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81年。

那是一個沒有網(wǎng)絡，電話也不普及的年代。

人與人若要相見，需要坐火車、汽車或輪船，披星戴月，晝夜趕路，翻山越嶺，方可見上一面。

親人之間，相隔兩地，平日里都靠書信往來。

我家在河南，我母親的大姐，也就是我大姨，被招工進了鋼廠，從湖北、四川輾轉到上海寶鋼集團，才算安定下來。

猶如每個大家庭的長姐一般，遠在異鄉(xiāng)的大姨非常顧家。她幾乎每隔一兩個月，就會從上海給我們寄郵件回來：有時是或新或舊的衣物，有時是或多或少的錢款，有時是鄉(xiāng)村買不到，但我患肺結核的母親急需的藥品。

不管寄什么來，大姨都會附上一封信，說說上海那邊的情況，鼓勵我們好好學習。

在我童年的記憶里，大姨的來信，猶如貧困而粗糲的生活中一道充滿希望的亮光，不僅總在關鍵時刻幫助我們那個小家渡過難關，而且鑿通了少年的我與外界之間的一堵墻。

在那農(nóng)田和村莊，糧食和莊稼，閉塞和偏見之外，還有一個遙遠而嶄新的世界。

我還沒有去過那個世界，但那個世界一定存在，且與故鄉(xiāng)的風光不同。

大概懷著對新世界的向往，我踏上了刻苦而自律的求學路，成了我們那個三鄉(xiāng)交界的貧困小村里，個考上本科的大學生。

到大學報到的第三天，我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的信。

懷著好奇，打開一看，竟然是我高中時暗戀的一個男孩子寫來的。

我欣喜若狂，卻沒有勇氣把內(nèi)心的想法講給他聽。年少的自卑和困頓，讓我不敢面對真實的自己，就顧左右而言他，用極其晦澀難懂的語言給他回了一封信。

沒有想到，他的回信很快到來。他用質樸而溫暖的筆調(diào)，給我講了學校的趣事、北京的見聞、讀書的感悟，當然還有，每個18歲的男生都會遇見的煩惱和哀傷。

我們開始了頻繁的書信往來。

盡管，我一直沒有勇氣向他表白，而他自己好像也一直活在某種困境里，距離上的遙遠和情感上的羞澀，讓我們彼此無法互相搭救，但他的時常來信，依然成了我青春歲月里某種堪稱信念的東西。

我讀了他推薦的不少書目，在讀書后開始練筆，給很多報紙投稿，大學期間就發(fā)表了數(shù)萬字的文章。

因為他讀的是新聞學，畢業(yè)后就當了記者。而學歷史的我在大學畢業(yè)后，竟然陰差陽錯進了報社，如他一樣，也當了記者。

我們失散在青春里，但某些溫熱且頑強的東西，一直保留了下來。

比如，關于讀書和寫信，關于青春和致敬，關于遙遙相望的牽掛和羞于啟齒的一代人的情感。

到了報社后，我工作的個部門是新聞熱線部，其中一個任務，就是接收讀者來信。

那是紙媒的黃金時代，讀者對媒體有著天然的敬仰和信賴。

來信的讀者特別多，我讀著那些書寫或工整或潦草，文字或樸素或激憤的信件，總會想起已經(jīng)去世的大姨，還有走散的那個男同學。然后，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逐一給來信的讀者回復，就像完成某種儀式，或填補某種遺憾。

再后來，我成了報社火的欄目情感專欄的主編，通過書信和電郵，和各種各樣的讀者進行情感交流，聽了很多愛恨情仇的故事，也讀了很多纏綿悱惻的來信。

為了給更多讀者提供情感和心理的支撐，我讀了心理學。也為了讓寫作不再局限于傳統(tǒng)媒體的題材和禁錮，我在38歲那年辭了職。

我開了自己的公眾號閑時花開，并在公眾號里開了一個專欄叫娜姐來信。

我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重訪舊時光，閱讀他人、他事和自己。我一次次把自己打開，也一寸寸走近更多人。

我在別人的故事里，看見了自己的疼痛和眼淚；我也用自己的理解，陪伴更多人挨過長夜和困境。至今我都不清楚，我和來信的讀者，到底是誰救贖了誰。

或許，這本身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清楚地知道，在這個世界的某個地方，有個人曾給我來過信，我曾給他回過信，我們通過書信彼此靠近，又通過這種靠近，獲得愛的能量并懂得慈悲。

這就夠了。

寫信的意義，并非一定要辨明什么真知灼見，而是為了在看見與被看見中，知道自己并不孤獨。

這正是我出版這本《見字如面》的初心：在這個急躁而功利的時代，我愿意當那個給你寫信、回信的人，和你一起面對內(nèi)心的脆弱和溫柔、孤獨和柔韌、遺憾和珍重。

這本書收錄了我這些年寫給讀者的信件里有代表性的部分。這一封封寫給少年、青年和中年人，融匯成長、愛戀和婚姻的信件，來自讀者，也來自我心。

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來信關乎個人隱私的部分，都已處理，但一點都不影響閱讀和體悟。

所以，這不是寫給某個人或某些人的信件，而是讓各個年齡段的人，都能照見自己的情感手冊。

感謝每位來信的讀者。

感謝我的編輯。

感謝曾用信件溫暖過我的親人和朋友。

感謝我的愛人和孩子對我寫作夢想的支持，始終鼓勵我寫出真實的心聲。

感謝每位閱讀者。

見字如面。

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