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錦麟序 接地氣的馬宏杰

與馬宏杰相識，緣起于老六的《讀庫》。

那篇《耍猴人江湖行》，那冷峻的筆觸、冷峻的鏡頭、冷峻的黑白照片，以及馬宏杰數(shù)年堅持不懈的記錄寫實過程，讓我不僅甚為感動，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記不清是如何與馬宏杰取得聯(lián)系的，是我先在《有報天天讀》節(jié)目中的浮世繪環(huán)節(jié)里，介紹過他的采訪經歷和攝影作品，還是他先主動和我取得聯(lián)系？時隔多年，印象有點模糊，但這又何妨？在浮躁的、功利主義甚囂塵上的當下，能如此持之以恒、堅持不懈、忠于現(xiàn)實地記錄一個新聞過程，一個人物的命運，一個大時代里小人物的酸甜苦辣、悲歡離合，何其不易。

只要記住這一點，記住馬宏杰的名字，就足夠了。

2008 年底2009 年初，我參與了鳳凰衛(wèi)視《走讀大中華》的主持和拍攝。那是另一種不可多得的人生閱歷。感謝這個欄目，讓我有機會在其后的數(shù)年間，幾乎走遍了祖國大地的繁華都市、窮鄉(xiāng)僻壤，記錄了中國更真實的另一面。

很榮幸，我在走讀過程中，找到了像馬宏杰這樣的知音，這樣的同行。

在《走讀大中華》編導張征的居間聯(lián)系下，我與馬宏杰有了合作的機緣，跟隨他曾經記錄的河南新野耍猴人，在江西余干做了一次近距離跟拍記錄。

那是個雨雪交加的寒冬，與耍猴人相處的那幾天，我和我的伙伴們用攝像機，馬宏杰用照相機，完整地記錄了耍猴人的艱辛。節(jié)目播出之后，引起了諸多反響，我和我的伙伴們真實感受和分享了馬宏杰一以貫之的專業(yè)主義態(tài)度和精神，那是一般人在空調房、暖氣屋里無法獲得的對生命價值的追尋和體驗。

再就是2010 年冬天，隨馬宏杰一起，從湖北出發(fā)，一路記錄湖北大齡青年劉祥武到寧夏固原買妻的過程。

這一過程，在馬宏杰的書中已有詳盡的記錄，此不贅述。劉祥武沒買到妻子。分手時，我將身上的軍大衣脫下，送給了衣衫單薄的他。我和馬宏杰一樣，只是一個小人物一段命運的記錄者，我無法幫助他實現(xiàn)買妻的夢想。

參與《走讀大中華》節(jié)目的拍攝，是一個足以令人心力交瘁的過程，時常會在充滿自責和內疚的情緒中輾轉反側、備受煎熬。這是因為你看到了太多最底層人群的疾苦，看到了太多無助、太多陷入困境時的絕望面孔。你也許可以幫一些人，或完成一些事，但你根本沒有能力去幫助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這會讓你更加充滿無力感、焦灼感，甚至負罪感。

他們告訴我，這是抑郁癥的前兆。

也因此，我對馬宏杰近30 年如一日的堅持，對他始終如一、一本初衷的努力，越發(fā)充滿由衷的敬佩。

以馬宏杰的從業(yè)經驗和專業(yè)技能，他大可以更多地迎合市場，拍攝一些媚俗的、商業(yè)的、可以獲得更多聲譽和名利的作品，他所服務的新聞單位，在海內外具有極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應，馬宏杰大可不必選擇這一類吃力未必討好的選題，但他沒有選擇捷徑，沒有選擇安逸，沒有選擇僅僅是行走于山水之間的悠閑自在，沒有選擇僅僅用鏡頭去展現(xiàn)大自然的美和諸多造化。

我看過馬宏杰其他的作品，比如南海西沙的那一組彩色圖片。為了追求最好的效果，他甚至專門去學習水下攝影，并獲得了國際認可的水下攝影師資格�？吹贸�，他是個很認真執(zhí)著的新聞從業(yè)人員。

我知道他的每一次跟拍、記錄，幾乎都是在燃燒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記錄對象，幾乎都是社會最底層、最貧困、最無助的個體和人群。

