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徐乃為

物華天寶，是因某地之山川秀麗、物產(chǎn)豐富而對皇天饋贈的慨嘆；人杰地靈，則是因某人之天賦異稟、成就卓特而對后土賜予的感頌。我啟東，江海之一隅，歷史其一瞬；其土，本屬江渚海洲中連接的斥鹵不毛之地；其人，多為天災兵燹中奔逐的逃難墾荒之眾。物本不足為奇，人亦鮮見有異。因此，人們說啟東之景物，難說其物華天寶；說啟東之人物，難說其人杰地靈。

然而，當仔細讀完《李素伯文集》以及《李素伯紀念文集》之后，卻情不自禁地迸出人杰地靈一詞。

李素伯（19081937）先生出生在啟東長江邊的西南部小鎮(zhèn)，本寒素之家，且極為坎坷：八歲喪父，十二歲喪母；少年時期即顛沛流離，寄身于親戚之家，勉強完成師范學業(yè)，此真人生之不幸。而李素伯所處的時代，是我國封建社會貧弱、愚昧、腐朽、沒落而東西方先進文化窺伺浸淫之際，或謂舊世界之瓦解而新秩序之重建之期，卻是個奔騰激蕩而天翻地覆的時代。因得時代之沖刷，社會之磨礪；其歷國破家亡，經(jīng)塵難世險；負笈求學，質疑問難；撰文研學，結社編刊，以致迅速成才。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因使其文如萃拔，學似星耀，因此而成為江海大地的文化名人，此又其人生之大幸了。

關于李素伯的名聲地位，這里有一組有趣的類比。南通有中國近代城之譽，與之相應的，則是人才輩出。從晚清到民國，按其被先后稱述之序，有四代通州四才子之說：代在晚清，是為張謇、范伯子、朱銘盤、顧延卿，姑且稱之老四才子；第二代在晚清則已漸露頭角，民初盡顯才華的徐益修、曹文麟、顧貺予、顧怡生，此四人恰都是李素伯的老師，故稱之中四才子；第三代則是民國時期在南通求學而砥礪成長的，則是李素伯、吳天石、黃稚松、史友蘭，曾被稱為小四才子；還有一組則蜚聲在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年代，是顧民元、俞銘璜（如皋）、吳天石、李俊民……被稱為蘇北四才子。此蘇北四才子其實是與小四才子并行交叉的一輩，而吳天石恰是騎跨兩組的人，表明兩組才子的相關與相似。

張謇早先雖被稱通州的四才子，卻是晚清狀元，因此后來升級為晚清四才子，其他三位是繆荃孫、王壬秋、趙爾巽，都是當時學壇巨擘，聞之如雷貫耳之人。張謇通州組范伯子，也是大才清詩壇的流派即是同光詩派，范伯子與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張謇等同為這一詩派之翹楚；而朱銘盤、顧延卿，張謇一向視為同道，在《挽顧延卿錫爵》中寫道：昔年鄉(xiāng)里推同輩，周（海門籍著名學者周家祿）顧朱張范五人。旗鼓顏行差少長，風云旅食各冬春。至于中四才子，稍舉例一說，徐益修（18771953）就是聞名遐邇的大學者，長期擔任之江大學、無錫國專的教授，著述達三十七種一百二十萬字，與學壇巨匠丁福保齊名；而著名學者魏建功、陸侃如、陳從周、蔣禮鴻等為其入室弟子，在學術界享有盛譽。顧怡生是全國著名的教育家，其七十歲時，郭沫若曾專門賦詩：成人蘭桂騰重馥，淑世琴書仰正宗。

后一組四才子，俞銘璜曾是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后還曾任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全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吳天石是文革前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李俊民（19051993）是著名作家，是上海市文聯(lián)副主席，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顧民元是革命烈士。

回頭說李素伯一組，李能居其首，吳天石既騎跨兩組，則李素伯的地位可知。

其各組之成才，自有特殊條件：張謇之成為狀元，與他的轉益多師，拜遍天下名師是有相當關系的。僅江寧一地，拜中山書院李小湖、惜陰書院薛雨濃、鳳池書院張裕釗等一代學者；還曾拜在沈葆楨、夏同善、林天齡、翁同龢、盛昱等高官門下。而徐益修等四人，又多在當時江蘇學政衙門直屬的南菁書院學習；俞銘璜、吳天石四人曾于無錫國專深造。而李素伯沒有這樣的條件，由于家庭經(jīng)濟原因，只在南通師范讀書。而且，他的主業(yè)是師范學校的教師。他的創(chuàng)作生涯與學術研究是在業(yè)余時候完成的，這與徐益修等專業(yè)學者又有很大區(qū)別，這就全憑天賦與勤勉了。

