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志》新版后記

1992年9月8日，《人民日報》以一個整版刊登了《中國文化通志》的招標通告，距今已經(jīng)30年了。

《中華文化通志》是1990年由時任中顧委常委的著名儒將肖克老將軍創(chuàng)意，經(jīng)中央領導同志批準，集全國力量編輯出版的大型叢書，主要用于對外文化交流，作為國禮向全世界贈送。肖老組織了由李學勤、龐樸等著名學者組成的編委會，經(jīng)仔細研究之后確定了十典百志的架構，才有了在《人民日報》上以整版通告的方式向全國學術界征集一百個分志作者的招標通告。這在中國編輯出版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當時，我在巴蜀書社當編輯，嚴格坐班，為人作嫁，十分忙碌，完全沒有想到這件大事會和我有關。

大約一個月以后，川大的隗瀛濤副校長（他是我在川大讀書時的老師，我和他全家都很熟）來電話要我去他家一趟。我去后，他問我知不知道《中華文化通志》招標的事，我說知道。然后他告訴我，北京在去年成立了以肖老為創(chuàng)會會長的炎黃文化研究會，目前在四川還只有他一個會員。肖老要求炎黃文化研究會要全力以赴地協(xié)助《中華文化通志》的整個進程。《中華文化通志》的學術組織主要由編委會中比較年輕的復旦教授姜義華負責，姜義華和他是很熟的朋友。姜給他打電話，說是《中華文化通志》中的分志《巴蜀文化志》的作者報名情況不理想，要他盡力在四川勸說合適者報名，以便編委會挑選。姜義華還說《巴蜀文化志》的作者還是在四川學術界中產(chǎn)生為好。因為我在幾年前出版過一本知識讀物《巴蜀文化》的，隗老師就認為我比較合適，要我去報名。我當時一口就拒絕了。我說，《巴蜀文化》是一般的知識讀物，而《巴蜀文化志》是全國最高水平的學術著作。我自知自己有幾斤幾兩，不敢到全國平臺上去獻丑。可是，隗老師態(tài)度非常堅決，要我一定去報名，他甚至說了這樣的話：這次全國選作者，有點像全國史學界開運動會，我們四川人總不能剃光頭嘛，你去試一試也算是在參加比賽嘛！你連試都不去試一下，我咋個給姜義華扯回銷嘛?既然隗老師把話都說到這種份上了，我只得同意。于是，回家之后，填表報名，參加這場全國史學界的運動會。十分意外，報名不久，就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了又是一個整版的《中華文化通志》作者中標通告，我被選中，擔任《巴蜀文化志》這個分志的撰寫任務。

這里寫幾句學術史上的花絮。三年前，我在孔夫子舊書網(wǎng)上找書，偶然見到有人在出售幾十年前《中華文化通志》編委會辦公室的一批廢棄文書資料，其中剛好就有當年《巴蜀文化志》的作者報名資料，我買了下來。所以我知道當年共有多少人報名，知道報名的學術界朋友有哪些。

被選中以后，1993年1月，去北京參加第一次全體作者大會。會議規(guī)格很高，多位中央領導在全國政協(xié)禮堂接見我們，李瑞環(huán)同志親切地和大家交談，我的作者聘書是從薄一波同志手中接過來的。從會上發(fā)的資料中知道，一百個分志的作者絕大多數(shù)都是教授或研究員，只有我一個人是業(yè)余的。實話實說，當時心中開始有的那么一絲絲的沾沾自喜，很快就變成一片膽怯。我明白這只是被選中上場參賽，真正的較量是拿出來的書稿的質量。因為，會上明確宣布：這是國家重點項目，質量要求從嚴，每本書稿至少有兩位專家審讀，質量不行就退回返修，返修次數(shù)不限，直到合格為止。

