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張三夕先生，生于1953年，祖籍湖北鄂州。先生成長于武漢市江岸區(qū)轉車樓一個鐵路工人家庭。1977年初作為最后一批工農(nóng)兵學員進入武漢師范學院（1984年更名為湖北大學，為行文方便，下統(tǒng)一稱湖北大學）中文系學習。1979年參加全國研究生入學考試，被南京大學錄取，同年9月進入南大中文系開始碩士研究生的學習生涯，導師程千帆先生，專業(y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向唐宋詩歌。1982年初，南京大學碩士畢業(yè)，回湖北大學中文系工作，任古代文學講師。同年年底通過華中師范大學博士生入學考試，1983年成為華中師范大學首批博士研究生，導師張舜徽先生，專業(yè)歷史文獻學。1986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學位證書編號為001，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培養(yǎng)的首批歷史文獻學專業(yè)博士的大師兄。博士畢業(yè)后，先生留在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工作，當年就被破格評為副教授。
一
先生的求學生涯既不幸又有幸。所謂不幸，是指先生1966年進入武漢市江岸中學初中學習時正值文革時期，未能正常上幾天課，學業(yè)幾近荒廢。所謂有幸，是說先生初中畢業(yè)時，武漢市恢復高中招生，先生有幸作為六九屆初中畢業(yè)生的百分之二十中的一員，進入江岸中學高中學習，因而不在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行列。比他的姐姐、兩個弟弟以及許多同齡人幸運的是，先生1972年高中畢業(yè)后，因英語成績優(yōu)異而留校任英語教師，并被送至武漢第一師范學校英語班接受四個月的短訓。在江岸中學任教期間，先生埋頭讀書，朋友、同事都是他請益的對象。
1977年初，先生終于跨進夢寐以求的大學校門。與1977年恢復高考后考上大學的大學生一樣，先生極其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極力想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那個時代，教師們誨人不倦，嚴格要求；學生們學而不厭，孜孜以求。生活雖然簡樸，求知問學精神卻無比充盈。同為程門弟子的蔣寅先生曾感慨地說：那個時候，老師的嚴格和學生的勤奮，都是今天難以想象的。蔣寅：《40年讀書治學路》，《人民政協(xié)報》2018年3月26日12版。
1978年研究生招生恢復，不拘一格錄取人才，允許在讀本科生報名。1979年，先生參加研究生考試，本科尚未畢業(yè)就被南京大學錄取。這是他從一名中學英語教師、文史愛好者轉變成一位文史專業(yè)學者的關鍵一步。
先生先后入程千帆先生、張舜徽先生門下。他最常提及的前輩大師的治學經(jīng)驗是：程千帆先生撰《史通箋記》耗時費工的批校；張舜徽先生治說文學四十年集腋成裘終成兩百多萬字的《說文解字約注》；黃侃先生每年點讀白文十三經(jīng)；錢鍾書先生常年溫經(jīng)讀集的刻苦治學功夫。求學期間，先生以前輩學人的治學精神自勵，如饑似渴地閱讀經(jīng)典，先生的書櫥中保留著上百本求學時期的讀書筆記，既有摘錄，也有旁批，密密麻麻，為學功夫由此可見一斑。富于才情又勤學不已，故先生初出道即嶄露頭角。先生的第一篇學術論文《略談韓詩的語言藝術》發(fā)表在《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2期，隨即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81年第14期轉載；第二篇論文《論蘇詩中的空間感》刊載在《文學遺產(chǎn)》1982年第2期，一發(fā)表就受到學界同人的好評。
先生又十分注意吸收西方思想理論、方法論。他攻讀碩、博士學位的時候正是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學術思想上的中西問題、古今問題，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更具張力。那個時代，青年學人意氣風發(fā)，銳意進取，敞開懷抱迎接各種新思想、新理論、新方法。故先生推崇通人之學，不僅提倡文史哲博通，而且主張中西學會通。他認為，21世紀是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治古學不能固守一隅，一定要善于吸收世界各個民族優(yōu)秀的文明成果。
先生的學術興趣極其廣泛，舉凡文學、史學、哲學、文化傳播學，乃至政治、經(jīng)濟、法律，都廣泛涉獵。故而先生治學所得，既有《宋詩宋注纂例》《批判史學的批判劉知幾及其〈史通〉研究》《死亡之思與死亡之詩》《通往歷史的個人道路中國學術思想史散論》《漢語古籍電子文獻知見錄》《詩歌與經(jīng)驗》等典范的文學、史學、哲學研究成果，也有《20世紀的最后性文本》《現(xiàn)代性與當代藝術》等跨界精彩之作，更有《在路上》等深邃的隨筆及時評。
先生的學風因此而異于常人，其思維既嚴謹又極其活躍，既超越又貼近當下，是一位自覺踐行通古今之變的文史學者。先生通過日記記錄自己的工作生活，同時也以一個歷史觀察者的姿態(tài)，審視自己以及大眾的生活。先生與現(xiàn)實生活若即若離，這使其可以不斷超越個體的生活而進入到更深刻的批評之中。余英時這樣定義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有幾個重要的特性最值得注意。第一是他比較具有全面的眼光，因此能夠敏銳地察覺到整個社會在一定歷史階段中的動向和需要。第二是作為基本精神價值的維護者，他比較富于使命感和正義感，因此具有批判和抗議的精神。第三是他比較能夠超越一己的階級利害，因此而發(fā)展出一種犧牲小我的精神。余英時著，傅杰編：《論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1頁。從這個意義上說，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從詩歌的時空哲思到《史記》列傳人物的精神，從死亡的哲學思考到死亡的文學書寫，從詩歌對死亡的吟詠到碑志銘文對死亡的敘述，從個人日記到歷史事件的書寫再到當下大眾的生活，他對死亡的嚴肅思考，對人的生存狀態(tài)與精神的持續(xù)關注，對社會問題的敏銳觀察與批判，無一不是出于知識分子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