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于《申報》的《自由談》上開頭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偽自由書》和《準(zhǔn)風(fēng)月談》兩本。后來編輯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擠軋得苦，到第二年，終于被擠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擱筆，但為了賭氣，卻還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托人抄寫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細辨，依然常常登了出來。一面又擴大了范圍，給《中華日報》的副刊《動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類，也間或?qū)憥灼�同樣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寫的這些東西來，就是這一本《花邊文學(xué)》。

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zhàn)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使我的戰(zhàn)友看得頭疼；二，因為“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并無足取。至于我們的意見不同之處，是我以為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yōu)，他卻以為應(yīng)該待我們比雞鴨優(yōu)，我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這里不必多說。此外，倒也并無什么可記之事。只為了一篇《玩笑只當(dāng)它玩笑》，又曾引出過一封文公直先生的來信，筆伐的更嚴重了，說我是“漢奸”，現(xiàn)在和我的復(fù)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攻擊，離上舉的兩位還差得很遠，這里都不轉(zhuǎn)載了。

“花邊文學(xué)”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為了《閑話皇帝》事件，官家的書報檢查處忽然不知所往，還革掉七位檢查官，日報上被刪之處，也好像可以留著空白（術(shù)語謂之“開天窗”）了。但那時可真厲害，這么說不可以，那么說又不成功，而且刪掉的地方，還不許留下空隙，要接起來，使作者自己來負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責(zé)任。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夠茍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么，非奴隸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經(jīng)和幾個朋友閑談。一個朋友說：現(xiàn)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么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所以，那時發(fā)表出來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現(xiàn)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們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現(xiàn)在，他們的言行是誰也無從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準(zhǔn)的有骨氣的文章之外，讀者也只能看看沒有骨氣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隸出身，不同二十五歲以內(nèi)的青年，一生下來就是中華民國的主子，然而他們不經(jīng)世故，偶爾“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釘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發(fā)表的，當(dāng)然不給它見得有骨氣，所以被“花邊”所裝飾者，大約也確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刪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現(xiàn)在補全，仍用黑點為記。我看《論秦理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報館的總編輯刪的，別的兩篇，卻是檢查官刪的：這里都顯著他們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談》和《動向》，都�？�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經(jīng)想過：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開初的一兩期還不妨，假使接連不斷，它就總歸活不久。于是從今年起，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因為對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悶棍，對于自己，是不愿做開路的呆子，對于刊物，是希望它盡可能的長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別敷延推宕，非“擺架子”也，是帶些好意——然而有時也是惡意——的“世故”：這是要請索稿者原諒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這才看見了新聞記者的“保護正當(dāng)輿論”的請愿和智識階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要過年了，我不知道結(jié)果怎么樣。然而，即使從此文章都成了民眾的喉舌，那代價也可謂大極了：是北五省的自治。這恰如先前的不敢懇請“保護正當(dāng)輿論”和要求言論自由的代價之大一樣：是東三省的淪亡。不過這一次，換來的東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萬一不幸，后來又復(fù)換回了我做“花邊文學(xué)”一樣的時代，大家試來猜一猜那代價該是什么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