1993年6月，我手中原來的一本書寫完之后，開始寫《巴蜀文化志》。1995年8月寫成初稿，1996年5月完成定稿。由于我自身的生活軌跡和其他學界人士不同，這本書仍然是在業(yè)余條件下完成的。1994年春，因為另外的原因，我離開了出版社，成為自由人。先是到大邑組建了一個旅游開發(fā)公司，為大邑縣調查制訂旅游發(fā)展規(guī)劃，以后又加盟新希望集團任研究室主任。所以，我讀書寫作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完成的。1996年5月，當我親手把《巴蜀文化志》定稿送到審稿專家、《中華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主編寧可先生手中時，我正在北京擔任新希望集團的總裁辦主任。我現(xiàn)在還記得，專攻經(jīng)濟史的寧可先生對我的經(jīng)歷很感興趣，問了我不少問題。他和我開玩笑說：如果《中華文化通志》中有《飼料產(chǎn)業(yè)志》，你就是鐵定的撰寫人。值得欣慰的是，我的書稿得到了寧可先生的高度評價，他說是《地域文化典》中的上乘之作，不用返修，一次通過，直送出版社。他又告訴我說，原來有中央領導同志決定，《中華文化通志》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后來中央黨校出版社說自己搞傳統(tǒng)文化的編輯力量有限，實在無法按期完成《中華文化通志》一百個分志的編輯出版任務。于是，肖老把編輯出版任務交給了當年全國所有出版社中這方面編輯力量最強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組成了以總編輯陳昕為首的強大的編輯班子，要對每部書稿再次認真審讀，不合格的仍然要發(fā)回返修。于是，我只好等著上海的審讀結果。不久，審讀結果出來了，我的書稿仍然被評為優(yōu)秀，一次通過，不用返修，直接進入出版程序。后來我知道，上海人民出版社審讀《巴蜀文化志》的責編是已退休的原歷史編輯室主任葉亞廉，一個很有水平的四川瀘州老鄉(xiāng)。

1998年，作為《中華文化通志》之一的《巴蜀文化志》出版了。應該說，《巴蜀文化志》一書的撰寫和出版都十分順利�？墒牵�這本最應該在四川銷售、四川讀者最需要的《巴蜀文化志》卻沒有在四川銷售，四川讀者一本也買不到。這是因為，《中華文化通志》在出版之前就已確定主要目的是對外文化交流，是作為國禮贈送國外友人的。國內發(fā)行是按部發(fā)行，一部《中華文化通志》101冊（100個分志外加序卷），幾大箱，價格6000元一部，不開箱，不單賣，每冊書上連定價都沒有。后來我打聽了一下，全省只有三個大圖書館各買了一部。也就是說，《巴蜀文化志》沒有零售過一本。

《巴蜀文化志》編委會辦公室在通知上述發(fā)行辦法的同時還特地通知我們作者，說編委會辦公室為了滿足作者們自己的需要，決定拿50部書開箱零售，每本價格60元，作者們可以在里面選購自己所需要的各個分志。我一得到通知，立即采取了一個果斷行動，將50部書中的50本《巴蜀文化志》全部買下。運回成都后，一本一本送給在撰寫過程中幫助過我的所有師友。時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川大老同學萬本根對此書評價很高，硬要我給他20本，說他有大用處。什么大用處？他說他想干兩件事，一是想成立一個全省性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這比較好辦，因為不需要花錢；二是想組織全省力量搞一部關于巴蜀文化的大書，這比較難辦，因為必須在省里立項得到資金支持。他知道當時的四川還沒有一本全面論述巴蜀文化的書，人們對巴蜀文化的了解還不多不深。他打算把《巴蜀文化志》作為敲門磚送給多位老領導，讓老領導對巴蜀文化有更多的了解，有更高的重視，才能對他策劃的大項目給予支持，順利立項。我認同他的一片苦心，就給了他20本。這以后，他真的按他的思路去一步一步努力，終于取得了楊超、楊析綜等省里多位老領導的支持，既成立了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又讓大型的《巴蜀文化通史》在省里立項，得到巨額資金支持。為此，成立了《巴蜀文化通史》的籌備班子，確定由我出任常務副主編，并由我擬定了《巴蜀文化通史》的一總論、二十二專史、四附錄的整體框架。雖然因為某些原因讓我不久就離開了《巴蜀文化通史》的籌備工作，雖然因為某些原因讓《巴蜀文化通史》這套大書至今還未出版，但是，《巴蜀文化志》能夠在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巴蜀文化通史》這個大項目的起步階段起過那么一點點推動的作用，我仍然深感欣慰。

