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內外有關傳統(tǒng)人倫關系與鄉(xiāng)村基層政治關系的研究
    1.相關著作
    目前，國外對傳統(tǒng)人倫關系與鄉(xiāng)村基層政治運作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還沒有發(fā)現，國外學者大多從人倫的某個角度來研究，例如宗族（家族）與鄉(xiāng)村社會關系問題。這是因為“宗族是中國歷史上能夠存在時間最長、分布最普遍的社會組織，擁有的民眾之廣泛為其他任何社會組織所不能比擬。中國人的宗族關系是最主要的社會關系，宗法精神貫穿于中國古代及近代社會結構中，是維系社會結構的紐帶，是穩(wěn)定社會的因素”①。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英國人類學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對宗族組織與社會的關系角度的探討和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及東亞語言文明系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教授提出的權力的“文化網絡”和“國家政權內卷化”問題。弗里德曼出版了《中國東南區(qū)的宗族組織》和《中國宗族與社會：福建和廣東》，書中從分析鄉(xiāng)村社會的宗族人手考察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權力結構規(guī)則，形成了較有影響力的弗里德曼宗族研究模式，這一模式是從鄉(xiāng)村社會、社會分化與國家一宗族關系視角研究中國宗族社會。杜贊奇提出的“權力的文化網絡”包括了由鄉(xiāng)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guī)范構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場等方面形成的等級組織或巢狀組織類型，還包括非正式的人際關系網絡，如血緣關系等，并將這種對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權力賴以生存的組織為基礎。但是，杜贊奇對20世紀30年代的華北農村分析結論及概念并不適合當代中國農村政治的分析，如果不加分析批判地套用一些概念于當代中國農村政治關系的分析也是膚淺的。美國學者詹姆斯.R.湯森（James R. Townsend）、沃馬克（Brantly Womack）的《中國政治》，書中敘述和討論了當代中國政治的各個方面，包括基本構架、政治文化背景、意識形態(tài)及其變革、政府運作和管理方式等，其中也涉及了傳統(tǒng)人倫關系與中國政治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倫理政治型的，“從表面上看，只有君臣的關系是有關政治的，而父子、夫婦關系則是有關家族的。但中國綱常教義的真正精神，卻正好在于它們之間的政治聯系”。①國內學者比較早的探討倫理與鄉(xiāng)村政治的關系的是梁漱溟，其代表性論著有《中國文化要義》和《鄉(xiāng)村建設理論》，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并以此為出發(fā)點對中國鄉(xiāng)村政治發(fā)展進行探討，論述了倫理與政治的關系�！按迓浼易逦幕瘶嫵芍袊�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理解中國社會必不可少的視角。分析村落家族文化，不僅對認識中國社會的過去和現在，而且對認識中國社會的未來發(fā)展，都是不可或缺的”。②家族“作為一種先賦性的和所屬性的實體群體，農民生活場景的很大部分都在家族之中展開，農民生命意義的很大部分也都與家族相關聯”。③國內比較早的從文化人類學視角研究這一問題的有：1948年林耀華出版了以福建玉田縣黃村調查為基礎的《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該書以小說式體裁展示了生活在閩江中游的一個名為黃村的村莊中兩個家族不同的命運，分析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的地方農業(yè)、商業(yè)、地方政治、法律、民俗、信仰、宗族等日常社會生活，討論了一個村落中人與文化的關系。林耀華的《義序的宗族研究》和《金翼》等著作，從中國鄉(xiāng)村的宗族組織和人際關系的視野分析了族權與紳權形成的背景和表現形式。2000午出版的莊孔韶的《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全書融人類學隨筆、民族志、訪談、史料與田野分析、實證與直覺觀察于一爐，所提供的寫作系統(tǒng)與方法論，旨在闡明中西文化撰述的同一性與差異。《銀翅》與《金翼》一起成為人們理解鄉(xiāng)村政治權力結構與特性的基本文獻。趙文詞（Richard Mads-en）撰寫的《一個中國村落的道德和權力》（1984年），對廣東陳村的社會權力結構和干部權力的道德基礎進行了深入分析。其中較為詳細的闡述人倫問題與鄉(xiāng)村社會關系的是費孝通的《鄉(xiāng)土中國》，作者用通俗、簡潔的語言對中國基層社會的主要特征進行了理論上的概述和分析，較為全面地展現了中國基層社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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