而更重要的是，李素伯不到三十歲而英年早逝，卻有小四才子之首的聲譽，若天假以年，能壽終正寢，其可限量乎？

李素伯是作家，是學者，是教師，其一身而三任，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

李素伯的成就是關于小品文的學術研究與創(chuàng)作，正是這一點，奠定他在中國現(xiàn)代的學術史與文學史上的地位。

文藝散文（即小品文），雖然與小說、詩歌、戲劇并稱為文學的四大體裁，但是關于小品文的學術認知與理論研究，是落后于其他三種體裁的。新文化運動中的旗手作家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雖然是散文創(chuàng)作的高手，對散文研究卻只做了些零星的感悟性述說，他們的散文理論研究并未有意識地去形成體系。直至20世紀30年代初，李素伯撰寫《小品文研究》，才使我國新文學研究中，有了本系統(tǒng)的較為深入的文藝散文研究的理論著作，具有開山的意義。

他在概括小品文特質時，強調(diào)了自我表現(xiàn)為作品的生命；作者個性，人格的表現(xiàn)，尤為小品文必要的條件，這些話，是極切中肯綮的，至今讀來，猶覺振聾發(fā)聵。

他對在五四以來的小品文作家與作品作了分類分序介紹，上編部分分為章節(jié)敘述的次序是：周作人、魯迅；朱自清、俞平伯；徐志摩、落華生；冰心、綠漪、陳學昭。下編的不分章節(jié)，分別依次排列介紹，他們是：葉紹鈞，郭沫若，鐘敬文，王世穎，徐蔚南，孫福熙，鄭振鐸，豐子愷，繆崇群。

顯然，李素伯的閱讀非常廣泛細致，研究非常深入，因此，評鑒亦非常到位，即令從今天的眼光看來，其排序是符合創(chuàng)作實際的。

李素伯還分出一編，專談怎樣做小品文，分作者的修養(yǎng)與準備與做法上的要點兩章，章四節(jié)，第二章六節(jié)。既是對當時散文名家創(chuàng)作方法研究的概括提升，也是對自己創(chuàng)作的體味梳理，不僅切合實際，也具有可操作性。

對于李素伯在散文研究中的地位，范培松先生是這樣說的：

在五四之后，中國散文理論研究逐漸形成三大派別，一是以周作人為代表的言志說散文理論批評，二是以魯迅為代表的社會學散文理論批評，三是以朱自清、李素伯為代表的文本說散文理論批評。文本說散文理論批評特點是以散文史論、創(chuàng)作論和作家論的三合一的全方位研究，標志性成果就是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

范培松《李素伯文集·序言》

范先生是研究中國散文的學者，這是他縱橫比較而得出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說，在認知與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撰寫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現(xiàn)代散文史，研究文學創(chuàng)作，尤其是散文創(chuàng)作，李素伯都是不可忽視的一代學者。

有這樣的理論指導，有這樣的細心體悟，因此，他的創(chuàng)作自然就不同尋常。他的小品文，貼近生活，清新暢達，娓娓動人。他的《苦荼草》系列，使我們看見了當時那類知識分子的生活，甚至會浮現(xiàn)出他們形貌與內(nèi)心。而其《夏之樂曲三章》《春的旅人》《秋樹》，在當時就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至今還被人們津津樂道。

實際上，李素伯對詩歌也曾做過專門研究，一篇叫作《中國詩人與自然》，大致是對古典詩歌的研究；另一篇《漫談新詩》，則是對新詩的研究。

《中國詩人與自然》這篇文章，是專題論文。其實，中國的古人，對詩歌的情與境意與境志與境理與境等都有深入的體悟與述說，唯獨對發(fā)生情、意、志、理的主體的人，關切不多。因此，作者就人這一主體與自然的關系，作了觀察與思考。文中涉及自然與自然美；涉及人與自然關系，涉及人類社會中自然的種種屬性，或者說人在自然中的觀照，等等。論文從《詩經(jīng)》到唐宋詩歌中的客觀自然都作了分析。說到《詩經(jīng)》中的比興之象，說到《楚辭》中對自然的神化，說到漢魏時期人的真性情在自然中的流露，說到晉宋對大自然的歌頌等等，說到真隱逸，也說到詩人身在山林，心縈魏闕的寄慨，也說到終南捷徑。還對早的山水田園詩人陶淵明、謝靈運都做了分析。

