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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具有極大史料價值的自傳。傳主是“世紀同齡人”夏衍，他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革命家，在上海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政治工作，有的甚至是隱蔽戰(zhàn)線的工作。作為現(xiàn)代著名作家和革命文藝活動的領導人，作者在84歲高齡開始撰寫這部自傳體回憶錄，以自己的親歷親見，為世人揭示了近半個世紀間許多重要的歷史側面，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和電影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而豐瞻的史料。書中有著深刻的反思，很多見解至今看來依然振聾發(fā)聵。

上了年紀，常常會想起過去的往事，這也許是人之常情。六十歲以前，偶然碰到中學或大學時期的同學，或者聽到來自故鄉(xiāng)的消息，也不免會回想起青少年時期的事情，但除了一九三九年寫過一篇《舊家的火葬》之外，從來沒有寫過回憶往事的文章，這主要是我很同意喬冠華的意見：寫文章盡可能 “少談自己”。我認真地回憶過去，是在一九六六年冬被“監(jiān)護”之后，我記得很清楚，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專案組”的頭目責令我在一星期之內，寫出一份從祖宗三代起到“ 文化大革命”止的“自傳體的交代”，我如期寫了三萬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問話”，那個穿軍裝的頭目拍著桌子怒吼： “不行，得重新寫過，要你寫檢討，不準你替自己樹碑立傳�！蔽矣浀眠@樣的“交代 ”前后寫過三四次，后來才懂得，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一是要從“交代”中找到“外調”的線索，其次是想從前后所寫的“交代”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作為繼續(xù)逼供的突破口。這是一種惡作劇，但這也逼使我比較系統(tǒng) 地回憶了過去走過來的足跡。在這之前，我從來不失眠，也很少做夢；可是也就在這個時期，一入睡就會做夢，奇怪的是夢見的都是童年時期的舊事，夢見我的母親，我的姊姊，夢見和我一起在后園捉金龜子的赤腳朋友。每次夢醒之后，總使我感到驚奇，事隔半個多世紀，為什么夢境中的人、事、細節(jié)，竟會那樣地清晰，那樣地詳細！我二十歲那一年離開杭州，久矣乎聽不到故鄉(xiāng)的鄉(xiāng)音了，而夢境中聽到的，卻是純粹的杭州上城口音。當時寫“交代”，目的是為了對付專案組的逼供，所以寫的只是簡單的梗概。那時批斗猛烈，審訊頻繁，既不敢說真話，也不能說假話，因為說真話會觸怒“革命派”，說假話會株連親友。全國解放后，我經(jīng)歷過許多次“運動”，可以說已經(jīng)有了一點“斗爭經(jīng)驗”，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我的對策是寧可寫違心的檢討，不暴露真實的思想。真正能靜下心來追尋一下半個多世紀走過來的足跡，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為的是非功過，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從一九七三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七月，我有了兩年多的獨房靜思的機會，不是說“吃一塹，長一智”么，我就利用這一“安靜”的時期，對我前半生的歷史，進行了初步的回顧。這像是一團亂麻，要把它解開和理順，是不容易的，要對做過的每一件事，寫過的每一篇文章，分辨出是非曲直，那就更困難了。