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赤誠待友生死之誼
    熊樂忱先生是父親的老朋友，天華先生的入室弟子，也是我國音樂界的老前輩。父母親與熊伯伯一家從抗日戰(zhàn)爭前在北平就建立了友誼，到“七·七”事變后，父親與熊伯伯等人一行，歷經(jīng)艱險奔赴大后方，從重慶時期到抗戰(zhàn)勝利后在南京一直來往不斷，新中國成立后又在北京相會，幾十年的友誼結(jié)成莫逆之交。“文革”期間樂忱先生在江西蒙冤，被發(fā)配到農(nóng)村落戶，他雖有眾多子女，卻多自顧不暇或與他“劃清界限”。老人的妻子去世，只身在農(nóng)村貧病交加。唯一能與外界溝通的半導(dǎo)體收音機，常因買不起電池而“斷聽”。當時父親不斷寫信鼓勵他要堅強面對暫時的難關(guān)，同時又讓母親定期買好成打的電池和農(nóng)村買不到的生活用品給他寄去，當周總理去世后，熊先生懷著巨大的悲痛，寫信到北京請父母親寄一幀總理遺像給他，因一時沒有買到，父母親恭恭敬敬地把家中唯一一張懸掛在墻上的總理像摘下給熊先生寄去。
    粉碎“四人幫”后，熊樂忱先生80年代初經(jīng)落實政策獲得平反，父母親聞知喜訊，興奮得徹夜未眠。熊先生重新煥發(fā)了青春，雖已年過古稀，但以充沛的活力奔走于江西、北京之間，又利用他的舊關(guān)系，熱情為海峽兩岸牽線搭橋，為祖國和平統(tǒng)一大業(yè)做出貢獻。1981年5月，熊先生來京與我父母親重聚，并拜見恩師天華先生的夫人。幾位老人愉快相見，共敘友誼并樂觀地展望祖國美好遠景，其樂融融。不久，父親病重住院，熊先生又專程前來看望、陪護。父親彌留之際，熊先生急忙趕來，因心情沉重，不慎在醫(yī)院走廊摔得頭破血流。父親去世后舉行告別儀式的第二天，樂忱先生執(zhí)意要親自陪同我們弟兄倆赴八寶山殯儀館取回父親的骨灰，不但如此，他還懇切提出希望讓他來購置骨灰盒。我們考慮再三，又怕挫傷了他的一片誠心，最后父親的骨灰盒是由熊伯伯和我們兄弟倆共同購置的。
    父親的一生，對人赤誠相待，他也得到了同樣真誠無價的友情回報。父親與老友樂忱先生歷經(jīng)半個多世紀的生死之誼，為我們留下感人的篇章。
    10.無盡的愛心
    1981年春，患病多時的父親身體越來越衰弱，到六七月間他的惡性腹瀉癥一天內(nèi)竟達二十余次，這對于年輕健康的人都無法承受，何況父親的久病之軀。到七月中旬，父親的病情日益加重，全家人束手無策，只好送他去醫(yī)院搶救。我們拆除了筒子樓房間的房門，用擔架抬父親上了救護車，他老人家再也沒有能回到度過人生最后10年的中央音樂學院三號樓。
    我們送父親住進了位于北京西郊玉泉路的解放軍307醫(yī)院。在兩個多月的日日夜夜里，我和哥哥輪流陪護在父親的身旁。醫(yī)院對父親的治療雖盡了很大努力，還組織了專家會診，但無法控制父親的病情。父親很難正常進食，更多靠輸液維持生命。他的身體日漸消瘦，清癯的面龐上，一雙大大的眼睛總是慈愛地看著我們。即使在這種狀況下，父親也沒有悲觀絕望過。他在神志清醒時，總要和我們交談，他從來不談自己的病，而是像過去的正常日子里那樣，和我們談的更多的是音樂、文學和他創(chuàng)作中的體會。時時有在京的親友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弟子來醫(yī)院看望他，父親總是努力地以微笑面對他們，以免他們太憂慮。他還特別牽掛著一些忠厚善良而又屢遭坎坷與磨難的遠方弟子們，時時向我們念叨著他們的名字，關(guān)注他們的近況。那時電話不像現(xiàn)在這樣方便，有時父親在病榻上思念心切，就會囑我們弟兄代他寫信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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