在《漫談新詩》這篇文章中，對誕生不久的新詩體做了較為深入的思考，涉及了作者、涉及了形式、涉及了韻律。

作為理論文章，這兩篇似乎有急就章之嫌，然而，在他留下的古典詩歌與新詩中，還是看出了詩人的高卓與無盡的才華。他似乎信手拈來，倚馬可待；詩思如風生水起，涌流不絕。有一題謂之《柳絮》的七律，旁人看來，題目是那么的具體狹窄，然而他竟然一氣寫下八首之多！從不同視角，有各自旨趣，不見重復，不覺空泛，令人稱奇。今隨手另引幾首

過舊送別處

柳碧傷心樹，桃紅無賴春。

空余舊年色，不見舊年人。

第三句平平仄平仄，是合理變格。

這首短詩，似乎讓人們領略晏殊的《浣溪沙》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意境，柳桃宛在，舊景依然，人卻杳如黃鶴。

登三元橋遠眺感而賦此

秋來城郭氣蕭條，郭外長江接海遙。

山外夕陽鴉點點，水邊寒荻雁蕭蕭。

西來淮水浮屠影，東去風帆落葉飄。

誰識天涯游子意，鄉(xiāng)思今夜夢魂勞。

看來，詩人對人與自然有深切之感，把自己融進自然景物之中：秋天、城郭、長江、淮水、遠海、文峰塔（浮屠）、風帆。這些景物，空疏中曠遠，溫婉中凄清。頷聯(lián)中化用隋煬帝寒鴉飛數(shù)點，流水繞孤村，劉禹錫故壘蕭蕭蘆荻秋等典故，不著影跡。后極為自然地融進作為游子的詩人的鄉(xiāng)關之思中。

當然，較多詩句表達出詩人的家國情懷而有時代氣息：落盡書生憂國淚，中原大事費商量（《觸目》）；幽思壯志誰堪訴，獨立斜陽意渺然（《秋日雜感》）；尚能容我天還大，不可言人事莫為（《言懷》）；斡旋天地無來者，排擊風霜有此身（《乙丑重九后四日十八初度感賦》），從中看出憤世嫉俗而欲一試身手的青年志士的形象。

讀李素伯的新詩，猶能觸摸到郭沫若、聞一多等人創(chuàng)導的狂飆突進時代的余緒。有韻有律是李素伯新詩的顯著特征，說明著他是帶著舊時代的影跡而來。其中《春之夜》四節(jié)，每節(jié)四句，每句九字，每節(jié)一韻，顯然受了聞一多新格律詩的影響而作的實踐。

作為文人的李素伯，他的涉及是寬泛的，才華是全面的。

他的文言小品，題材多樣，形式活潑；駢散自如，典實熨帖。抒發(fā)情愫的真摯，駕馭文字的嫻熟，在他那個時代，他那種類型中，是出類拔萃的，是難以企及的。即使是幾句的銘文，亦充盈理趣：

鎮(zhèn)紙銘

紙之卷，猶可直也；

心之過，不可滌也。

非識之博而思之銳者，何以寫得出如此警醒之語！

李素伯有非同一般的藝術天賦，他的繪畫亦負盛名。他的國畫，我們從《李素伯文集》的插頁可窺見一二。在20世紀30年代，他與尤無曲、丁守謙被稱為南通畫壇三杰，這實在令人訝異不已！他只是師范畢業(yè)生，而當代著名國畫家尤無曲（19102006），幼時曾為陳師曾等大師指點，1929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中國畫科，為黃賓虹、鄭午昌等名家親授。而李素伯竟然與尤無曲齊名，并常為尤無曲的畫題簽，其天分、其畫藝、其名望便可見一斑了。

