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在中國的漢字中，是一個具有崇高地位的名詞，它曾是社會制度，曾是司法律令，也是一種一直蘊涵于內(nèi)在的文化。
　　我國的禮起源于史前，形成于商周，興盛于漢唐，完善于兩宋明清，貫徹在整個封建社會發(fā)展的歷史時期之中。它不斷地在朝代更迭中退縮，又不斷地被重建發(fā)揚，可以說歷經(jīng)式微復興的循環(huán)，但從來就沒有死亡過。雖然在近代，禮從精神到形式都發(fā)生了很大的改變，很多源自遠古的禮儀被西方的、現(xiàn)代的禮儀所取代，禮制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也徹底地消亡了，但它的基因始終存留在社會生活的各種細節(jié)里，沉淀在文化記憶的深處，只要稍加探尋，它優(yōu)雅靈動的身影便可立即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
　　一、禮從何來那么，什么是禮呢？先秦《茍子·禮論》中說：“禮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yǎng)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币馑际钦f，為什么會有“禮”這樣東西呢？因為人生來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滿足時就要去追求，追求的時候如果不知界限分寸，就要相互爭斗，一旦爭斗，社會就會發(fā)生混亂，一亂，大家都會被拖進絕境之中，因為上古的圣王不希望這樣的情況發(fā)生，所以制定了禮儀，讓大家各安其分，既滿足人們的欲望和要求，同時也避免資源因人們無止境的欲望而枯竭，兩者之間保持平衡，就都能有所增長。這就是禮的起因。荀子是儒學先圣，他的觀點就是儒家的觀點。正如他所說，儒家認為禮是保持社會和諧發(fā)展的一種良好的制度。
　　但是，我國最早的禮，并不是某一個或某幾個圣王為了管理人的欲望而制定的，它是人類社會達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之后，由于財富、權力向某些人某些團體集中而自然產(chǎn)生的事物。禮最初指的就是與原始宗教的祭祀、祭典相關的各種禮儀、禮器、禮樂等。通過對黃河、長江流域各地史前文化遺址的發(fā)掘，可以知道，我們的先民已經(jīng)建起供部族成員活動的廣場、神廟、高臺、祭壇，并制造出成組的雕刻精美的大型玉制品。在需要聚集部落全體成員的大型活動也就是祭祀天地鬼神萬物之靈的活動中，大規(guī)格的玉器，如玉璧、玉鉞、玉琮等，多并不適合作為普通裝飾品使用，這些玉器應該就是在祭祀儀式上才會被用到的禮器。
　　在江蘇武進寺墩發(fā)現(xiàn)的良渚文化墓地遺址，考古人員對比整個墓地地形圖，猜測這塊墓地本身就是按照玉琮的形狀設計的。玉琮是一種神圣的禮器，內(nèi)圓，外方，呈筒形，一般玉質不純凈，較為粗糲黯淡，商周時代用于祀地，人們也推想它在史前是祭司、巫師這樣地位顯要的人物用來通靈的，因此在規(guī)格很高的人物的墓葬中多有發(fā)現(xiàn)。人們用玉制禮器舉辦儀式，并將這些禮器隨同各種貴重或象征神秘力量之物埋人某些特定身份的人的墓坑中，有的就佩戴在墓主尸骸的手臂、頭部等處——那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的墓地。也被造得與其他部落成員的墓地不同，通常是高出地面并非常寬闊的——這些做法正是禮之制度的體現(xiàn)。《左傳》說，“器以藏禮”，禮器的出現(xiàn)和被使用的種種痕跡充分說明，在華夏大地原始人類的生活中，禮制的雛形已經(jīng)萌生了。