他可以有更多選擇，但他選擇了最難的。也因為最難，才會有如此的燦爛和精彩。

2014 年春節(jié)前，接到馬宏杰的電話、短信和信函。他告訴我，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老馬看中國系列的《西部招妻》《最后的耍猴人》等作品，提醒我，數(shù)年前我承諾過，一旦他出版關于這段記錄和歷程的書，我要為他寫點文字。

提筆之前，我想起了這些年自己在不同場合反復提過的六個字：接地氣，說人話。

這六個字，其實就是一個大時代新聞從業(yè)人員的職業(yè)倫理準則和行為規(guī)則，這不僅是責任，也是擔當。

馬宏杰就是這樣一個擔當者。

他還會繼續(xù)堅毅前行，還會繼續(xù)負重遠行，我對此深信不疑。

是為序。

楊錦麟

甲午春于香港

自序 我關心那些生活在底層的人

一個人永遠走不出童年的影響。我的攝影之路，最初是在尋覓兒時記憶里的環(huán)境和人。

我出生在那個全民饑荒剛剛結束的年代。家里沒給我留下一張小時候的照片。我的父親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是家里學習最好的孩子，本可以上大學，因為爺爺有病，為減輕家里負擔，1958 年 7 月，他中學畢業(yè)后就工作了。當時國家有政策，凡在工廠考上大學的人，一切上學費用由廠里承擔。父親打算邊上班邊學習，不承想趕上大躍進，每天工作長達 12 小時，上大學的夢想，也就沒有了。

父親至今珍藏著自己結婚前的一張相片，相片里的他很文藝，是個美男子。剛上班那會兒，父親認識了一個女孩。那女孩膽大，很喜歡他，經常主動找他搭訕。父親也喜歡她，就是擔心自家條件差，和女孩家不是門當戶對。有一次，在女孩的宿舍，兩人交談到很晚，父親準備回家時，女孩極力挽留，還把燈給關了。這舉動的言外之意，父親當然清楚，但他不知所措地說了句這樣不好吧，就起身離開了。從此，女孩沒再找過父親。

父親 20 歲時，通過親戚介紹，認識了母親。母親生在農村，和父親沒什么共同語言。1962 年，父親和母親結婚。母親很高興，她嫁給了一個有文化的城里人。

后來就有了我和弟弟。從我們記事起，父母就經常吵架甚至打架。父親遇到問題喜歡講道理，沒文化的母親偏不吃這一套。生活中這些瑣碎又巨大的矛盾，就這樣伴隨著他們的一生。那個年代，離婚是很丟人的事，他們只能湊合著過下去。

父親在洛陽玻璃廠工作。我還沒上學時，他總帶著我和弟弟上班。玻璃廠有三個門，有的門衛(wèi)看他帶著孩子，經常不讓進，他就繞到別的門進去。時間久了，廠里的門衛(wèi)都認識了這個帶孩子上班的男人，在他進門時常說一句要斗私批修呵，來刺激他一下。

等我稍大一些，父親把我送到了郊區(qū)的爺爺奶奶家。

爺爺走路時，腰是彎著的，那是接近 90 度的彎曲。我問父親：爺爺?shù)难�是不是給地主做長工時累成這樣的？那個年代的電影里常有這樣的情節(jié)。父親說：不是，爺爺年輕時家里窮，他用扁擔挑著面粉去趕集，回家后把換來的麥子磨成面粉，再去趕集。每天挑著很重的擔子賺錢生活，時間久了，腰就彎成這樣了。

爺爺家有兩孔窯洞，一孔自己住，一孔給我大伯住。有天早上，奶奶盛好飯，讓我坐在窯洞前的凳子上吃。當時院子里堆滿了剛剛收獲的玉米，爺爺對站在院子里的大兒子說：宣立（我大伯的名字），你幫我把這些玉米扛到窯洞上的場里曬曬。我大伯說了一句他沒工夫，就走開了。爺爺開始自己裝玉米。當爺爺背著一個大麻袋，身體彎成近 90 度，從正在吃飯的我面前走過時，那場景讓我驚呆了。別人是用肩膀扛東西，爺爺是用腰扛東西，裝著玉米棒子的大麻袋，像一座山壓在他身上。