至于說他作為教師的成功，或者說他教育方面的業(yè)績，我們只需正視這樣的事實：作為早已過世的歷史人物的李素伯之所以被重新提起與研究，得益于他的早已退休的學生的回憶以及對他生平事跡與作品的搜集，這足以說明問題，享有這樣殊榮的老師，在教育史上是不多見的。關于這一點，本書有許多這樣的文章，這里就不再多說了。

英年早逝的李素伯先生是全才，是奇才，是大才；而其所以成才，令人關切，令人好奇，值得推究一番。

一、李素伯有過人的天賦，這是其成才的基礎條件。李素伯在農(nóng)村小學啟蒙，在海復鎮(zhèn)上小學，這與歷史文化厚重的南通、如皋、海門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在文集中，早的詩歌是十五虛歲時所作，為樂府詩舊題子夜歌二首；特別是同一年作的七律《九日感懷》，令人印象深刻：

五年做客當今日，九日黃花復此朝。

滿眼江山羊祜淚，終身孤憤子胥潮。

無多憂樂華顛換，幾許風霜髀肉消。

我欲登高愁悵望，燕云青紫黯魂銷。

此詩完整圓熟，情境和諧，從題旨內(nèi)容，詞語用典無可挑剔。典故羊祜子胥憂樂燕云青紫，非十五歲兒童能熟知并使用。只是作為相挨韻腳的消銷，音全同，義亦近，確在避忌之列。首聯(lián)兩個日字，亦當注意，后可改月，題中已有九日，讀者會知其用心所在。他可是十五虛歲的孩子呀。他在十六七歲時已作了大量的詩作，有的非常老到，在十七歲時，已有結集的意向，真是早慧又早熟了！

二、李素伯有遠大的志向，這是其成才的重要條件。王陽明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教條示龍場諸生》）李素伯的性格是溫婉靜穆的，是想而后切實做、行而不必見于言的那種。當然，他在暗中是立下遠大理想的，否則，很難想象他年紀輕輕而取得如此成績。十九歲那年寫的《傷春三疊·序》中有這么一句：詩成甲子當編集，生后庚寅合有辭。上句有自注予學作詩自甲子始。甲子是他十七歲的時候，那是說，他那時就立下寫詩即當編集傳世的志向。下句則須解釋一下，李素伯短暫的一生未逢庚寅年，他出生前的庚寅年是1890年，死后的庚寅是1950年。而寅即虎。庚寅，即庚虎，庚虎是白虎。指二十八宿中位于西方的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因庚在五方中屬西方，故白虎又稱庚虎。唐呂巖《七言》詩：庚虎循環(huán)餐絳雪，甲龍夭喬迸靈泉�！秴f(xié)紀辨方書》引《人元秘樞經(jīng)》：白虎者，歲中兇神也。因此，此句之意是指自己死后。而合有辭，指后世對他的評價，他是在乎的，自然是正面的、榮隆的�？梢�，李素伯早早就立志著述成編，流芳百世。當然，他說得很委婉，說得很隱約。再說他十五虛歲做的《重陽感懷》，即可看得出，還是孩提的李素伯就崇尚羊祜一生的重大建樹，感佩羊祜死后被人懷念的光榮；他悲悼伍子胥的悲劇，感嘆他以定時的潮汐表現(xiàn)心志的永恒。而范仲淹的憂樂觀也已經(jīng)深入了他的心志。在《秋日雜感二首》中作賦須追王勃后，執(zhí)鞭要在祖生先，顯然，這里將王勃之才視為自己目標，以祖逖之志作為實現(xiàn)目標的榜樣。《乙丑重九后四日十八初度感賦》中閉門羞為陳正字，虛名敢羨杜樊川。酒酣那覓封侯處，獨自長吟寶劍篇句，這里以陳師道、杜牧之自詡，以封侯之榮作為自己的目標。獨吟寶劍篇，則表明他的矜持。這些都說明了，他要做歷史上的王勃、杜牧之流的一流文學家。

李素伯在過二十五歲的生日時，竟然有九首《絕句》是集龔詩，這是發(fā)人深省的。龔自珍為什么那么引起他的共鳴呢？從其所集的詩句中可以找到答案，首是題自己的照片的：子云壯歲雕蟲感，狼藉丹黃竊自哀。今日不揮閑時淚，九州生氣恃風雷。他把自己比作揚雄，空有學問，無人援引，從而表示出無比悵惘。其他八首，有與其相類者。這樣暗中表示其志向的還有不少。一個人，有志向，才有目標；有目標，才有動力，才能實現(xiàn)。