任何人都有主觀，任何人都會不自覺地替自己辯護，一九六六年夏天被關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廟，“革命小將”用鞭子逼著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無論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經(jīng)過了兩年多的“游斗”、拳打腳踢、無休止的疲勞審訊，我倒真的覺得自己的過去百無一是，真的是應該“低頭認罪”了，這不單是對淫威的屈服，也還有一種思想上的壓力，這就是對無上權威的迷信。從“交通干�！鞭D移到“秦城監(jiān)獄”之后，獲得了很大的恩典，準許看書了，準許看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這時我的右眼已近失明，牢房里光照時間很短，我就利用上午光線較好的時間，選讀了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關哲學和經(jīng)濟學的篇章。在秦城讀書有一個**的好處，就是不受干擾，可以邊讀邊想，邊聯(lián)系中國的實際。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應該說過去已經(jīng)讀過不止一遍了，而這時候讀，邊讀邊聯(lián)系過去幾十年間的實際，才覺得“漸入佳境”，別有一番滋味了。可惜這一段“獨房靜思” 的時間太短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清晨，專案組和監(jiān)獄負責人突然宣布：“周揚一案可從寬處理”，即日解除“監(jiān)護”。我感到意外，但我還是冷靜地對那個專案組的小頭目說：“關了八年半，批斗了幾年，要解除監(jiān) 護，得給我一個審查的結論。”對方蠻橫地回答說：“結論還沒有，但可以告訴你，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边@時，和專案組一起來的對外文委的項明同志對我說，已經(jīng)通知了你的家屬，都在等著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著雙拐離開了秦城。和闊別了多年的家人團聚，當然是高興的，但在當時，大地上的黑云還沒有消散，審查還沒有結論，“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這表明我當時的身份依舊是“從寬處理”的“敵人”。監(jiān)護是解除了，但“監(jiān)視”則一直沒有解除，我家門口經(jīng) 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視，后來有人告訴我，有一個四十年代和我一起工作過的人，還向專案組和于會泳的文化部打過關于我的“小報告”。但我還是在壓城的夜氣中望到了光明，在炎涼的世態(tài)中感到了友情的溫暖，在我回家的幾天之后，首先來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樂觀，一氓的安詳，給了我無窮的勇氣。廖用兩手按住我的肩膀，笑著說：“居然還活著，這就好！人間不會永遠是冬天 �！�

家世·童年
一九〇〇年，庚子，清光緒二十六年，這是一個很不平凡的年頭。這一年義和團起義，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也是這一年，孫中山在香港被選為興中會總會長。就在這一年的舊歷九月八日（公歷十月三十日，這一年是閏八月），我出生在浙江杭州慶春門外嚴家衖的一個號稱書香門第的破落地主家庭。據(jù)“家譜”記載，我們這一家祖籍河南開封，是宋室南遷時移居到臨安的“義民”。但是，南遷到杭州后能夠在戰(zhàn)亂中安下家來，又能在城里城外都置了房產(chǎn)，并和官宦人家結了親緣，特別是我家的堂名叫“八詠堂”，因此我想，叫“義民”可能有點夸張，說“義官”也許比較恰當。浙江杭嘉湖一帶姓沈的很多，大概是一個大族。可是到了我祖父那一代，經(jīng)過太平天國戰(zhàn)爭，家道日益衰落，只是在離杭州城三四里的嚴家衖，還有一幢用風火墻圍著的五開間七進深的大而無當?shù)呐f屋。