我放下飯碗，不作聲地跟在爺爺身后。我知道他還要爬一個約 30 度、長近 20 米的土坡，才能把玉米運到我們住的窯洞上面。我跟在后面，看爺爺把麻袋放下了，我拉著他的手問：為什么大伯不幫你把玉米扛上來？爺爺笑笑說：分家了，他地里有活干，顧不上了。

奶奶雖然沒有文化，卻是一個聰慧善良的人。她住的窯洞只有一個門，為了屋里亮一些，就在門旁挖了扇窗，找了些膠布作遮擋，但時常會漏風漏雨，冬天還得用磚頭再砌起來御寒。我問奶奶：我爸爸就在玻璃廠上班，讓他從廠里拿一塊玻璃回來裝上，不就可以了嗎？奶奶說：孩子，我們馬家人不能隨便拿公家的東西，這和偷人家東西一樣不道德。我于是跟奶奶說：等我上班后，第一個月掙的工資，就去給你買一塊玻璃，裝在窗戶上，讓太陽照進來。那時我五六歲，在奶奶的窗戶上裝一塊玻璃，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1972 年春，奶奶去世了。那時我剛上小學一年級，沒有實現(xiàn)對她的承諾。

同一年秋天，爺爺去世了。爺爺去世的時候不是躺著的，父親拿一床被子墊在他背后，爺爺就這樣彎著腰，半坐在那兒，永遠和我們告別了。

爺爺奶奶的墓地在焦枝鐵路旁。每次坐火車路過那里，我都會到窗口去看望他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墓地周圍蓋起了樓房�，F(xiàn)在我坐火車路過，再也看不到他們的墓地了。

我小時候非常調皮膽大，經常帶著小伙伴們上房掏鳥蛋，下河抓魚蝦。有一次我爬上玻璃廠 30 米高的煙囪，被母親發(fā)現(xiàn)。我坐在煙囪上，遠遠看見她往這邊跑，立馬下來，溜得不見蹤影。為此，我沒少挨父親揍。父親的教育方式很傳統(tǒng)，棍棒之下出孝子頭懸梁錐刺股之類的話，他沒少跟我講。

我的一個小學老師經常來我家做家訪，她每來一次，我都得挨父親一次揍。班上還有一個跟我一樣窮的孩子，他也經常因為老師家訪而挨揍。那會兒，學校沒有少先隊，只有紅小兵。除了我們倆，班上其他同學都是紅小兵。

1976 年夏，我們小學畢業(yè)了。開完畢業(yè)典禮，老師把我和那個孩子叫到辦公室：我宣布，你們倆從今天起是 紅小兵 了。當時學校里已經沒有別人了，所以至今也只有三個人知道我們倆也是紅小兵。就這樣，我小學畢業(yè)了。我的中學老師里，有一位教英語的印尼華僑。有一次學校開運動會，要求男同學一律穿白襯衣、藍褲子。那時候社會上流行的確良布料，很多同學都有用這種布料做的白襯衣。父親為省錢，用農村織的白粗布給我做了件襯衣，還用漂白粉漂白了。

這位華僑老師看到全班就我一個人穿了這樣一件白襯衣，在冷嘲熱諷后居然踢了我一腳，讓我站在隊伍的最后面。那一刻，我心理上受到了巨大打擊，處于叛逆期的我，甚至想沖上去揍他一頓。

從那以后，我有了退學的想法。最后還是班主任謝老師做我父親的思想工作，我才上完中學。

1983 年，我中學畢業(yè)后，在玻璃廠的待業(yè)中心打工。當時有個朋友喜歡攝影，花 700 多塊買了一臺理光 5 相機，我常和他騎車去龍門石窟、白馬寺、關林廟拍照。那年代不稱攝影稱照相，大家把照相館的師傅也稱為照相的。沒有想到，我第一次發(fā)表的作品是用借來的相機拍攝的。

1984 年，我也花 700 多塊錢買了一臺瑪米亞單反相機，開始自己沖洗照片，在報刊上發(fā)表更多作品。1989 年，因為沒錢結婚，我把這臺相機賣了。結婚兩年后，我又買了人生中第二臺相機：美能達 700。

