者的行為通常都是模棱兩可的，欺騙的可能性永遠存在。關于對手意圖的爭論很難爭出結果，除非是對手采取了類似于1939年3月希特勒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這種超乎尋常的舉動。的確，直到1990年以前，相當一部分總統(tǒng)顧問和對外政策專家們都認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所做出的大量讓步只是麻痹西方的策略，并且，直到今天我們?nèi)匀辉跔幷撘粋�世紀以前的威廉德國所采取的對外政策究竟是什么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