　　后世在禮儀上有一種傾向，即越是高等級的祭祀活動，所用的禮器、表現(xiàn)的形式就越簡樸。郊祭是周代的祭天儀式，最為重要，但這種儀式只需黜一片地面，用陶器和葫蘆瓢這樣最質樸的東西來象征“蓑地之性”�！抖Y記》中說道：“禮也者，返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庇袑W者認為，這樣的祭祀禮儀就是在模仿并致敬史前初民的生活，思考人類的由來，感恩大自然的饋贈和助養(yǎng)，展望子孫萬代的未來，此即禮“反古修本”“尚質貴本”以及“報本反始”的意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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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做的問題顯而易見。比如，唐代實行九品中正制，官吏分九品以上的流內(nèi)官和九品以外的流外官。根據(jù)禮制，高官貴族有身份特權，不容侵犯，暴力攻擊他們，是比較重的罪。如果流外官毆打議貴（即犯普通刑罪處罰可以從輕甚至豁免的貴族、大官僚），要判刑兩年，但是流內(nèi)官毆打議貴，卻只判一年，因為禮確定了人的等級，同樣的罪行，等級高的自然就判得輕。另一個例子是“諸妻毆夫”之罪，妻子打丈夫，要判刑一年，而妾、媵侍（奴婢）也參與打了，則罪加一等。這是同一個道理——按照禮制，妾和奴婢身份卑于妻子，即使她們只是從犯，責罰也更重。
　　在封建社會的巔峰時期，禮本身具有的不平等性也發(fā)展到了極致。這種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是中國傳統(tǒng)禮制的天然屬性，也是它進入現(xiàn)代之后必然遭到顛覆的原因所在。
　　5．儒修家禮（宋）儒家對禮的傳承，最重要的一環(huán)發(fā)生在兩宋時期。那就是禮制的下行。禮制過去一直都是貴族階層制定并主要實施的，普通庶民很難接觸到，也無法受到禮教，這也就是所謂的“禮不下庶人”。在庶民生活中，民俗的重要性遠超“文質彬彬”的官禮。北宋時，開始有儒家學者為民間撰寫禮制。這類的禮，被稱為“家禮”，也就是在遠離廟堂的百姓家庭中可以使用的禮儀。家禮中最著名的，是司馬光的《司馬氏書儀》、朱熹的《朱子家禮》和袁采的《袁氏世范》。
　　宿儒所修家禮，特點是簡化了古禮，融合了民俗，切合實際，也不失儒家之禮的主旨和標準。事實上，這些家禮是剝離了古禮中作為政治制度的成分，而僅留下并改造了可以“教化”普通百姓的禮義、道德、儀式的部分，因為只有這些部分，才對普通庶民具有實用性，進而才能將老百姓吸引到禮教中來。
　　宋代理學家朱熹認為古禮繁文縟節(jié)太多，而且本來就已經(jīng)荒廢很長時間，大多數(shù)人都不懂了，權宜之計是把古禮“濃縮”一下，得其大意，并與當時現(xiàn)行的禮儀、民俗結合，讓大家能夠通過親身踐行去感受禮的威嚴和節(jié)制力，也就可以了。
　　朱熹編修《朱子家禮》就是如此�，F(xiàn)存的《朱子家禮》為五卷。分“通禮”“冠禮”“婚禮”“喪禮”“祭禮”。朱熹的觀點是，禮就是“履”，即“履行”，僅存在于書本，不能付諸實施的禮，是沒有意義的。他制定的禮儀都充分考慮到可操作性，也做了一定的人性化處理。比如，他就認為，人在執(zhí)行禮儀的時候，要根據(jù)自己的家境來籌備安排各項物資和程序，祭祀用品“豐儉隨家”。冠禮、婚禮上長輩對晚輩的祝詞和申誡，要用當時通用的俗語，不要照搬典籍上的古文，否則，說的人和聽的人都不知道那些話是什么意思，就失去了這種禮儀的實際作用。喪禮一定不能太復雜，因為新逢至親之喪的人本來就身心俱疲，這時候再讓他去執(zhí)行各種煩瑣禮儀，太不通情理了。
　　但是，《朱子家禮》也并非一味從俗，民間習俗若不符合儒家價值觀，也會被摒棄。宋代流行男子新婚時頭戴花勝（也叫華勝，一種用彩紙剪成的首飾），花花綠綠地擋著面容，《朱子家禮》中便批評這種世俗習氣非常不妥，弄得男人不像個男人，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