起初，我常在田間地頭，還有車間里、馬路上尋找題材，用鏡頭喚醒兒時記憶中的畫面。慢慢地，對攝影的興趣轉換為內心深處的熱愛。攝影開始成為我生活中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我開始接觸到一些攝影大師的作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約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賽巴斯提奧·薩爾加多（Sebastiao Salgado）……

有一天，我在《中國國家地理》雜志上看到一組喜馬拉雅采蜜人的圖片，心靈深處受到強烈的震撼原來攝影師還能用如此罕見的視角，傳播人類的生存精神！于是我決定，我也要做這樣的攝影師。

我義無反顧地從工廠辭職。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路。20 世紀 90 年代，我開始大量拍攝專題圖片。一年時間里，我拍光了 2000 多個膠卷。

1992 年，我和幾個愛鉆山溝的影友來到河南新安縣峪里鄉(xiāng)，發(fā)現(xiàn)這里都是石頭蓋的房子，人們還保持著原始的生活習慣。這里有血參、天麻、五靈脂等珍貴藥材，都深藏在懸崖峭壁上。我認識了以采藥為生的于青發(fā)，他和同伴們身系繩索，攀緣在絕壁之上，出沒于黃河兩岸的大山之中。從1992 年至今，我每年都會和于青發(fā)他們進一次山。每次下懸崖拍攝時，他們都用碗口粗的繩子綁著我，并且總是他們先下我后下，極力保證我的安全。當時我就是想近距離拍出最真實的相片。一個攝影師想要有好作品，必須有直面生死的勇氣。

為學習攝影和新聞寫作，我先后讀過幾個學院的相關專業(yè)。1994 年，我到河南經濟日報社當起了攝影記者。后來，我又到河南法制報社做記者。十年間，我做了四家報社的記者。中國的變革很快，很多社會矛盾開始進入我的鏡頭，一些祈求正義的人也希望媒體給予他們更多關注，認為媒體是化解社會矛盾的一股力量。

剛開始做記者時，我很有正義感，但是在后來的工作中，我發(fā)現(xiàn)自己的力量竟如此渺小。很多次，事實已調查清楚，報道也寫出來了，卻無法刊登。當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當成他們的救命恩人時，我的內心承受不起。

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在中國，有些事情是我這樣的攝影記者解決不了的。我開始尋找另一種記錄方式。我的拍攝開始轉向人文故事，記錄常見的百姓生活場景。我希望觀者能從這些本真而平凡的圖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狀態(tài)。有些題材和人，我一直跟拍了十多年。

從 1984 年有了自己的相機后，我就開始拍老三了。當時沒想到以后會得到這么多關注。1989 年，有些照片因無處存放，我就燒掉了，現(xiàn)在想想很是后悔。

2008 年，老三招妻的故事開始在《讀庫》上發(fā)表，隨后我收到了劉祥武的信，這個紀實影像專題延續(xù)到他身上，也是我沒有料到的。老三是個老實巴交、逆來順受的農民。劉祥武是個社會經驗較多、固執(zhí)地按自己的價值觀和正義感生活的人，既憤世嫉俗，又渴望幸福安穩(wěn)的家庭生活。

我一直希望能幫劉祥武改變現(xiàn)狀，甚至答應幫他找老婆，但是很難。2013 年 12 月 2 日，《西部招妻》完稿后，我又見到了他。不知他今后的路會怎樣。我會一直關注老三和他。我想在我死之前，看看這個社會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多大的變化。

2001 年 6 月的一天，我在洛陽街頭拍攝時，看到幾個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趕路，就對這群人產生了興趣，想拍攝他們的生活。我來到河南新野縣樊集鄉(xiāng)冀灣村，打聽耍猴人的事情，村民們卻對我這個拿著相機的外來人非常警惕，經常答非所問。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20 世紀 80 年代初，人販子經常將一些川、皖等地的女子騙到這里販賣，村里一些人也買了女人來做媳婦，他們是怕有人來暗訪。此外，村里的養(yǎng)猴人常被有關部門以保護動物為名查處和罰款。所以，他們對陌生人格外警惕。

