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任教的十余年中，我從來沒有與教材打過交道，授課時也從來沒有用過示范作品。雖然會給學生看一些自己認為好的案例與推薦一些好書，但在法國的教學中強調特色、個性而反對模式。

我真正接觸到教材是在2002年從法國來中國工作后，次在書店里見到了鋪天蓋地的教材。問后方知，在國內的大部分院校都有對教材的要求。因此，教材便成了中國的學院教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想來這也算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特色吧？！

話說回來，當我們得知擴招后的中國大約有上千所院校有設計類專業(yè)，每年有幾十萬的新生入學時，真的感到這是一個過于龐大的工程！要想在整體的組織上駕馭這么一個龐大的教育體系，看來教材的確可以在其中起到相對統(tǒng)一與規(guī)范的作用，也能夠成為一種很好的傳播載體，在行業(yè)內進行及時的溝通與交流。

從法國來到中國美術學院上海設計學院到后來在杭州主持設計藝術學院的工作期間，我一直致力于設計教育的改革，除了學院的領導工作外，也始終在教學一線實施著自己的理想探索一條中國自己的，符合于時代精神的，又能夠與國際先進教育接軌的設計教育改革之路。在自己的認識與知識范圍內，我調整著一個又一個的課程，也取得了一些值得自己欣慰的成果。直到有一天，學院的陳華沙老師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姚宏翔編輯帶到了我的辦公室，他是因為我剛剛結束的一門課程慕名而來的，這成了我與教材的次接觸。當我們在電腦上看完我的教學成果后，他當即邀我為出版社撰寫教材，當時我只是禮節(jié)性地應允了，但知道其中還有不少問題，如我不愿意以三大構成為名撰寫，而提議用二維設計基礎與三維設計基礎冠名等等，但確實也并不清楚具體應該如何去做。尤其是在我看來，撰寫教材是一件很認真嚴肅的事，沒有長期的積累是很難做好這項工作的。幾天后，宏翔編輯又帶來了他們的李新社長，在推進中國的設計教育改革的問題上，我們談得很投機。當時，李新社長就給了這么一個指示：讓王老師自己決定選題。好像背后還有一層意思，就是假如在推廣上因為教材的名稱而遇到不利局面，由出版社承擔責任。這就是我們的《二維設計基礎》與《三維設計基礎》兩本教材的起點，也是我們在中國參與撰寫教材的起步。在我們的心目中，始終覺得撰寫教材是一項神圣的工作，當它們將被作為范本、作為教學的輔助工具時，撰寫者的責任是重大的。因此，我們也一直堅持通過自己的教學經(jīng)歷的驗證來撰寫教材，而且假如沒有兩輪以上，即跨度兩年以上的思考與實踐，不去輕易地動手寫作。從《二維設計基礎》、《三維設計基礎》、《圖形語言與設計》的問世，到因為名稱的原因慢慢地被一些了解這個課程的院校采用，到今天已成為覆蓋除西藏、臺灣以外中國的大部分地區(qū)的教材，使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了同行們對我們多年研究與探索成果的認可，對撰寫教材的意義也有了新的認識。從中，我們真正地體會到教材可以是一種方式，展示我們的教學理念；可以是一種途徑，向同行傳播我們的教學思想；可以是一扇窗口，傳達與更新我們的探索與研究信息。也正因為如此，給了我們新的力量，繼續(xù)不斷地完善我們的探索，撰寫與更新我們的教材。

前年秋天，為了《字體設計與應用》一書的出版，我去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見宏翔編輯。當時正逢他們開全社大會，李新社長特地從會場出來與我談起了出版這套精品課程教材的設想，我為李新社長那種打造新世紀教學改革品牌教材的信念所打動，至此，開始在回國十多年的教學改革實踐的基礎上，著手策劃這套新的教材。希望為我們實現(xiàn)中國的設計教學改革的夢想再奉獻上一塊磚瓦。仍然是那個原則：在我們的知識范圍內，用我們自己親歷的經(jīng)驗與成果去一步一步地完成這一使命。也希望通過這樣的行為，傳達我們教學改革的探索的信息與經(jīng)驗。

對于我們來說，一個好的課程是需要精心設計的。首先，是從時代意義上去理解這門課程在教學整體的知識結構中的定位，了解課程的真正目的與應該達到的要求。其次，需要根據(jù)實際的課時量，在所有相關的知識點中進行選擇，以保證課程有的放矢。同時，按照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原則，安排好每一次的課程或是練習環(huán)節(jié)，尤其是找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以激發(fā)學生的學習熱情，保證教學的成效。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自己在認識上、經(jīng)歷上、構想上反復推敲、積累，并在教學中不斷根據(jù)經(jīng)驗對實際情況精心調整與完善。我們的著眼點則是希望利用我們各自分別在中國、法國、韓國的學習經(jīng)歷，十余年在法國與中國高校一線的教學經(jīng)驗，在充分比較東西方教學利弊的基礎上，研究與尋找一些真正符合中國學生的特點、中國的就業(yè)能力培養(yǎng)需求的，又能夠在其他院校的教學中推廣的教學方法，為中國的設計教育改革貢獻出一份小小的力量。實際上，這也是我決定來中國的原因，也是我們十年來持之以恒的追求。

王雪青 鄭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