《巴蜀文化通史》的立項是一件大事，除了《巴蜀文化志》的一點點推動，還有一點點推動也和我有關，就是《巴蜀文化圖典》的出版。1997年，楊超、楊析綜等省里多位老領導給當時的省委領導人提出，四川還沒有一部反映四川文化的大型畫冊，這和四川的文化地位極不相稱，故建議編輯出版一部反映四川文化的大型畫冊，一是為了慶祝新中國成立50周年，二是用于對外文化交流。這一建議很快得到批準，經(jīng)省委宣傳部認真研究，決定和剛剛分治出去的重慶市合作，編輯出版一部反映歷史文化的大型畫冊《巴蜀文化圖典》，同時由我省自己單獨搞一部反映新中國50年建設成就的大型畫冊《四川50年圖集》，兩書的任務在1997年底交給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作為重要的政治任務，省委宣傳部要求必須在1999年國慶節(jié)前出版。1998年5月，我在川大的兩位老同學，即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萬本根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長鄧星盈分別找到我，要我承擔起兩部大型畫冊的具體編撰任務。他們說了理由，一是他們組建的籌備班子明確表態(tài)完成不了任務，二是我剛出版了《巴蜀文化志》，有基礎，三是我在兩年前編輯出版了成都市第一部大型畫冊《錦繡成都》，有經(jīng)驗。他們和我談話的態(tài)度既不容商量，要我非干不可，同時也給我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條件。所以，我答應了，經(jīng)過努力，任務按時完成，兩部大型畫冊在深圳精印出書。當然，這是集體項目，有早已確定的大型編委會和主編、副主編，有英文提要，還有幾個同志也在努力工作。但是，編委會從來沒有開過一次會，實為虛設，主編只和我們見過一面，副主編只參與過部分文字工作。大型畫冊最重要的也是最難的工作是：如何確定框架結構？每一個部分應該上些什么照片？有關內容的最優(yōu)秀的照片在哪里并如何尋求到手？畫冊的圖文版面如何安排才美？設計印刷的全程質量監(jiān)控如何保證？當時，還有一個和重慶的合作問題。這些事，都是由我這個特約副主編完成的。用萬本根的話說：《圖典》和《圖集》工作的80%是老袁完成的，沒有老袁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圖典》和《圖集》。1999年9月，為《圖典》和《圖集》舉行了盛大的首發(fā)式，很多領導到會，可謂影響不小。這事，也為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巴蜀文化通史》的立項曾經(jīng)起過那么一點點推動的作用。

《巴蜀文化志》出版了，而且作為《中華文化通志》之一榮獲了國家圖書獎的榮譽獎，但是《中華文化通志》按部發(fā)行，不單賣，不能讓普通四川讀者讀到，使我心中一直感到不快。所以，在《巴蜀文化志》出版十年之際的2008年，根據(jù)著作權法我有了自己再版此書的可能時，我立即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聯(lián)系，取得了他們的同意，在四川再版此書。為此，我聯(lián)系了某出版社，該社社長聽說此事，一口答應，我很高興。想不到的是，當即將付印之時，該社長卻說此書必然虧損，要求我繳納虧損補貼。此事讓我十分為難，因為我不是專業(yè)研究人員，沒有任何經(jīng)費。是當年和我有較多聯(lián)系的西華大學潘殊閑同志伸出援手，由西華大學地方文化資源保護與開發(fā)研究中心提供資助，繳納了虧損補貼，才在2009年再版了《巴蜀文化志》，印數(shù)只有2000冊。因為有上述的不愉快，所以出書后我沒有進行任何宣傳推廣，所有媒體均未報道一字。用四川方言，應該是在悄悄咪咪之中把這2000冊書賣到了讀者手中，讓不少讀者知道有此書的存在。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十幾年又過去了，我又陸陸續(xù)續(xù)聽到了不少巴蜀文化愛好者的聲音，他們對此書的評價不錯，他們要求此書再版。剛好，四川人民出版社也提出了再版此書的動議，于是，又有了此書新版的問世。

可能有讀者會問：為什么我會讓寫成于1996年的此書還要再版？我可以回答：第一，二十幾年過去，還沒出現(xiàn)一種全面而簡明地論述巴蜀文化的新著可以代替此書。第二，二十幾年過去，還沒有任何學者發(fā)表文章對此書進行過指誤。第三，在巴蜀文化的研究中，我過去曾經(jīng)提出過兩個重要的學術觀點，一個是在學術研究中應該有廣義的巴蜀文化和狹義的巴蜀文化，一個是巴蜀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兼容，或者說是以移民文化為載體的兼容。我在此書中對早年提出的這兩個重要觀點進行了進一步的肯定和闡釋，二十幾年來，我的觀點已經(jīng)在學術界得到比較普遍的承認，至少，我還沒有見到有學術界同人的任何公開的批評或商榷。

可能有讀者會問：為什么不作進一步的補充修訂之后再出版？我也可以回答：學術著作應該有兩種，一種是反映一個時期的學術成果，在學術史上有一定階段性價值的著作，應該保持它的階段性特色，不需要不斷修訂；一種是必須根據(jù)不斷出現(xiàn)的學術研究新成果而不斷修訂，否則就會對讀者有所誤導、甚至有所阻礙的著作，就需要不斷修訂。我認為，此書屬于前者。二十幾年來，在巴蜀文化的研究領域，沒有見到有新的文獻資料出現(xiàn)，新出的考古資料也未能改變書中的論點而是支持書中的論點。

