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視覺文化巨人丁悚
顧錚
這是一個我們用現(xiàn)在“斜氣”(很)時髦、非常流行的“斜杠”“跨界”“跨媒介”等說法來形容其工作與事業(yè)而絕無半點違和感的人。
在他活躍的當時,他的“斜杠”,一“杠”又一“杠”得是如此的自然,其“跨界”,又跨得是這樣的風生水起,而他“跨媒介”的一招一式又都是那么地道得法,總之,他所付諸實踐的一切的一切,都顯得自然而然,沒有任何刻意為之的嫌疑。
此人,名叫丁悚,字慕琴,1891年出生于民國轄屬浙江省金山楓涇(今上海市金山區(qū)),1969年在上海去世。
丁悚在藝術上活躍的時期,可說與民國時期相始終。舉凡民國時代的各種視覺表達與傳達樣式,他無不與事。他少小先習洋畫,再水墨,而后又投身商業(yè)美術,畫技名震滬上。美術教育方面,他曾長上海美術?茖W校的教務。而長該校者乃與軍閥孫傳芳就人體模特兒“斗法”的“藝術叛徒”劉海粟。他也曾執(zhí)教于滬上大學與中學,傳播美術美育的種子,作育藝術人才。至今為人津津樂道的月份牌,為民國商業(yè)美術中的大宗。他因畫技高超而被中外煙草公司“獵頭”青睞,成為月份牌繪畫的最早縱筆者之一。當時上海紙媒發(fā)達,大量見諸報章雜志的封面畫、插圖以及平面廣告設計,他多主其事。他親自操刀的這些圖畫,畫面清新,構思獨特,令各報刊版面生輝,讀者爭睹。而在那個可以放論詭譎多變的時事民情的時代,漫畫更是丁悚發(fā)表意見,參與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手段。無論是以連續(xù)畫的方式展開的時事針砭還是獨幅漫畫的一針見血,都是他的拿手好戲。丁悚,因其漫畫與平面圖像而有功于民國紙媒的發(fā)達甚大。上海這個大碼頭,日日上演各色戲劇。作為票友,他欣然客串,活躍舞臺氣氛,甚至撰寫劇評,道盡其中奧妙。當時跑上海這個“大碼頭”的名伶名角,丁悚靡不相熟甚至相知。當早年民國的新興城市中產們流行攝影時,他早已是攝影的行家里手了。民國,是聲音與圖像借不斷進步的技術手段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時代。藝人灌唱片求更多傳播,中產市民置備留聲機(電唱機)居家聽唱片,成為當時一大時髦。丁悚熱衷于此,此中掌故于他如數(shù)家珍。電影,是當時大眾最喜歡的文藝休閑活動,丁悚當然是電影院的常客。久而久之,與滬上電影圈極其熟稔的他,也曾經起意拍攝,而且叫得動的大牌明星竟是周璇。更有甚者,他還執(zhí)筆弄管,寫過多篇小說,給上海文壇灌入陣陣清風。
丁悚,從來沒有畛域觀念,且樣樣來得,無一不精。而他所活躍的大舞臺,是上海,是當時遠東(此地理名詞今已棄用)的最具活力也最潮流、最時尚的地方。在戰(zhàn)火沒有打破上海的安寧與繁榮時,交友開闊的丁悚,常常呼朋引類,“嘯聚”于他所居住的“天祥里”(后為恒慶里)這條弄堂。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家客廳,就是當時上海文壇交際的沙龍,丁悚本人則是當年上海藝壇各種信息中轉的交通所在。他所親歷親聞的種種,早年曾經刊發(fā)于滬上《東方日報》,名為《四十年藝壇回憶錄(1902―1945)》。其回憶錄里的各個篇章,娓娓道來,風趣幽默,可長可短,道盡民國上海藝壇的各種逸事奇聞。
今天,他的這部回憶錄終于結集成書出版,自是可喜。其回憶所具有的一手性質,為我們深入迷宮般幽深的民國都市文化提供了一條別樣的路徑。他的記憶或可有不確之處,但光是由其回憶所打開的天地與提供的線索,就足以引人入勝了。這個“勝”,就是丁悚本人投身其間的民國文藝界,他所稱的“文壇”。這個“文壇”,包括了文學、新聞、電影、戲劇、音樂、美術與攝影等各界。那些后來在另一個時代被稱之為“牛鬼蛇神”的并不蕓蕓的藝壇眾生,在丁悚筆下,可說是傾巢而出,精彩、風采目不暇給。
