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在青藏高原生活過的人幾乎都知道一種生命力很強的植物，那就是紅柳。紅柳不是因為紅軍長征路過而得名．它與紅色文化，與政治毫無關系，它就是生長在高原的、貧賤的木本植物。我們還可以這樣敘述：在嚴寒的高海拔區(qū)域，松樹、柏樹這類不畏寒冷的針葉科樹木也不能生長了，它們在更低的海拔區(qū)域獨生或成林。唯有紅柳跟荒一起生長，它幾乎是原或雪線冰川以下生長的樹木。它們沿著水邊、沼澤，抑或潮濕的地方頑強地生長著。它們的葉片青翠而有力，它們的身軀挺拔而不偉岸，它們讓所有的高原人刮目相看，它們默默地告訴世界，它們不是荒，它們是高原的樹木。而它們枝干的顏色紅紅的，像初升的太陽，也像清晨的朝霞，大家都簡單地叫它紅柳，紅色的柳樹。如果在這個海拔區(qū)沒有紅柳，我們甚至可以武斷地說這里沒有樹木。遼闊的若爾蓋原有很多這樣的紅柳，我們也對它們充滿了情義，它們是我們這些內地來到高原的人對森林和泉水的向往與記憶。而作家文君．自比高原紅柳，并且讓這些紅柳扎根在心里，生長成為一種精神，隨她遍地發(fā)芽。

    我與文君的友情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我們一起在偏僻的若爾蓋巴西中學讀書，在巴西的山里挖藥、撿蘑菇、挑野菜，一起偷了家里煮熟的牛肉、土狗肉跟伙伴們分享。那是一個灰色的時期，我們需要諸如挖藥、撿柴來添補家里的困難。那時，我甚至認為她的家境比我們好，我沒有在她的臉上、語言上感覺到貧困、苦難。文君的父親和母親，還有他們所有五個姊妹我全都熟悉，然而直到2013年若爾蓋建縣六十周年時，我無意間閱讀若爾蓋編輯出版的《圖說若爾蓋60年》書中的一篇小文章《鋼鐵脊梁》時我驚呆了，我居然一點兒也不熟悉文君一家人!而這時候距離我認識文君時已經(jīng)過去整整三十五年了。面對這個時間，我甚至不能諒解自己的粗心和無知。他們一家高風亮節(jié)，普普通通．其氣節(jié)和克服苦難的勇氣堪稱高原紅柳!

    文君的父親1933年出生于四川射洪縣金山，1953年參入若爾蓋地，那正是籌備建縣的時間，高海拔寒冷和土匪猖獗是那個時間的，我能想象當時生活生存的艱辛。因為在此后的三十年之后的20世紀80~代初中期，我在若爾蓋縣城的大街上行走時，夜晚還親眼看見過饑餓的狼。文君的父親先后給建縣起的j任縣委書記當過勤務員、警衛(wèi)員和通訊員，親自參加剿叛和初期政權建設，后來因公負傷差點兒丟了命，在甘肅陸軍醫(yī)院搶救落下終生殘疾，醫(yī)院給他特制了一個鋼架背心，可他出院后一樣地拼命工作，終因傷病和勞累過度于四十八歲時離開了人世。文君的父親是一個好軍人、好干部、好父親和好丈夫，他們夫妻倆生養(yǎng)了五個孩子，家庭困難程度可想而知，更何況他還是個殘疾人。領導和組織上多次要給他在成都和州府重新安排工作，撥款補助，他都堅決地拒絕了。更有甚者，他還在巴西周邊的藏寨里認養(yǎng)了五個干女兒。我真不知文君他們這些孩子是怎么活下來的，這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文君的父親，他可是三任縣委書記的勤務員、警衛(wèi)員、通訊員呀!可喜的是文君的姊妹們個個都長大了，都參加了工作，文君的大弟弟當上了郵政部門的局長，文君排行第二。成了詩人和作家。