今年我已82歲，自知來日不多，此書應當就是我能夠見到的最后一次再版，所以對此書的成書、再版、影響等事多說了幾句話，目的是為后世研究學術史提供點滴資料。

談到這里時，還有一件事不得不談，就是老一輩革命家對此書，對傳統(tǒng)文化研究是如何的重視。

上面談過，此書是《中華文化通志》的100個分志之一，《中華文化通志》的創(chuàng)意者和主編是開國上將之首的老將軍肖克。我過去在讀革命回憶錄（我在川大讀書時特別愛讀革命回憶錄，兩部大型叢書《紅旗飄飄》和《星火燎原》全部讀過，正是有這種基礎，所以后來才能寫出大決戰(zhàn)三部曲《遼沈戰(zhàn)役》《平津戰(zhàn)役》和《淮海戰(zhàn)役》，由軍事科學院嚴格審查通過之后正式出版）時對他的大名是如雷貫耳，在北京時又和他老人家在一起開會幾天（肖老離休前任國防部副部長，同時還任軍政大學校長兼第一政委，所以肖老把我們一百多人安排在原來的軍政大學、當時的國防大學招待所中開會），當然，我從來是站在后面，除了在群眾場合和他握過手，沒敢上前和他談過一句話。沒有想到，他老人家會專門召見我。

那是1993年10月，肖老因公來到成都，駐金牛賓館。他特地叫秘書通過省委宣傳部找到我并把我送到金牛賓館。肖老秘書把我引進了一號樓，這也是當年毛澤東主席在1958年成都會議期間的下榻之處。肖老見到我，十分親切地對我說，《中華文化通志》有近兩百個作者（《中華文化通志》共一百個分志，每個分志允許兩人或三人合作，但是不主張再成立編委會、編寫小組之類，所以共有作者近兩百人），北京和上海就占了三分之二，他記得我是唯一一個業(yè)余作者，也是唯一一個西部作者，所以他到了成都之后決定見見我，想聽聽我有什么想法，什么計劃，什么困難。他是來做調查研究的，如果我有什么要求需要他幫助，可以直率地講出來。肖老還半開玩笑似的說，他現(xiàn)在不是將軍，是主編，是在執(zhí)行主編的職責。當時，在德高望重的肖老面前，我說了些什么，現(xiàn)在完全記不起來了。因為我當時的心中只有一個詞：感激。因為在我面前的86歲高齡的老人是參加過北伐和南昌起義的將軍，是在長征中擔任過方面軍副總指揮的將軍，是共和國所有將軍中唯一寫出過長篇小說并榮獲茅盾文學獎的將軍�，F(xiàn)在，他在當一個盡心盡責的主編。我在出版界和學術界見過的主編太多了。自然科學界我沒有發(fā)言權，在人文社科界，我敢大膽地說，在各種書籍中堂而皇之的數(shù)不盡的主編多數(shù)都是偽主編，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主持過編寫工作，沒有發(fā)凡起例，沒有審改書稿，沒有給編寫者指導答疑，他們主了什么？編了什么？怎么能叫主編？唯一的原因就因為他們是官員。據(jù)我所知，有的官員本人真的喜歡當主編，得虛名，但是也有不少官員并不想當主編，甚至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經(jīng)當了主編，而是下邊一些人加上去的。因為只要有了這樣的主編，就可以申請經(jīng)費，就容易評獎。想到這些，我對肖老這樣的主編，怎么不發(fā)自內心地充滿敬意？

好了，書歸正題。當我這本寫于26年前的《巴蜀文化志》能夠在不繳納虧損補貼的條件下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時候，我要感謝此生中和我關系最深的工作單位四川人民出版社（我于1965年研究生畢業(yè)，當時未分配工作，而是下農(nóng)村鍛煉，以后則是政治運動。1968年分配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三個月后被安排到大涼山勞動，以后又是政治運動。1972年回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又是政治運動。1979年第三次回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一分為九，我被分到九分之一的巴蜀書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仍然在一個大樓中），我要感謝多年來一直支持我這個業(yè)余作者的廣大讀者。多年來，我已出版各種書籍40多種，再版兩次或三次的、重印到五次的，共有十幾種之多，沒有廣大讀者的支持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特別是近三年來我的短視頻有120多萬粉絲，他們也是我的各種書籍的讀者。沒有他們的支持，我這個既非教授又非研究員的業(yè)余作者將一事無成。

讓我再次說一聲：親愛的讀者們，謝謝，謝謝！

袁庭棟

2022年8月9日于青城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