值得一提的是,收入《藝壇回憶錄》中的老照片彌足珍貴。這些照片,最珍貴者無疑是丁悚本人所攝。此外還有丁悚本人珍藏的友朋之間相互饋贈的照片,其中有些照片上還有當時饋贈者的親筆簽名。由于戰(zhàn)火離亂,丁悚經手的這些照片能夠安全存留至今者實在不多。幸虧丁悚后人仍有少許收藏,現(xiàn)在終于可以在書中與讀者相見,幸何如之。
丁悚熱衷于新事物,而攝影在他當時是一等一的最新成像手段,他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丁悚既經常身挎照相機,隨時為身邊紅男綠女朋友們“影相”,也以創(chuàng)作心態(tài)拍攝各種事物,涉及題材廣泛,包括都市景觀、家庭肖像、人體攝影等。尤其是他的這些攝影“創(chuàng)作”,使他當仁不讓地成為中國攝影史上的一個不可忽略的人物。而友朋間相互交換照片,作為一種當時的社交方式,也使得珍重友情的丁悚先生得以保存許多珍貴的贈照。幸運的是,這些照片在經歷了歷史的大動蕩后,穿越歷史風云幸存下來,來到我們面前,讓我們目睹了那個時代的方方面面。無論是他拍攝的照片還是他珍藏的照片,我們都可從各式人等的身上穿著窺見民國時尚之一斑,也可見當時人物的心氣與精神。所有這一切,在在躍如(相)紙上。后人如欲考訂當時人物形象,這些照片也成為重要線索(可與其他照片交相印證相貌)與證據(jù)(一些在場與相互交游關系的證據(jù))。
更有意思的是,丁悚在《四十年藝壇回憶錄(1902―1945)》中不時夾雜蘇南滬上方言,這些今已棄用的詞語,成為了方言的化石。書中丁悚繪聲繪色所描述的一些事相,被他以方言描述,更顯生動。有些語言表現(xiàn),比如“急得吊人中”(第47則)讀來不禁令人莞爾。
丁悚及其活躍于中的時代,大致可以1937年抗戰(zhàn)軍興為界。其紛亂與動蕩,以及在文藝各方面的成就之輝煌、耀眼與駁雜,無法不讓我想起歐陸同時代的德國魏瑪共和(1918―1933)。將丁悚身處的民國時代與魏瑪時期做比較或許頗可商榷,在可比性方面可能需要更多的陳說與爭辯。但至少,我覺得,在民國上海與魏瑪柏林(魏瑪文化的主要生產地)這兩個不同地方,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各種力量的博弈之下,迷戀于兩地現(xiàn)代氣氛的藝術家們,趁勢而起,爭取一切可能的表現(xiàn)自由這一點上,是有著一致性的。借用美國學者雷勤風(ChristopherRea)的形容,那是一個“大不敬的時代”,盡管有種種審查與壓制,但他們頭上的政府都受各種制約,在上海,更復雜的是上海還多了殖民地當局這一重管轄與管制。因此,無論柏林還是上海,那些當局者不是那么強勢,或者說無法強勢是可以想象的。也因此,在這兩個地方生存的、天生追求表現(xiàn)自由的藝術家們,無論上海還是柏林的藝術家們,在享受、利用文化自由的特殊的歷史條件的同時,也都以各自的卓絕才華,在復雜的歷史條件下,催生了令后人瞠目結舌的燦爛無比的文藝之花。
柏林的藝術家們由于一戰(zhàn)大屠殺所引發(fā)的幻滅,他們的“新客觀主義”藝術具強烈的批判性。而上海藝術家們或許雖同樣沉浸于資本主義消費所帶來的享樂,但面對的貧富分化、政治壓力與殖民恥辱,所激發(fā)的批判性并不弱于他們的德國同行。在回憶錄中,丁悚曾憶及在西安事變時,因一幅時事漫畫而被國民黨中宣部黨部老爺叫去南京“問話”的事。當然,所幸結局還好,屬有驚無險。從與現(xiàn)實密切相關的視覺表達上說,丁悚他們當時最可活用的表達與傳播空間,是大量發(fā)行的漫畫雜志與報紙副刊。包括他本人的大量創(chuàng)作在內的時事漫畫作品,由于其批判性與時事性,已經成為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文化畫卷中最為璀璨的篇章。
