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藝道路是孤獨而坎坷的，對于篆刻家來說更是如此。其孤獨在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所需要的獨立與靜思，在一定程度上，你很難獲得同道與知音。而坎坷，則是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艱辛和對知識不斷地學習。在所有藝術(shù)門類中，篆刻無疑是與學術(shù)關系最緊密的一種，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個篆刻家，還需要是文字學家、藝術(shù)史學家，在同等的時間容量內(nèi)，勢必要求篆刻家有更多的積累和學習，真正貫通，方能有成。
篆刻與藝術(shù)史和古文字的密切關系，是構(gòu)成這門藝術(shù)形式的根基與土壤。脫離了對于藝術(shù)史尤其是印章史和古文字的研究，篆刻本身的基礎便不再成立。對于印章史的研究，在很長的時間里都局限于一個很窄的范圍內(nèi)，很多歷史學的手段并未運用到其中，這造成了充斥在印章史中的很多觀點實際是臆造而成。至少在近代以前，關于印章史的很多論斷都有謬誤，需要不斷進行修正。
在篆刻創(chuàng)作中，還存在一個觀念更替的問題。自從元代吾丘衍等提出了崇漢的觀念后，歷代都將漢印奉為圭臬。從文化意義上而言，這沒有什么問題，但在實際創(chuàng)作中，這種觀念卻帶來了很大的干擾，這讓歷代很多篆刻家難以跳出藩籬，即便有所創(chuàng)新，也需要披著這層觀念的外衣，讓篆刻藝術(shù)不能坦然進步。
對于這種觀念，丁敬早在清初便提出過不同意見，他說的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其意便是打破漢印的常規(guī)，尋求更多樣的創(chuàng)作形式。但囿于當時能見到的印章實物有限，且對于印章的斷代、研究都還不深入，時人很難真正探尋到歷代印章本來的樣貌。丁敬的這種觀點，跟隨者寡，最后也不了了之。
對歷代印章比較深入細致成體系的研究，還是在近代以后。這種研究的成熟，有兩個先決條件，其一是清代乾嘉學派對于考據(jù)學的重視，形成了一定的風氣，人們對于歷史的真實不再出于臆造，而更愿意以實物來說話；其次是考古發(fā)掘，提供了大量的歷史實物以供參考。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直到近代以后，方才可以說，人們對于中國歷代的印章有了比較真切的認識。印章史以及印學史，也是在這個時候才豐富、完整起來。
但印章，畢竟是小物件，在歷史中更多是以證據(jù)的形式出現(xiàn)，談不上對歷史的推動和對社會的影響。因此在主流的歷史研究中，歷代的印章并不太受重視，對于印章史的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篆刻家、古文字學家等群體中，尤其以篆刻家為主。這就形成了新的問題，即考察的視角不同，難以形成全局性的結(jié)論。篆刻家考察印章，主要是以其美學構(gòu)成為主要考察因素，而古文字學家則單純從文字入手，對于印章本身的研究皆有所欠缺。
曾杲的這本書，打破了這種藩籬，站在一個較高的角度，以構(gòu)成印章的材料入手，運用了歷史學的研究方法，詳細梳理了歷代印章的形制、制作方法和應用范圍等，構(gòu)建了關于印章在歷史中流變的整體圖景。
中國歷代印章，在文人篆刻出現(xiàn)之前，金屬是主要載體；在文人篆刻出現(xiàn)以后，金屬的鑄造印章也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只是在實際使用中，更具體化，范圍更細。以金屬材料為切入口，其研究可以觸及到以往印章史研究所難以碰觸到的幾個區(qū)域。其一，是印章的制作方式。曾杲在這本書中，詳細地討論了金屬印章的鑄、刻關系問題，對于印章史來說，算是具有總結(jié)性的，比較可靠的論斷。其二，是印章運用的公私問題。印章本身具有憑證、權(quán)力象征等功能，在歷史中，印章也一直以這樣的形態(tài)存在，但在以往的考察中，對于印章這種本質(zhì)討論得不多。曾杲在這本書中，結(jié)合歷史背景，進行了大量分析，界定了各個歷史階段中，印章的本質(zhì)性問題，這一點尤為可貴。其三，結(jié)合大量史料，討論了印章的使用方法，打破了以往的一些固有觀點，提出了新的、更符合歷史實際的看法，這也是在印章史研究中的很大進步。其四，突破了印學研究中一直秉承的崇漢觀，討論了唐宋以來官印的美學構(gòu)成以及對后世創(chuàng)作的影響。這一點在今天的篆刻創(chuàng)作中，具有非常積極的現(xiàn)實意義。
曾杲寫出這樣一本具較高水平的印學理論著作，足見其研究之深入，用功之深。這本書，不僅僅是他個人研究的成果展現(xiàn)，同樣也是我們這個時代印學研究進步的展現(xiàn)，我很欣慰看到這樣一位篆刻家在印學研究中的成長，也希望他未來能在印學研究、篆刻創(chuàng)作中，做出更多的成績。

孫慰祖
2021.6.9于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