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亞當·斯密首先是一位哲學家，然后才是一位社會科學家。然而，下述問題至今仍然困擾我們，即斯密的哲學作品與他的經(jīng)濟學著作之間到底存在怎樣的聯(lián)系�！秶�富論》（WN）中鮮有這樣的地方，能讓人想到作者還是一位對科學研究方法及道德判斷的基礎等一系列主題有著自己獨到豐富見解的學者，也沒有任何地方明確提及斯密先于《國富論》出版并備受贊譽的《道德情操論》（TMS）。對于道德主題明顯的忽略（尤其是在《國富論》中），令許多批評家非常困惑�；蛟S我們應該將《國富論》的寫作，看成斯密最欣賞的自制精神的勝利：正是在《國富論》中絕大多數(shù)時候都能克制不做直接的道德評論，盡量以無偏私的語氣僅僅陳述社會經(jīng)濟事實，不受自己對這些事實所持態(tài)度的影響，斯密才為社會科學的奠基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是，如果真是如此，斯密似乎公正得過了頭，以至于讓人們錯誤地認為當斯密在寫作《國富論》時，完全把道德信念置于腦后。我寫作本書的一個目的就是糾正這一觀點，將我們帶回到《國富論》框架內(nèi)外的德性。今天的社會科學經(jīng)常要求克制地談論德性，但是斯密并沒有完全擱置道德話語，即使斯密真的在有些地方擱置了這一話語，我認為他也一定有其道德上的理由。不管怎樣，道德哲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張力是本書從頭至尾關注的主題之一。
還有其他一些話題，比如，斯密應該被認為是一位常識學派哲學家，預示了學術后輩托馬斯·里德（Thomas Reid）的某些思想以及20世紀哲學的某些趨勢；斯密極為推崇人人平等，這對他的道德哲學和政治經(jīng)濟學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斯密在分配正義史中扮演的角色與通常所認為的有很大不同。但是本書的目的并不是要闡述或維護任何有關斯密的重要論點，而是解釋諸多影響《國富論》或是其結論引發(fā)的哲學問題。（本書事實上可以分章閱讀，比如對斯密的正義觀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只讀相關章節(jié)而忽略其他。）我希望本書提供的指引不僅對專家有益，而且對第一次接觸《國富論》或研究過其中的政治經(jīng)濟學但并未從哲學角度進行思考的人也有所幫助。
盡管斯密是一位哲學家，但是并沒有相關的專著問世。查爾斯·格列斯伍德（Charles Griswold）從哲學角度對斯密的所有著作進行了精到的解讀，努德·哈孔森（Knud Haakonssen）則對斯密的正義觀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還有其他一兩篇從哲學角度分析斯密全部著作的簡短論文。但是，絕大多數(shù)關于《國富論》的評論都來自經(jīng)濟學家和思想史學者，目前為止并沒有哲學家就斯密的《國富論》出版過專著。
經(jīng)濟學家傾向于就事實而非原則與斯密進行討論，而思想史學者更感興趣的是思想的來源或影響，而不是思想的合理性或是對未來的啟示。我把本書稱為哲學指南有兩層意思：一是本書討論那些哲學家可能關心的問題；二是我以哲學家的方式討論這些問題。這就意味著我最關注的是斯密如何論證自己的觀點，有時我會用現(xiàn)代的話語重新建構他的論證，在發(fā)現(xiàn)他的觀點有問題時，與他進行論辯。我希望在回答這些問題的同時，激發(fā)更多關于斯密的問題。斯密的觀點和論證的難度在于，他所討論的那些問題即便對今天的我們而言，也仍難以應付。我效仿斯密的論述方式，即斯密自己在《道德情操論》第七篇關于其他哲學家思想的論述方式。斯密非常敬重自己的前輩，忠實地陳述他們的觀點，但同時也用自己的道德體系話語加以表述，并在他認為他們不對的地方提出批評。這是哲學化的哲學史最棒的例子。哲學家傾向于用現(xiàn)在時態(tài)表述所有的思想，討論彼此的著作時好像作者至今健在，并試圖說服我們接受他或她的觀點。他們有時會被很合理地指責過于忽略具體的歷史語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所有思想都僅僅取決于它們的語境（我們無法偶爾在論證中超越我們所處時代的偏見和關注），那么我們也就很難明白論證到底有什么價值。思想可以超越具體的歷史語境是哲學家的信念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也許是蘇格拉底以降所理解的哲學的定義的組成部分。
我這樣說并不是想要否定斯密思想解讀中歷史視角的重要性，我一直嘗試將斯密的思想與對他產(chǎn)生影響的人聯(lián)系起來，尤其是他的老師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和朋友大衛(wèi)·休謨（David Hume）。我很贊同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的觀點，即要想理解一位作者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一定得將他或她的作品置于其想要回應的論辯語境中。然而，那些追隨斯金納這一觀點的人，忽略了哲學家與政治小冊子作者之間的區(qū)別，即哲學家認為自己不僅置身于自己所處時代的論辯語境，而且還置身于綿延千年的論辯語境。斯密自認為不僅與詹姆士·斯圖亞特（James Steuart）還與柏拉圖，不僅與魁奈（Quesnay）還與亞里士多德一起論辯。他存在于兩個語境中：他置身其中的18世紀的政策和制度這個直接語境，以及人類在每個時代都關心的問題這個更大的語境。作為第二個語境中一員的斯密表達的思想，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在這方面與之對話。對作為18世紀歐洲一員的斯密表達的思想，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地套用到自己的身上。我盡量在其寫作的這兩個層面間保持一種平衡，即斯密對自己同時代人所說的和斯密或許想對當今的我們所說的。我們今天仍能夠從斯密思想中汲取營養(yǎng)，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需要仔細區(qū)分斯密針對當時當?shù)氐膶W說與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