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趙劉洋博士的專著《婦女、家庭與法律實踐：清代以來的法律社會史》即將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付梓。我很榮幸受邀為本書寫序。本書關注的是清代以來婦女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及其實踐問題。劉洋從自殺和離婚這兩個具體議題出發(fā)，梳理了清代直至當代相關法律規(guī)定及其實踐，以及法律與社會、道德之間持續(xù)性的復雜糾纏。

本書的優(yōu)點之一，在于較為全面地吸收了中外學界在中國法律史研究的權威成果，并嘗試與重要的學術史脈絡（不限于法律史學的脈絡）展開對話。讀者將會發(fā)現(xiàn)，劉洋在本書中綜述了大量知名學者的中國法律史研究，這些學者包括但不限于馬克斯·韋伯、瞿同祖、黃宗智、仁井田陞、滋賀秀三、布迪（Derk Bodde）、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康雅信（Alison W. Conner）、鐘威廉（William C. Jones）、蘇成捷（Mattshew Sommer）。這使得本書具備了開闊的學術視野，其研究意義也得到了極大提升。在法律史學之外，本書也嘗試在有關婦女自殺的一章中，與晚近婦女史研究強調歷史上女性自主性的傾向展開對話，還試圖在當代離婚法實踐的一章中，與主張離婚法實踐呈現(xiàn)出私人領域化和法院體制及其實用傾向仍制約婚權利這兩種觀點展開對話，并提出了自己基于扎實經驗研究的觀察結論。

本書的優(yōu)點之二，在于以實踐社會科學的精神，貫穿歷史經驗與當代實踐的嘗試。一項學術研究要成為引起時代共鳴的優(yōu)秀成果，就必須展現(xiàn)出當代關懷。法律史研究也不例外。本書沒有陷入法律史領域習以為常的斷代史或跑馬占地傾向，亦即未將自己的研究范圍局限在清代或民國時期，而是從對當代婦女法律地位的關懷出發(fā)，以這一問題意識，貫通性地研究了清代、民國、1949年至改革開放之前、改革開放之后這四個歷史階段的婦女相關法律及其實踐。這種長時段的考察視野，雖然有可能導致對某一具體時段的若干細節(jié)觀察不足，但卻更有可能揭示出歷史發(fā)展所處的長期性結構，以及具體人物和事件背后的更深刻變革，并為當代和未來的實踐走向，提供更為清晰和全面的歷史指引。

本書的優(yōu)點之三，在于溝通理論與經驗的努力。本書不僅僅是一本純經驗研究作品。劉洋在書中各處，均嘗試以自己的經驗觀察結論，與社會科學中某些重要理論展開對話，甚至嘗試以中國經驗對西方理論本身做出適度修正。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本書討論婦女自殺法律問題的一章中，與韋伯形式主義法律觀展開的對話。在韋伯看來，現(xiàn)代法律突出的特點，便是其形式合理性，亦即法律脫離宗教、道德、倫理、情感等等因素，成為純粹形式邏輯構造的體系。但劉洋通過對清代以降婦女自殺問題的分析，指出了如下悖論性事實：清代法律的過度道德化固然導致婦女遭受極大壓抑，從而引發(fā)頻繁的婦女自殺現(xiàn)象；但當代法律的過度去道德化，卻也導致個體權利意識的頻繁碰撞，而當下鄉(xiāng)村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狀態(tài)，卻又無法完全滿足這種權利意識，這反而又導致婦女（尤其是老年婦女）自殺。因此，與韋伯看法不同的是，劉洋認為即使是在現(xiàn)代法中，法律也應該根據(jù)社會的具體實際考慮道德問題，融合權利與道德。

本書的優(yōu)點之四，是在研究方法上連接了法內與法外的視角。作為一部法律社會史作品，本書顯然不滿足于純粹觀察法律體系本身的運作，而是試圖將法律尤其是司法實踐置于社會之中，觀察法律與社會諸種因素間的復雜互動。無論是研究清代自殺問題還是賣妻、典妻糾紛，還是20世紀不同時期的離婚糾紛，抑或當代離婚訴訟中的房產分割問題，劉洋都能夠從糾紛的社會、經濟，道德和法律原因，法律和政策的應對方式，審判的具體實踐，法律實施的實際效果，國家觀察到此效果后的再度法律政策調整等維度，來全方位地展現(xiàn)出法律與社會間的復雜糾纏。這種立體化的考察方式，無疑能夠引起更多的跨學科共鳴，并促進跨學科交流。

總體而言，本書是中國法律社會史領域的一部典范性作品�？鐚W科風格的法律史研究頗為不易；既包含理論關懷，又建基于扎實檔案研究的法律社會史研究，更為不易。劉洋是黃宗智教授的高徒，而我本人自學生時代起，也長期參與黃老師主導的各種學術活動，并受其教誨。如今劉洋與我也一同供職于復旦大學。作為同門和同事，以我對劉洋的了解，相信他一定能夠再接再厲，繼續(xù)穩(wěn)坐冷板凳，在若干年后創(chuàng)作出更為優(yōu)秀的法律社會史作品，為法律史學研究做出新的貢獻。

賴駿楠

2021年6月3日寫于復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