據(jù)說太平天國的李秀成、陳玉成幾次進攻杭州的時候，曾在這間房子里設立過總部，這都是鄉(xiāng)間人的傳說，無從考證。不過我的祖父沈文遠，在十七八歲的時候，確曾被太平軍“俘走”，因為他讀過書，所以后來就當了陳玉成的記室（秘書），直到陳玉成在安徽壽州戰(zhàn)敗，陳才派一個“小把戲”（小鬼）陪送他回到杭州。由于這個緣故，他未曾應試，沒有功名。祖母余杭章氏，是章太炎的堂房姊妹，據(jù)我母親和姑母們說，她是一個非常能干而又十分嚴厲的人。我的父親沈學詩，字雅言，是一個不第秀才，沒有考中舉人，就退而學醫(yī)，給附近的農(nóng)民治病。據(jù)說他的醫(yī)道頗好，但是他在我出世后第三年，一九〇三年農(nóng)歷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在祭祖上香的時候，一跪下去就中風而去世了，終年四十八歲。當時我才三歲，因此，除了后來在“靈像”（當時還沒有照相）上看到他是一個白白胖胖的人，從村人口中聽得他是一個忠厚老實人之外，沒有任何印象。母親徐繡笙，德清人，我們兄弟姊妹共八人，除了兩個早逝外，一個哥哥，四個姊姊和我，都是靠她一個人撫養(yǎng)成長的。她識字不多，但是通情達理，寬厚待人。在我開始懂事的時候，家境已經(jīng)窮困到靠典當和借貸度日的程度。我的長兄沈乃雍（霞軒），十四歲就到德清的一家叫“長發(fā)當”的當鋪去當了學徒。祖?zhèn)鞯亩€旱地，在父親去世前后就陸續(xù)典賣了大半。一家七口，除了老房子沿街的兩間小平房出租，有幾塊錢的房租，和每年養(yǎng)一兩季春蠶有一點收入之外，主要得靠我舅父和兩個姑母的周濟。舅父徐士駿，是德清的一位紳士、地主兼工商業(yè)者，開一家醬園，也是一家當鋪的股東。我的大姑母適樊家，住在杭州城里斗富三橋；二姑母適李家，住羊壩頭后市街。他們兩家的上一輩都當過不小的官，我記得二姑母的公公李巽甫，做過安徽的學臺，有一點政聲。這三家親戚都比較富裕，因此過年過節(jié)都給我家一點資助。至于余杭章家，在辛亥革命前和我家還有來往，后來章太炎參加革命，被認為“大逆不道”而“出族”，此后我大哥結婚、大姊出嫁，也不敢向章家發(fā)請?zhí)�。我現(xiàn)在還記得很清楚的是我從小穿的衣服，乃至鞋襪，都是樊、李兩家表兄們穿過的“剩余物資”。我母親對這些周濟是感激的，但是每當她帶著我和姊姊們到樊、李兩家去拜年的時候，總要事先告誡我，不準向表兄表姐們要東西，他們給用的或吃的東西，除非得到她的同意，決不準接受。有一次我的表兄李學灝（幼甫，民族音樂研究家李元慶的叔父）送給我兩支毛筆，和一個很精致的白銅墨盒，母親就只讓我收了毛筆，把墨盒退回，說我還不到用這種“好東西”的時候，我當時真有點舍不得。這種神情給母親察覺到了，回家后就給訓了一頓。到我五六歲的時候，家境更艱難了，母親忍痛把我的三姐（芷官）“送”給了住在蘇州的四叔。為了減輕負擔，又把大姐（荷官）嫁給我舅父的長子徐夢蘭作了“填房”。大閨女給人作“填房”，在當時，似乎是不大光彩的，徐家是六房同居的大家庭，幸虧沈、徐兩家是至親，我舅父徐士駿又是一個有絕對權威的家長，所以在妯娌之間還沒有受到歧視。家里窮，又沒有勞動力，只能把剩下的十來畝旱地租給別人種。二姐和四姐，還靠“磨錫箔”之類的零活來補貼家用�？墒窃趪兰倚i這個小地方，我們這一家還是被看作“大戶”，因為那座老房子被風火墻圍著，附近的農(nóng)民就把我家叫作“墻里”，但那時候的鄉(xiāng)下人都說，“墻里大不如前了”，“過年連供品也買不起了”，盡管這樣，我母親還是受到村里人的尊敬。每逢過年過節(jié)，樊、李兩家會送給我們一些節(jié)禮，如糖果、日用雜品和雞魚之類，母親總要省出一點來分送給鄰里中比我家更窮困的人。我還記得她經(jīng)常關心的兩個人。一個是住在我們后園陳家蕩北面的一位孤身老太太，我和四姐都不知道她姓什么。只是她到我們家來的時候，總和我母親絮絮叨叨地講個不完，而講的又是我們不知聽過多少遍的老話，主要是她死了的丈夫和出走了的兒子的故事。我們聽煩了，就給她取了個外號叫“煩煩老太太”，而母親卻特別耐性地聽她講過十遍八遍的老話，也特別關心她，不單在年節(jié)，連我家自己種的蠶豆、毛豆收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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