經人介紹，我認識了鮑灣村猴場老板張云堯，在他的引薦下，我才得以進入這個江湖耍猴人的群體。我拍耍猴人老楊時，他起初不信任我，直到我和他從襄樊扒火車到成都，然后又扒回來，他才開始跟我說心里話。剛到成都時，下起大雨，老楊他們在高架橋下找了個干的地方，把塑料布打開鋪下，我們八個人在此過夜。為了我的安全，老楊他們睡覺時把我夾在中間。我的攝影包和相機裝在編織袋里，枕在頭下。

一路上，我都是和老楊一起吃飯。扒火車時，本來我有機會到車廂里睡覺，但是沒去，留下來和老楊他們睡在敞篷車廂里。在老楊家里的時候，他跟我說晚上別走了，我就跟他們一起睡地鋪，老楊覺得很有面子。老楊兒子結婚時，我專程去參加婚禮，送的禮也不薄�，F(xiàn)在老楊有什么事都來和我商量。

老楊家里，也有著和老三、劉祥武類似的故事。老楊的媳婦是買來的，18 歲時就被賣到這里。四川省公安廳的人曾來當?shù)亟饩冗^一批被拐婦女，老楊的媳婦當時抱著半歲的孩子，最后決定留下。

2001 年，《現(xiàn)代攝影》雜志的創(chuàng)辦人李媚老師到河南來選圖片，我打車帶了 50 斤底片給她看。兩天后，她告訴我：你拍攝的是《中國國家地理》風格。沒想到，兩年后，我進入了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成為圖片編輯和攝影師。

到《中國國家地理》之前，我的攝影作品屬于紀實攝影，更傾向于情感表達。《中國國家地理》更多的是人文地理攝影，更偏重于報道發(fā)現(xiàn)，但和我的紀實攝影也有很大的關聯(lián)性。我的鏡頭開始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一處，我不僅僅是拍風光，更多的是拍攝當?shù)厝说纳�存狀態(tài)�！吨袊鴩�家地理》給了我一個更廣闊的平臺。

中國正處于大變革時期，有拍不完的題材，有許多正在產生、正在消失的事物。有一次，我要拍一個吸毒女，怎么談都談不成。當時有朋友給我出主意，說只要拿杜冷丁放在旁邊，過一會兒吸毒女就忍不住了，要拍什么都會答應。我說那可不行，那就是誘導人家了。美國有個女攝影師在印度拍妓女，一開始那些妓女罵她，往她身上潑臟水。她還是堅持拍，跪在妓女的對面，妓女們覺得她們是平等的。三年后，這個攝影師走的時候，整街的妓女都來給她送行。

2009 年，為拍攝《家當》系列作品，我來到西藏墨脫縣，在珞巴族人的村子里拍攝時，小腿被一條狗猛咬了一口，頓時鮮血直流。如果 24 小時內打不上狂犬疫苗，就有生命危險。解放軍駐藏某部帶著疫苗往墨脫趕，同時這邊也叫了一輛車準備送我出去，只有這樣，雙方才能在有效時間內對接上。沒有公路，送疫苗的車只能走石子路進來，這時偏偏又下起了雨，而接我的車也要兩小時后才能到。我躺在村衛(wèi)生室的床上，腦子里突然閃過了死亡的念頭。我問自己：我值得為此而死嗎？今天會不會是我拍下最后一張照片的日子？

包扎好傷口后，我離開衛(wèi)生室，繼續(xù)拍攝《家當》。村里的干部不解地問：你真不要命了嗎？

當然，最后化險為夷。

我從事攝影已經快 30 年了。在這近 30 年里，我的鏡頭從來沒有說謊。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通過一個很小的視角去表現(xiàn)社會�，F(xiàn)在回頭看我當年拍攝的作品，就像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長過程，這種心情是很微妙的。雖然攝影創(chuàng)作是艱苦的，但我從未感覺到精神上的疲倦。

我喜歡這樣的職業(yè)生活。謝謝柴靜、楊錦麟、張立憲這些朋友的陪伴，還有我的同事們的鼓勵。尤其要感謝家人默默的支持。

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想從事攝影教育工作。我還想把我收藏的那些有價值的照片捐獻給社會，讓更多人了解攝影，了解我們這個社會的發(fā)展過程。我感覺這些工作也是很美好的，我會逐一去實現(xiàn)。

馬宏杰

2014 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