三、李素伯的勤勉與用心，是他成才的根本條件。我們舉幾個具體實例。

他在十八歲那年，自己編訂《獨賞集》，收錄古今人詩四千多首，凡十六卷，共八冊。其披覽之廣，閱讀之勤，品鑒之深，收獲之實，可以想見了。

十九歲那年編《海門耆舊傳》，其序中說，他既悼末俗之陵替，懼文獻之放失，因不自揆，乃旁羅載籍，薈萃舊聞，為耆舊傳二卷，附列女傳一卷，所以賡揚前烈，誘迪方來，……余之志也。請注意，他不是從志乘中獲得，而是旁羅載籍所致，他是這樣的有心，這樣的用心！對祖國文化、對家鄉(xiāng)人文，那種摯愛之情，那種負責精神，是那樣的深切與高遠，令人肅然起敬。

《李素伯文集》附錄的末，是《讀書筆記輯存》，凡二十四則。涉及詩文語句，典則故事，文物雜項，古今人物，遺詩巧對，……今只舉第二十四則《惆悵錄》，凡一百五十六字，所引書有《王氏譜》《衛(wèi)玠別傳》《漢書》《世說新語》《晉書》及桓譚的《新論》，其如此用心，能不成為大家嗎？

我們從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把古時經(jīng)典似乎已經(jīng)盡皆讀遍，于是他把眼光轉向近代的圣哲。剛才舉其集龔詩九首，集中還有集龔的《綺懷十絕句》，可見對這位近代進取的大詩人龔自珍詩研讀的深入。他還有《讀散原精舍詩有作》，那是讀了陳三立的《散原精舍詩文集》后所做；又有《讀海藏樓詩有作》，那是讀了鄭孝胥詩集后所做；我還發(fā)現(xiàn)他的詩文中的許許多多的張謇元素……他就是這樣用心地搜羅吮吸古今學養(yǎng)的。

李素伯的文思是十分精深思辨的，在其十八歲那年，有《字質庵說》一文，那是對自己的自取字質庵的解釋，詮釋自己為什么取質，論說文與質的關系。文質之爭，是古代學人的傳統(tǒng)論題，著名的哲學命題。主要指文學作品的內(nèi)容和形式的關系，同時也具有文華和質樸的含義。出自孔子的《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中提出了文附質質持文，文質并茂、互為依存的觀點。李素伯取質為字，體現(xiàn)出他對文質關系的看法，認為質在文質中的主導地位，潛意識地表露出他固本求質、不尚浮華的品格，當然，他不排除本真中之善美，此以其所留文集為證。由此可知，李素伯對傳統(tǒng)文化的崇尚以及獨立思考。那時，他才十八虛歲。

還須一說的是，李素伯的文章中，屢屢引用日本及西方學者的論著，還翻譯了歐洲小說《新車》，這足以證明李素伯善于廣泛吸取先進文化，可以看出他所以有廣闊高遠的學術視野。

李素伯有這樣的天賦，立有這樣的志向，又那樣的勤奮，思辨是這樣的縝密，他取得這樣的成就，就不難理解了。

行文至此，使我想起了他同時代的兩位蜚聲學壇的同鄉(xiāng)，住在他老家二三十里遠的海門三陽鎮(zhèn)的陸侃如（19031978）與海門湯家鎮(zhèn)的卞之琳（19102000）。陸、卞兩人是創(chuàng)作與研學兼顧的，卞則初以創(chuàng)作聞名，而陸后以研學譽世。李素伯創(chuàng)作之業(yè)績，約略如卞之琳；而治學之成就，約略如陸侃如。倘天假其年，必能兼陸、卞之長，而譽滿當代，光耀史乘。

可惜，天妒英才。李素伯不到三十歲，就英年早逝了！這是何等的痛惜與遺憾！李素伯是啟東地靈生長出的人杰，李素伯是啟東的驕傲。我們紀念李素伯先生，更要研究李素伯先生，傳承李素伯先生。我們應當創(chuàng)造出無愧于時代的文化。留給人們，留給歷史。

徐乃為

2021年3月1日于南通霄泉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