而且,魏瑪柏林的一些藝術家,尤其是視覺藝術家如喬治·格羅茲等,作為民國漫畫家的同時代人,其工作直接影響到了民國的一些藝術家。比如蔡若虹、陸志庠的有關上海都會生活,尤其是都市庶民的日常的漫畫作品,可以明顯看到格羅茲的影子。如果考察丁悚的工作,能夠稍稍著眼、著力于這樣一個比較視角,或許會獲得更為有趣的成果。這是我看他的回憶錄所獲得的、也是很想與讀者分享的所感。
近期,國內學界有關民國時期的視覺文化的研究漸成熱潮。對于過往不入主流美術史的攝影、漫畫、平面設計與商業(yè)美術的大家巨匠們的實踐的研究逐漸展開。比如張光宇、陳之佛等人的工作開始受到較大關注。這一趨勢或可視為一種美術史向視覺文化的“轉向”。就丁悚在視覺文化實踐方面的整體來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屬于張氏上一代的丁悚,由于其工作需多摸索而更具開拓性,所遇困難似更大,所求理解也更難。尤其是他的商業(yè)美術實踐,如何在“美”與“商”之間取得平衡的經驗與寬容是當時所缺,因此他要面對的不解、誤解甚至是輕視往往要比張氏當時更甚。但丁悚通過自己的出色工作,讓當時的人們意識到,商業(yè)美術作為生活之必需,也是生活本身之一部分。尤其是其所反映的時代趣味,更為后世了解當時提供了重要的視覺參數(shù)。與此同時,更有一個重大難關需要他以及后人、同人們去努力達成的目標是,來自歐美的商業(yè)美術形式與傳播要求,無論是在語言風格上還是在傳播方式上如何轉化為中國人樂見的形式令國人接受,所謂在地化,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深加探索的。所幸有包括了丁悚在內的諸多先輩的開拓與摸索,使得包括張光宇在內的后來人才得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克紹箕裘,展開更為深入的探索,終至形成民國時期視覺文化有聲有色的壯觀局面。
丁悚活躍其中的時代,正好是商業(yè)美術(月份牌)、漫畫、默片、有聲電影以及攝影等開始成為信息傳播的新形式,并且日益與都市大眾發(fā)生密切關系,逐漸成為大眾娛樂與消費的主要形式的時代。這些新興的“低”視覺樣式,與當時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的“高”精英藝術如水墨與油畫等并存于世,并迅速涌入大眾日常生活,形成一種視覺生產與消費的新趨勢與新現(xiàn)象。在丁悚的回憶錄中,既有江新這樣的掌握雕塑這種“高藝術”樣式的海歸高手,也有如沈泊塵這樣的曾經與他并肩作戰(zhàn)的漫畫先驅,但他都一視同仁,以幽默的文筆兼收并蓄于自己的親切回憶中。這些“高”“低”之間的邊界、壁壘、門戶,在他這里早就煙消云散,不成問題。
丁悚以及他的同時代人的全面開花的視覺文化實踐,給當時中國現(xiàn)代都市文化的發(fā)展以及趣味轉向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為都市大眾打開了眼界。從根本上說,他所活躍的時代,是一種現(xiàn)代意義上的都會開始生成、都會文化開始發(fā)育發(fā)達的時代。在民國上海以自己的三頭六臂打開一片新天地的丁悚,為都會文化的形成貢獻了自己的才華,而丁悚本人也成為了都會文化的一部分。丁悚的包括了社交在內所有文化活動,都在為上海這個當時的東方“巴黎”的都會文化的形成做貢獻?上У氖,至今對于他的工作的研究還不深入,因此人們也比較難于把握他的歷史貢獻與影響為何。而他的這本回憶錄,則是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他的這種貢獻與影響的重要材料與證據(jù),相信也會為重新評價他的工作帶來新的契機。凱文·林奇曾經說過:“狄更斯和倫敦的建城者同樣幫助我們認識了倫敦!蔽覀兘裉炜炊°さ呢暙I,或可將林奇此話稍作更改敬獻于他:丁悚和上海的建城者同樣幫助我們認識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